2 学和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

明清时期的历史学有很大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除朝廷沿例官修

《明实录》、《清实录》、《元史》、《明史》、《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及续三通、清三通等之外，私人著史之风颇为盛兴。其中较为突出的，编年体有毕沉的《续资治通鉴》、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有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杂史笔记有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别集》、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地方志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学术史有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私人撰史之风肇兴于晚明，是社会变动、市民阶层崛起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

② 黄宗羲：《南雷文约》卷 1。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 洪榜：《初堂遗稿》卷 1，《戴先生行状》。

盾交织、政局动荡特定时代的产物。“明季野史，不下千家”①，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当代历史的研究和撰述，表明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地方志修纂迅速发展及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也是这种“将求其实用”② 观念的体现。今传方志 8000 余种，绝大部分为清人所修。由于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特别是清朝大大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边疆与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涌现出大批研究边疆史的著述成为这一时期历史学研究的又一显著特点。

乾嘉考据学派的努力，则在历代史书的考异、注释、续补和辑怯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明清时期在史学理论方面建树最大的是乾嘉学者章学诚，他不但在校雠学上堪称是前无古人的大师，对方志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而且提出修史要具备“吏德”，要有正确的“史意”（即史观），他认为六经皆史，主张修史贵开创而不拘于成法，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章学诚所著

《文史通义》被公认是与刘知几《史通》前后辉映的“双壁”，登上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的高峰。

明清鼎盛时期奠立的雄厚经济基础，统治阶级控制思想的政治需要，学术文化长期积累发展后亟需进一步总结整理的要求，以及考据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切使明清时期对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得到空前发展。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命大学士解缙等组织 2000 多儒臣文士编辑《永乐大典》，将“散在诸书，篇帙浩穰”的古今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以便查索利用③。该书共 22937 卷，辑人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艺、农艺等图书七八千种，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书成后未曾刊印，抄录正副两部分别收藏。后南京原本毁于火灾，北京所存两部也相继散缺，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抢掠、焚毁殆尽。1960 年中华书局曾将历年征集到的 730 卷影印出版。清康熙、雍正两朝，命陈梦雷主持

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 6 编，每

编又分门别类从古今典籍中按类采择摘录，搜罗宏富，共 1 万卷，是《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乾隆时，清政府又命纪昀、戴震、邵晋涵、王念孙等大批名流学者编纂《四库全书》。该书将当时所存重要典籍甄选之后完整抄录，编为经、史、子、集四部，凡 44 类，共收书 3457 种，79070 卷，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参加编辑的学者还对全部入选书籍及未抄录而仅存其目的另外 6760 种书籍的内容、学术源流、版本异同详加考证，并对其优劣得失做出评论，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目录学著作。明清时期大规模整理编纂书籍的工作，对于保存文化遗产和进一步发展文化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也曾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寓禁于征”，对全国书籍进行全面检查，大规模查禁、销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悖逆”和“违碍”书籍。乾隆时抽毁书籍 402 种，全毁

书籍 2453 种，累计“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培”①。而且在统治阶级“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搐击必严；怀诈挟私、荧

①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引清代史学家全祖望语。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编，《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③ 《永乐实录》卷 20。

① 章太炎，《■书·哀焚书》。

惑视听者，屏斥必力”②的威慑恫吓下，“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唯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③。即使收入四库的书籍也有不少字句内容遭到删改。这不啻是文化典籍史上的又一场巨大浩劫。这种互相矛盾的情况，鲜明反映了清朝文化政策中保存发展文化与控制禁烟思想并存的两重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