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对殖民地政策的调整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极大破坏，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被严重削弱。战后其综合国力一落千丈，大英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

战后初期，英国在南亚次大陆、中东地区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尤其是失去了印度这颗“皇冠上的明珠”，给予大英帝国的打击最为沉重。

英国在希腊、土耳其和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大大缩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批自治领离心倾向日增。所有这一切，使原来位居西方首强的英国，在战后沦为次等国家。

英国的经济向来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对外贸易在英国经济生活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几个世纪以来，它依靠海上强大的优势维持大英帝国的生存，依靠遍布全球的金融势力和英镑信誉来支撑帝国的繁荣，依靠在海外的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来获取巨额的利润。然而，这一切在战争中发生了逆转。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军舰和商船因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其海上优势一去不复返；战争耗费的庞大军费开支，海外投资收入的急剧减少，出口贸易的锐减（减少了近 70%），使其外债激增，英镑地位恶化。战后初期，英国在海外的债务达 35 亿英镑①，国际贸易收入逆差达 40 亿英镑②。美国乘虚而入，向英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进行渗透。

凡此种种，对英国在战后的复兴工作无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英国此时需要的大量资金必须求援于美国，它急需的工业机械和大批食品供应几乎都得从美国进口。而英国却因美元匮乏，又没有多少商品可以向美国出口，结果又造成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因此，英国期望通过加紧掠夺殖民地的农矿原料，一方面为其经济的复兴输氧供血，另一方面用以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赚取外汇，解决它的国际贸易收支的平衡。英国殖民地发展协进会主席曾直言不讳地说：“联合王国每年有美元赤字达 5 亿英镑。我们之所以需要考虑非洲殖民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这是战后英国统治集团调整其非洲殖民地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具有浓厚守成思想的英国资产阶级还想重温大英帝国盛世的美梦，企图以英联邦为基础，将原有联系的自治领地、新独立国家和仍处于其统治下的殖民地、附属国重新组成一个庞大的第三力量，成为丘吉尔所谓“三环外交”的政治实体，以与美苏两大国抗衡。

英国统治集团调整其非洲殖民地政策的第三个原因是，战后非洲人民迅速觉醒，民族主义政党纷纷出现，他们要求实现民族自决和独立的呼声不断

① Michael Crowder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vol.8，London 1984，p.28.

② 樊元、宋则行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103 页。

高涨。这股浪潮和亚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一起汇合成声势浩大的时代潮流，猛烈冲击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英国对非洲殖民地政策调整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二次大战结束到 1956 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失利为第一个阶段；从 1956 年到

1960 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既互相联系，又因时事更迭而具有不同特点。

第一阶段政策调整的内容和特点

在二次大战中，非洲殖民地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英国及其盟国，使英美联军得以在非洲战场上击败德、意法西斯军队，因而更加显示了它的巨大潜力。战后，当印度等一批亚洲国家脱离英国而独立，澳、新等自治领地在政治、经济上日益疏远英国之后，英属非洲殖民地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就具有新的意义。因为这里有英国的运输生命线——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有英国需要的农业、矿业资源，还有它多年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以及其他攫取到的权益。为了不失去这一切，英国统治集团在战争结束后即着手调整其对非洲殖民地的政策，以期把非洲殖民地继续牢牢地拴在“约翰牛”的破车上。

这个时期，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对非洲殖民地采取的总方针是，极力阻挠和推迟非洲殖民地走向独立。其宣传机构大造舆论，说什么非洲不同于印度，非洲人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他们还需要有一段政治上的见习期，这个时期要 50 年或更长一些”①。英国政府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用高压手段镇压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反抗斗争；其二，通过《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的实施，加强对非洲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

战后，英国在调整和重新部署整个军事防务体制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非洲成为其重要环节。这是因为，英国从南亚次大陆撤退后，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防务体系已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它只得将其防线撤至以苏伊士运河为中心的中东地区和尼日利亚至肯尼亚一线。为适应这一新的部署，它把从印度撤出来的军队和各种军事设施转移到肯尼亚，在那里扩建空军和海军基地。在这之前，即 1946 年，英国《每日快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预料东非将成为英国军队的原子桥头堡和帝国防御体系的主要供应基地。”另外，它利用 1936 年与埃及订立的条约，加强苏伊士运河区的防务。1951 年 7 月，

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仍然郑重声明，英军不打算撤出苏伊士运河；同年 10

月 17 日，甚至派兵占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等城市。这些举动，既是军事战略上的需要，也是为了保卫它在中东的经济、政治利益，维护它对非洲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

