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国对殖民地政策的调整

法国统治集团对其殖民地政策的调整，同英国的做法虽有共同之处，但其背景和具体内容不尽相同。战后法国殖民政策的调整需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1940 年 6 月，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为抗击德国法西斯，光复国土，以戴高乐为首的自由法国运动只得依托法属非洲殖民地为生存基地，最后又凭借非洲殖民地作为反攻基地。据有关资料统计，战争初期，应征加入自由法国军队的黑非洲士兵约为 15 万人。此后，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又有数十万

军人相继加入自由法国运动。到 1944 年，仅在法国本土同德军作战的 40 万

法国军人中非洲人士兵就占约 30 万。他们中不少人为法国本土的解放英勇作战，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物力上，战争初期，自由法国运动的财政和军费开支几乎全部仰仗英国的贷款来维持。但在战争结束前夕，它依靠从海外殖民地征集来的资金和资源，不仅偿清了英国的全部贷款，还支持了本土的抗德解放战争。例如， 1940 年，自由法国运动从海外殖民地获得包括食品、油料作物和矿产品在内

的资源 40 万吨；到 1944 年，仅食品一项就获得将近 120 万吨。这些资源的一部分被转卖给英、美企业，并以此作为支付手段偿还借款，同时换回大量作战物资。在上述资源中，橡胶、棉花和粮食、肉类等食品所占的比重很大。

需要指出的是，自由法国运动凭借旧有的殖民统治政策和手段，以暴力为后盾，或接管殖民地的各种基金和经济机构，或在对外贸易中实行绝对控制，最大限度地搜刮殖民地的财富，另外还通过在殖民地增加税收、摊派公债等办法获取巨额款项。以税收为例，1938 年，法属西非的直接税为 6390 万殖民地法郎，1944 年则增加到 1.6690 亿殖民地法郎。同一时期，法属赤道非洲的直接税收增加幅度更大，从 4170 万殖民地法郎增加到 1.9840 亿殖民地法郎。除了这些直接获取的资源和款项之外，自由法国运动还将其在非洲殖民地的军事基地供盟国使用，以此为条件，换取美国等盟国数量可观的军事装备。

可以说，没有殖民地，特别是非洲殖民地的支持，就没有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和以后的胜利。法国殖民部长安·贾比科在 1945 年 10 月 12 日专门为回顾法属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而举办的展览会上曾指出，法国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地为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战，就是因为有殖民地人民的拥护，有其提供的丰富资源，有以其广袤的土地作为基地的结果①。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早在二次大战初期，法国就开始着手对其殖民地政策进行调整。

1941 年 8 月，自由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在法属赤道非洲取得立足之地。为了打开局面，争取非洲人民对自由法国运动的支持，并最大限度地动员殖民地的人力、物力以赢得抗德复国的胜利，它必须调整法国同其非洲殖民地的关系，改变原有殖民政策中不适应新形势的那部分。从 1941 年到战争结束前夕，自由法国运动进行的这种关系调整先后有两次。

第一次调整以《埃布埃通告》为标志。

费利克斯·埃布埃 1940—1944 年任法属赤道非洲总督。他出生于 1884

① Cahiers Francais D’information （《法国情报手册》），Paris 1945，p.10.

年，是圭亚那的法国人，祖父原是非洲黑奴。1905 年从法国波尔图大学毕业后，他曾在马里、马提尼克、乍得、乌班吉——沙里任殖民地官吏 25 年。1940

年 8 月，因促成乍得脱离维希政府加入自由法国运动有功，他被提升为法属

赤道非洲总督。1941 年 11 月 8 日，颁布了由他草拟的《法属赤道非洲新土著政策》，俗称《埃布埃通告》。通告的主要内容是：(1)宣布恢复土著的一些传统权力，承认、尊重和完善土著政治机构；实行两种权力的结合，即由殖民地总督同土著首领共同治理殖民地，以取代原来的直接统治；此外，通告还规定，在法属各个领地都应成立一个地方权益委员会，用以协调殖民政府同各个阶层人民的关系。(2)提出若干经济措施，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战时急需的橡胶、棉花和油料等作物，而且设立补贴基金用于稳定市场价格。(3)在社会、文教等方面也颁布若干法令，用以安定人心，缓和当地人民对殖民统治的不满情绪。

