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九八○年代的中非关系

1980 年代的非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还在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外，非洲各国基本上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伟大历史任务。当前，广大非洲国家都在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以巩固得来不易的政治独立。中国和过去支持非洲国家争取政治独立一样，支持非洲国家巩固政治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权益的正义斗争，进一步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同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继续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

1982 年 12 月 20 日至 1983 年 1 月 17 日，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对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几内亚、扎伊尔、刚果、赞比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加篷 11 个非洲国家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继 1960 年代周恩来总理之后中国总理第二次访问非洲。在出访前，党中央和国务院研究确定了出访宗旨：向非洲人民学习建设经验，增进中、非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加强中、非之间的团结和合作。

在访问中，赵紫阳总理一行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地迎候，鼓声、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表达了非洲人民热爱中国的真挚感情。非洲各国领导人以既隆重又亲切的方式接待来访的中国贵宾，

有的还打破礼宾惯例，由国家元首率领高级官员到机场迎送中国客人，有的总理、外长全程陪同访问。几内亚总统杜尔亲自为中国总理开车。加蓬总统邦戈打破本国常规，在元旦之夜开宴会。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私人宴会上亲自给中国客人倒咖啡，总理蒙迪亚给大家递点心。这生动地表现了非洲国家领导人把中国客人当作亲人和挚友来款待。

赵紫阳总理在非洲历时近 1 个月，行程 3.4 万公里，参加了 20 次会议，参观了工厂、农村、文化设施、名胜古迹和中国援建项目。访问期间，他同非洲各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阐明了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重申中国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大国强权政治，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进一步开展包括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内的南南合作，对于加强第三世界自力更生、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并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为此，赵总理在达累斯萨拉姆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1)遵循团结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尊重对方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2)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发挥各自的长处和潜力，力求投资少、工期短、收效快，俾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3)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因地制宜，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科学技术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等，中国方面对所承担的合作项目负责守约、保质、重义，中国方面派出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要求特殊的待遇；(4)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这四项原则可以概括为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这些原则完全符合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共同利益，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开拓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新领域。在访问中，中国同津巴布韦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还同扎伊尔就扎方偿还 1983 年 7 月到期的中

方 1000 万美元贷款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把这笔贷款转为中扎合作项目的中方资金加以使用。

中国总理对非洲的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增进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加强了团结合作，实现了预期的目标。非洲舆论对此反应热烈。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四项原则是根据非洲和第三世界的愿望提出来的，其核心是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自力更生和相互合作，打破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旧国际经济秩序，在南南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民族自主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总理这次访问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不仅对非洲、阿拉伯地区，而且对整个国际局势的进程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中国提出对非洲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后，中非经济技术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1982 年前，中非经济技术合作主要是贸易往来、提供经援、派遣农业技术小组等。1982 年后，在四项原则的指导下，合作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合作领域已涉及工、农、林、渔、建筑、水电、饮食、服务和商业等部门；合作的形式也日趋多样。目前出现的有合资企业、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管理合作等新形式。由于这些形式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经济技术合作方式，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能做到平等互利，讲究实效，所以深受非洲国家的欢迎。到 1986

年底，同中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非洲国家已达 30 个。

合资企业是 1982 年后出现的新形式。它是根据非洲国家的需要，由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政府或个人联合出资建设的项目，由双方共同管理。这一合作形式将双方的利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对中国来说，可以有效地利用国外资源，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外汇收入；对非洲国家来说，可以利用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生产当地所需的产品，减少进口、增加收入，培养和锻炼本国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是南南合作的好形式。到 1989 年，中国在非洲已兴办了 33 个生产性合资企业。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也是中国根据对外开放政策而采取的经济技术合作新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1983 年，中国承包了刚果英布鲁水电站。从 1984 年起，中国在埃及承包“10 月 6 日城”1000 套住宅、亚历山大城 12000 套住宅、阿斯旺 2500 套住宅，改造西努伯利亚农田 22 万平方米。1985 年 11 月，中国、阿尔及利亚两国政府签署了由中国公司承建包括大会堂、国民议会大厦和国家图书馆等三大建筑在内的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哈玛行政中心工程的意向书。由于中国在承包工程中认真贯彻“守约、保质、薄利、重义” 的原则，因而在非洲国家中已树立了良好的信誉。到 1989 年，中国有 33 家