凡是可能危及英国上述利益和统治地位的言行，均遭到挞伐或迫害。正是在这个时期，英国殖民当局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例如，1945 年，埃及数十万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废除 1936 年的英埃条约、撤走驻埃英军。

1948 年，加纳人民掀起大规模群众性的不服从运动并抵制英国货，要求实现

自治。同年，苏丹铁路工人为提高工资，实现自由和社会公正，连续罢工 33 天。1947 年，尼日利亚拉格斯市发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运动，高呼“不自由勿宁死”、“我们要自治”等口号。接着在 1949 年 11 月，尼日利亚发生恩努古煤矿工人大罢工，从最初的经济要求转向后来的政治斗

① Adu Boahen，Topics in West African History（《西非历史的若干课题》），Longman 1966，p.146.

争，支持民族主义政党提出给予尼日利亚自由和自治的要求。1952 年，肯尼亚爆发了震动整个非洲大陆的“茅茅”武装起义。所有这些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统统被英国殖民军警淹没在血泊之中。此外，恩克鲁玛、阿齐克韦、卡翁达和肯雅塔等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在这个时期或者被逮捕监禁、或者遭受政治迫害。

以高压手段为主、以怀柔为辅，是这个时期英国政府对非洲殖民地政策的主要特征。然而，奉行高压政策毕竟只是手段，那末，英国要达到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

1945 年 9 月，英国政府制定了《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法案规定，

在 1946—1956 年的 10 年内，将向英属殖民地提供 1.2 亿英镑基金用于经济开发和福利事业①。这笔基金的主要来源，是英国财政部按官方援助计划拨给的优惠贷款。实际上，这不过是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而已。因此，投资项目必需是营利性的。

非洲经济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维持生产者的生存和国内市场的生产，以自给自足经济为主；另一部分是主要供出口的农、矿产品的生产。显然，后一部分经济生产是营利性的，得到殖民当局的重视，也容易获得基金贷款和技术援助。矿业和农业原料的开发、生产，几乎都控制在外国资本和垄断公司手中。因此，发展基金（包括福利基金）的受益者并不是非洲人民大众。西非著名的史学家阿杜·博亨曾指出：“如果殖民地有的地方果真得到‘发展’，一般说来那只是旨在促进殖民者利益的活动的副产品。”②

这个时期，非洲殖民地经济与战前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矿业、农业和制造业的产值以及出口贸易均有明显的增长。其原因除了发展基金和引进技术这两个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国际市场农矿原料价格高涨的刺激。

比如，尼日利亚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产量，1950 年代初与战前相比，棕榈油增长了 15 倍，花生增长 9 倍，可可增长 5 倍，棉花增长 4 倍①。它的煤

产量 1945 年为 1.7 万吨，1954 年增加到 64.6 万吨。同样，它的锡矿产量也有明显增长。尼日利亚的对外贸易随之大大发展，1939 年出口总值为 890 万英镑，1953 年猛增到 1.253 亿英镑②。黄金海岸的黄金出口总值，1946 年为560 万英镑，1950 年增长到 870 万英镑③。该殖民地的锰矿、赞比亚的铜矿、坦噶尼喀的钻石等的出口总值，在同一时期都有显著增长。埃及的棉花，1942

—1947 年平均年产量为 30 万公吨，1948 年产量增至 40 万公吨。乌干达的棉

花，1945 年产量 4.1 万公吨，1949 年增至 7.1 万公吨。苏丹棉花产量 1944

年为 6.8 万公吨，1950 年增至 10 万公吨④。南罗得西亚的制造业在战后也有较大发展，1945—1952 年的工业制品比 1939—1944 年的产量增长了一倍⑤。上述农矿原料产量和产值的增加，意味着出口贸易的扩大，赚取的利润

更多。事实上，英国通过大量出口非洲殖民地的农矿初级产品，赚得了好几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8，p.25.

② A·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 7 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1 年，第 309 页。

① J.S.Coleman，Nigeria：Background to Nationalism，Berkeley 1958，pp.6869.

② M.C.English，Short History of Nigeria，London 1960，p.162.

③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frica，CUP 1981，p.140.

④ Peter L.Wickins，Africa 1880 1980，An Economic History，OUP 1986，p.185.

⑤ P.L.Wickins，op.cit.，P.189.