上述改革措施和关系调整，在当时战争的条件下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而更多的是为了宣传上的需要，或者说是法国对非洲人民作出的策略性让步。就在《埃布埃通告》颁布后不到一个月，法国刚果殖民当局对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残酷镇压，处死了非洲人友谊协会运动的领袖马佐亚·安德烈等人，一批受牵连的土著首领遭流放。当时自由法国困难重重，在非洲仅得到赤道非洲和喀麦隆的支持，而法属西非和北非的所有殖民地还控制在维希傀儡政府手里。其次，草创时期的自由法国运动人财两空，不能不依赖英国等盟国的援助，因而被迫接受有损自身主权和尊严的种种附带条件。要想争取法属西非和北非归附自由法国，进而摆脱自己的屈辱地位，就需要提出具有吸引力的政策，以示与维希政府有别。尽管如此，埃布埃提出的改革措施毕竟在旧的殖民体制上动了第一次手术，客观上对唤醒殖民地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起了一定的作用，为后来法国殖民政策的调整准备了条件。第二次调整以布拉柴维尔会议的召开为先导。二次大战进入第四个年头

时，由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取得节节胜利，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非洲殖民地出现了新的社会因素和力量，民族觉醒也有很大提高。经历战争洗礼的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殖民政策的批评和谴责越来越尖锐。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认识到在反侵略、反奴役、维护各个民族独立和生存的斗争中自己所处的地位。随着这种认识的进一步加深，不满情绪也就日益强烈。戴高乐将军不失为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他深知，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法国的光复指日可待，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如果不设法安抚殖民地民众的不满情绪，不处理好同殖民地的关系，就有可能使自由法国运动遭受损害，而且会影响到战后法国的重建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这就是布拉柴维尔会议之所以召开的历史背景。

1944 年 1 月 30 日—2 月 8 日，布拉柴维尔会议举行。戴高乐亲自为会议拟定方针主旨，自由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殖民委员勒约·普利文主持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 20 位总督和殖民地长官。会议的目的是通过总结《埃布埃通告》以来殖民地政策调整方面取得的经验，为战后制定新的非洲政策提供理论和行动准则方面的咨询意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殖民地在未来法国新政体中的地位及其内部的行政改革问题。会议通过了《布拉柴维尔宣言》，还通过一个《关于殖民地政治结构》的决议。

宣言中再一次明确提出，要恢复传统酋长制，县、乡一级的酋长不再由当局直接任命，改为在酋长家族和本地贵族当中进行选举，尊重和保护土著

上层的权力和利益，发挥土著政治机构的作用，使其有效地为当局服务；允许土著居民逐步参与本地区的政治生活，同时扩大他们在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权益。《关于殖民地政治结构》的决议，主要是向法国临时政府建议，建立一个包括黑非洲地区在内的海外殖民地的新组织（1946 年确定为法兰西联邦），以代替不合时代潮流的法兰西帝国，与此相适应，需调整殖民地的行政机构，使之有利于巩固新形势下的法非关系。

根据《布拉柴维尔宣言》的原则和 1944 年 3 月制定的《全国抵抗委员会宪章》有关条文，法国临时政府颁布了关于殖民地的一系列改革法令。其中重要的有：在政治方面，增加殖民地在法国制宪议会选举中的席位。在这之前，在法国制宪议会中，法属黑非洲仅占有一个席位（自 1940 年塞内加尔的

桑戈尔被选入制宪议会以来没有变动）。1945 年 10 月 21 日，法国制宪议会选举时，法属黑非洲获得了九个议席。此外，规定在各个殖民地增设地方代表会议（后改称领地会议），会议代表通过选举产生，但又规定参加代表会议选举的人应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并取得选举权资格者。在经济方面，宣布取消强制劳动，设立社会经济发展与投资基金，资助殖民地经济的发展，采取措施改进和加强农牧业生产。