公司在非洲承包工程和进行劳务合作。到 1986 年，承包、劳务合同达 400

项，合同额达 16.8 亿多美元。

管理合作，这是互利合作与传统经援相结合的新形式。这种合作的具体做法是，由中国派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非洲国家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合作，参与中国援建企业的生产、技术、经营的决策管理。中国已与马里、卢旺达、塞拉利昂、坦桑尼亚、扎伊尔和赞比亚等国开始实行这种合作形式，并已日益显示其优越性。不少原来亏损、濒临倒闭的企业开始起死回生，经营状况日益改善，经济效益日趋增加。例如，坦赞铁路自 1976 年建成移交后，由于种种原因曾连年亏损。1983 年中国专家组参与经营管理后，连续三年转亏为盈，至 1987 年 6 月累计盈利合 2700 万美元。再如，由中国援建的马里制药厂，由于产品积压，经营亏损，要靠政府补贴过日子。1984 年 10 月，中国派总经理等 27 名专家赴该厂实行管理合作，一年盈利人民币 130 万元。马里皮革厂在合作前濒于倒闭，1984 年进行合作管理后起死回生，三个月就盈利人民币 27 万多元，第二年获利 60 多万元，第三年的利润又比第二年提高 50%以上。新的合作方式给双方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马里政府对这些工厂不再补贴，还增加了税收和外汇收入。马里总统把这种合作誉为马里国营企业改革的样板。其他非洲国家也赞扬这种合作是中国对非洲“第二种形式的援助”。

由于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中国不仅减少了对外贷款，增加了资金，而且还带动了中国的外贸出口，增加了外汇收入。实践证明，在非洲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是可能的，它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和帮助修建医院，是中国同非洲国家技术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1960—1970 年代，中国向非洲国家派出医疗队；1980 年代，向更多的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截止 1990 年，派往非洲各国的医疗队约 7000 人次左右。中国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扎伊尔、中非、卢旺达、坦桑尼亚、赞比亚、索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毛里塔尼亚、刚果、博茨瓦纳和加蓬等 30 个非洲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开展工作。

中国医疗队受祖国和人民的委托，怀着对非洲人民的深厚友谊来到非洲。许多中国医生出生在寒冷的北方，不习惯非洲的湿热气候，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由于水土不服，身体虚弱；有的在偏僻地区，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仍不分昼夜，满腔热情地为非洲人民治病、防病、接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医术传教给非洲人民。许多非洲医务人员学会了中国的针灸疗法，并使这一疗法很快在非洲得到推广。中国援建的毛里塔尼亚国家卫生中心，是毛里塔尼亚预防疾病的中心。自 1977 年建成后，中国医疗队一直在这里同毛方医务工作者共同开展防病和研究工作。中国为刚果建成了七三一综合医院，为索马里建成贝纳迪尔妇产科和小儿科医院，还为非洲一些国家建设的各种医疗机构，都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中国医疗队在非洲土地上救死扶伤，为非洲人民服务，他们的医术和医德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中国医疗队为增进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的传统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进入 1980 年代后，非洲大陆遭受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范围之广和影响之大为前所未有。这次旱灾波及 34 个国家，占非洲国家总数 2/3，其中24 个国家为重灾国，有 1.5 亿人受到饥饿威胁。非洲的灾荒引起了国际社会

的广泛同情和关怀，也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关注。从 1983 年起，中国红十字会就向 20 多个非洲国家提供救灾物资和现金。1984 年，中国政府向埃塞俄比亚、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苏丹等 32 个非洲国家提

供了 12 万吨粮食援助，中国政府还对非洲国家提供了 5.6 亿多人民币的双边经济援助。1985 年，中国政府再次向非洲国家捐赠 5 万吨粮食紧急援助，为帮助非洲人民生产自救，中国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农具、药品等救灾物资。中国政府在继续进行双边合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国际社会对非洲国家发展农业的多边长期项目，并在提供农业专家服务、农村适用技术、综合规划考察和人员培训等方面作出努力。

中国人民对受灾的非洲人民也十分关怀。1985 年 4 月，北京市红十字会为了支援非洲灾民，发起了募捐活动。这一倡议立即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全国 20 多个省市和自治区的大、中城市相继举行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募捐活动之一。名医带头义诊，文艺团体举办义演，运动员举行各类义赛，书法家和画家义卖作品。这次募捐活动于 9 月底结束，共捐款 1380 多万元。中国红十字会用这笔捐款购买了粮食、生活用品和农具等支援非洲灾民。

正当非洲大陆旱情有所缓解时，从 1985 年开始又发生了 1930 年代以来最大的蝗虫灾害，危及到非洲西部、东部和中南部。为了支援非洲人民灭蝗， 1985 年，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向冈比亚、马里、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捐

助了价值 50 万美元的 50 吨灭蝗农药。1986 年，又提供 100 吨灭蝗农药，分别运往毛里塔尼亚、贝宁、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和喀麦隆等国家。中国还派出专家前往这些国家进行灭蝗的技术指导。

非洲人民不断遭灾的不幸消息，也牵动了中国广大青少年的心。1986 年7 月，北京、上海、天津的许多大学生和中学生发起联合倡议，号召青少年利用暑假积极参加第三产业服务，开展技术咨询或从事公益劳动，把所得的报酬捐献给非洲的兄弟姐妹。这一倡议很快得到全国近百万青年学生的积极响应，从 8 月 1 日开始，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募捐活动，历时一个多月，体现了中国青少年爱好和平、注重友谊、富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风

貌。

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在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在发展民族经济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互相支援，友好合作；在反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互相配合，团结战斗。这种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深厚、真挚的友谊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国际舆论也认为，中非人民的友谊是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楷模。

第十五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的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