一些西方学者把布拉柴维尔会议及其通过的宣言称作“划时代的改革”，甚至把它看作非殖民化进程的开端。事实上，布拉柴维尔会议的内容以及随后提出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全面付诸实施。这固然因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而影响调整的进程。但同来自殖民地移民利益集团的顽固抵制也有关系。而且，在涉及法国与殖民地的附属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法国决策者包括戴高乐本人的态度是十分强硬的。由于担心殖民地有朝一日从法国分裂出去，宣言中特意写入一段措词婉转却带有警告性的文字：“我们承担着的文明使命的各个目标，超出自治和最后从法兰西帝国发展出去的概念。‘自治政府’这一想法，在遥远的未来，甚至将被抛弃掉。”难怪有的法国学者指出，布拉柴维尔宣言所提出的种种改革措施，是口头上的让步多于行动上的让步。尽管其宣传效应多于实际意义，但宣言对殖民地的控制多少有些放松，民族主义者可以利用这种放松所造成的气氛，进行政治活动，以唤起民众。

1944 年 8 月，法国解放。次年 5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的光复和战争的结束，并没有使法国人松一口气。当时的法国疮痍满目，凋蔽不堪，到处一片凄凉景象。还在德军占领期间，法国的工农业生产就已严重衰退，工业生产 1944 年只有 1938 年的 40%；农产品总值也比 1938 年下降 40%。战

争结束时，法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已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总计高达 48930 亿法

郎（按 1945 年价格计算）。复兴法国经济，重振其昔日世界强国的地位和声望，无疑是摆在法国当权者面前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为了承担起这样一个任务，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新政府除了依靠美国援助和继续得到广大殖民地的支持之外别无选择。美国的援助相对容易得到。以“马歇尔计划”命名的美援不久就落实了。要继续保持广大的殖民地，以便从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力和资源的供给，则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战争已使殖民地发生了变化。战争时期，法国在殖民地采取以怀柔为主的政策。以《埃布埃通告》和《布拉柴维尔宣言》为标志的调整和改革，毕竟打开了一条缝隙，在客观上有利于殖民地经济、政治的发展和民族的觉醒，促成非洲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民族自决运动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战前的高压政策已

不合时宜，而且战后大大削弱了的法国也力不从心。它只能在《布拉柴维尔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

促使法国在战后对其殖民地作出让步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世界民主力量的壮大和民族自决意识的普遍高涨。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的磨难，西欧各国包括法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加强了。他们对一个民族是否有权统治另一个民族的做法表示异议。法国国内日益强大的民主力量要求政府改变它的殖民地政策，有的人甚至把占有殖民地看作是“一个负担”，“是令人尴尬的”。法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还积极支持法属殖民地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协助他们组建工会和政党。

所有这一切表明，继续调整殖民地政策，再次作出某些让步，势在必行。战后法国殖民政策的调整，经历了以 1946 年宪法和 1957 年根本法的实施及

1958 年戴高乐宪法的执行为标志的两个阶段。

1946 年颁布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宣布成立法兰西联邦，取代原有的法兰西帝国。联邦包括法国本部、法国各个海外省、海外领地和原来的保护国。该宪法规定，在联邦内居住的法国人和当地人都具有法国公民的身份，拥有参加地方议会选举的权利；还规定，作为海外领地的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当地非洲人不再被称为“土著”，“殖民地臣民”的称谓被取消，改称“原住居民”，他们开始被看作新的法国公民，还享有参加法国议会和地方立法机构的权利。

在这之前，非洲人要申请做一个法国公民，必须具备若干条件。1937 年的法令中规定了 11 条，还有 7 条附加条件，如出生地、受教育程度、是否具

有读写法语的能力、是否在法国军队中服役 10 年以上并获得勋章等等。1946 年宪法还规定，在海外殖民地要设立新的地方立法机构代表会议（后改称领地议会），议会的代表由领地的选民选举产生。但在选举议会代表的实际过程中，领地的选民被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侨居当地的法国公民和少数具有法国公民身份的非洲人，他们按法国本土的选举权规定行使选举权；第二部分选民是享有选举权的其他联邦公民。他们必须符合有关规定，诸如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担任过行政职务等，方能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样，在选举领地议员作为法国制宪议会代表时，领地的选民如果不具有法国公民的资格，那末他要取得这种选举权也要受许多条件的限制。

根据 1946 年宪法有关条文的原则，法国政府还采取其他相应的调整措施。其中重要的有：(1)允许海外殖民地居民组织工会，承认已有工会及其活动的合法性；(2)允许在联邦内居住的公民自由集会、结社；(3)宣布废除强迫劳动制度，尤其是强迫种植经济作物的规定。如法国殖民部长马里伊斯·姆泰在同年 4 月签署一项法令，要求在海外领地上禁止使用一切形式的苦役； (4)许诺在殖民地实施现代化与装备计划（也称十年海外发展计划）。该计划涉及农业、交通、文教和公共设施等各项发展项目，以及派遣技术人员和专家来援助。为此，专门设经济社会发展基金会，以便向殖民地的法国公司和行政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

1946 年宪法和随之采取的相应调整措施，较之《布拉柴维尔宣言》提出的内容有一些进展，但并不意味法国打算放弃它在非洲殖民地的统治地位和权益。

早在 1945 年 8 月戴高乐出访美国时，曾向杜鲁门总统阐明法国对附属国

人民要求自治所采取的立场。他承认 20 世纪是殖民地人民独立的时代，但同

时又指出，附属国人民不应以反对宗主国或与之类似的方式获得独立。戴高乐还特别强调，法国对其殖民地的独立时间和条件拥有选择权、规定权。由此可见，法国统治阶级根本无意放弃它在法属非洲的殖民统治。它在战后所作的许诺和实行的让步及改革，不过是在更换殖民统治链条上锈坏了的环节而已。1945 年 5 月，当阿尔及利亚爱国者发动和组织要求自决权的游行示威时，戴高乐命令殖民当局进行血腥镇压。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1946—1957 年间，法国政局动荡，内阁频繁更迭。因此，这个时期法国的殖民政策也变幻不定，时而采取怀柔政策，时而奉行高压政策。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设法阻挡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拖延非殖民化的进程。然而，潮流是不可阻挡的。1954 年，阿尔及利亚爆发的武装斗争犹如套在法国脖子上的绳索，战争期限持续越长，绳索套得越紧。到 1957 年，法国投入阿尔及

利亚战争的兵力达到 50 万人，超过它在二次大战时期所使用的全部兵力。军

费开支达 30 多亿法郎。这样巨大的负担，使法国刚刚复兴的经济重又陷入危机；由此又引发政治危机，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另外，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鼓舞的法属黑非洲居民，也纷纷组建政党，他们要求自治和独立的呼声咄咄逼人。

面对内外交困的处境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居伊·摩勒政府在被迫调整国内各种关系的同时，也调整了对殖民地的政策。1956 年 6 月，由海外事务部长德费尔起草的《海外领地根本法》颁布。该法于 1957 年生效，中心内容是允许各殖民地设立领地议会、领地政府，建立半自治共和国。根据《根本法》，法属非洲各个领地纷纷设立地方政权和地方立法机构，即领地议会。不少国家还宣布成立在法兰西联邦内的自治共和国。有些法国政治家对《海外领地根本法》大为赞赏，称它是“非殖民化的创举”。其实，《根本法》只不过在 1946 年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变殖民统治的方式，使殖民地在法兰西联邦范围内取得部分自治权，使一些非洲人尤其是上层人士、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得以参政。但是，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从属关系依然没有改变。殖民地的命运仍然掌握在各个领地的法国高级专员手中，最后的决策权是在巴黎的乌迪诺街（原殖民部，后海外事务部所在地）。

摩勒政府原以为，《根本法》的实施可以既保护海外殖民地的权益，又缓和它与殖民地人民的紧张关系，从而使它得以集中力量解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法国一向把阿尔及利亚看作自己的一个行政区，那里有近 50 万白人，

这些白人占有掠夺来的 3000 多万公顷土地（约占全部可耕地的一半），那些土地上还有石油和其他丰富的矿产资源。法国不愿轻易放弃这块宝地，因此不惜出重兵、耗巨资，妄图把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镇压下去。在武力镇压未能奏效时，它被迫同意接受谈判。但无论是打还是谈，法国政府追求的目的都在于尽可能多地保留它在阿尔及利亚的权益，或者至少推迟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间。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以法国统治集团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阿尔及利亚战场上，法军连连失利，双方的战略态势越来越对法方不利。同样，在谈判桌上，由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国家独立和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法国政府也无计可施。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却一步一步地把法国的政治、经济拖入深渊。

在法属黑非洲，广大殖民地人民并不满足于半自治的地位。一些先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利用《根本法》提供的各种合法权利，发动群众、宣传群众，

以求实现完全的独立。

1957 年黄金海岸的独立，有如一声春雷震撼了整个黑非洲，激起了民族

独立运动的汹涌浪潮。同年 8 月，整个法属赤道非洲的各个政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人也举行了一次会议。为了表达他们对自己附属政治地位的不满，会议共同签署了一份致法国政府首脑的联合宣言书。宣言书写道：他们“遗憾地看到在宪法咨询委员会里只有很少的赤道非洲的代表，与会者对这个一贯为法国的生存而努力的庞大属地竟被遣忘一事表示失望”，他们“殷切希望取得独立”。1957 年 9 月，非洲民主联盟在巴马科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要求独立的呼声很高。会议通过的决议宣称：“独立，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1958 年 7 月，法属西非各领地的主要政党在达荷美首都科托努举行会议。会后发表的决议说：“大会通过了立即独立的口号，并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先发动非洲群众支持这个口号和实现独立要求。”

所有这些症候，都预示着一场深刻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殖民地独立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走投无路的法国统治集团只好请戴高乐出山，希望借助戴高乐在国内外享有的崇高威望，使法国摆脱困境。

1958 年夏戴高乐复出时，严峻的形势使这位政治家认识到，若不顺乎潮流，事情就会在反对法国的情况下发生。戴高乐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及他着手处理非洲殖民地包括阿尔及利亚问题时左思右虑的心态，他说：“如果拒绝承认他们有自决权，就会引起无止境的斗争，并招致全世界的谴责；即使付出这一切代价，所换来的东西也不可避免地要在我们手中化为灰烬。”① 需要寻求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达到既能保住法国在殖民地的大部分权益，又能免遭灭顶之灾的目的，这是戴高乐重返政坛的当务之急。

不久，戴高乐内阁提出了建立法兰西共同体的方案。1958 年 7 月 13 日，

他在纪念法国国庆 169 周年前夕的广播讲话中，正式宣布建立法兰西共同体，以此代替原有的法兰西联邦。在新的共同体内，殖民地与法国之间不再是附属关系，而是联盟关系；非洲殖民地人民可以加入共同体，并取得自治共和国地位，也可以脱离法国而独立。但对这两者的选择，需由各个殖民领地举行公民投票作出决定。关于法兰西共同体的性质和内容，载入了 1958

年 9 月 28 日通过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亦称《戴高乐宪法》）条文中。

1958 年 9 月末，法属各领地纷纷就《戴高乐宪法》举行公民投票。投票

结果，除几内亚作出脱离法国而独立的决定之外，其他 11 个领地的非洲人领袖因担心受到法国的经济制裁，选择了参加共同体成为自治共和国的道路。当法国资产阶级还未来得及为法兰西共同体的建立庆功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又蓬勃高涨。戴高乐政府为防止事态的发展损害法国的根本利益，不得不修改宪法，被迫同意共同体各成员国取得独立地位。这样，自 1959 年末到

1960 年末，塞内加尔、达荷美、尼日尔、上沃尔特、象牙海岸、乍得、乌班吉·沙里、刚果、加蓬、马里，毛里塔尼亚、原法属喀麦隆等领地，先后宣布独立。但这些新兴的非洲国家在历史、文化和经济上同法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旧摆脱不了对法国的依赖，法国还可以通过和平合作的手段控制和剥削它们。

① 戴高乐：《戴高乐言论集（1958 年 5 月—1964 年 1 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 年，第 14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