亿美元的外汇。这些外汇成为伦敦英镑存款和黄金美元总库的重要收入来源，因为英属非洲殖民地都属英镑区，它们的外汇收入几乎都以英镑存款形式存入英格兰银行。英镑存款份额的上升，有利于稳定英镑的国际地位，并使英国在世界贸易和国际支付中获得好处。这是英国对非洲殖民地加强掠夺的一个重要渠道。

另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对殖民地航运、关税、银行、保险和交通运输设施的控制，采取贱买贵卖，压低农矿产品价格，提高进口工业品价格形成的剪刀差等办法，榨取非洲人创造的财富。

例如，尼日利亚殖民当局设立的可可专卖局，垄断了当地的可可价格和外贸。1954 年，世界市场可可豆的价格每吨 464 英镑，但专卖局规定的收购价格每吨仅 200 英镑。可可农每吨所得不到世界市场价格的一半。加纳可可销售局以同样的方法剥削农民，1949—1950 年度仅可可一项净赚 1800 万英镑。可是，每个农民每年的现金收入不过 3—5 英镑。又如，坦噶尼喀殖民政

府与英国原棉理事会签订 1943—1952 年长期供棉协议，规定的棉花出售价格大大低于世界市场价格。结果棉农从当地的销售局那里只得到售价的不足1/2。若按 1950—1951 年的固定价格计算，棉农出售 1 磅棉花只得 25 分，而

当局赚得的利润为 30 分①。

恩克鲁玛曾指出：“非洲大地物产丰富。可是非洲的物产未能使非洲人富裕起来，而是养肥了那些企图使非洲人陷于贫困的集团和个人。非洲拥有相当于美国两倍的铁矿床，有占世界 40%的水力资源和 53 种最重要的工业用矿物。可是，非洲人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却是最低的。”

有些学者把英国政府对非洲实施的殖民地发展与福利计划称为“第二次殖民化的过程”，把《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称作“新殖民主义宣言”，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阶段政策调整的进程和特点

1955 年万隆会议，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世界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发生了有利于民族民主力量的变化。异军突起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汇成势不可挡的时代洪流，向着盘踞在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制度发起猛烈冲击。为了免遭灭顶之灾，英国统治集团被迫全面检讨其殖民政策，着手加快

宪政改革的步伐。

首先，英国改变了前一阶段实行的以武力镇压为主的方针，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采取以怀柔为主的招安政策。这一变化是由当时发生的两起重大事件引起的。一起是肯尼亚的茅茅武装起义。尽管茅茅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导致这场起义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英国政府为剿灭茅茅起义耗资

1.6 亿英镑，这笔经费还不包括出动英国本土军队、飞机和其他军事设施的费用①。这样巨大的财政开支，对于刚刚复兴经济的英国来说，无疑是个难堪的重担。如果再发生类似“茅茅”的起义，英国是吃不消的。另一起事件是1956 年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是继埃及 1952 年七月革命之后对非洲大陆乃至全世界产生重大政治影响的事件。英国一向把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看作是帝国权力和尊严的象征。为维护这种权力和尊严，它伙同法国

① B.D.Boutl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onial Tanganyika，1939—1961，（《1939—1961 年坦噶尼喀殖民时期的政治经济》），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Longman1980，p.175.

① Norman N.Miller，Kenya：The Quest for Prosperity（《肯尼亚：探索成功之路》），Nairobi 1984，p.22.

和以色列发动了对埃及的武装入侵，但仅六天就被迫从埃及撤兵，艾登政府随之垮台。

其次，对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第一阶段，殖民当局或限制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政治活动，或干脆宣布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对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包括工会领导人）提出的政治要求和请愿活动，或不屑一顾，或给他们扣上“煽动分子”、“歹徒”等帽子，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横加迫害。例如，1950 年，肯尼亚殖民当局逮捕了东非工会大会主席弗雷德和总书记马林·辛格。第二年对反抗殖民统治的工农群众进行疯狂迫害，致使 1.8 万人被捕，罪名是他们要求实现社会平等，改善生活待遇，使耕者有其田。1952 年，殖民当局又宣布取缔肯尼亚非洲人联盟，而且逮捕了该联盟领导人肯雅塔等人。其他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政党，如乌干达的国民大会、卡翁达为首的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大会、阿齐克韦为首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等，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殖民当局和英国政府的刁难或打击。

麦克米伦首相执政后，着手改变其前任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不合时宜的僵化政策，放宽党禁，释放民族主义政党和工会领导人，允许他们在宪法范围之内开展政治活动。殖民当局开始愿意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们进行对话，讨论本地宪政改革和实现自治等问题。麦克米伦政府对殖民地问题态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英国心甘情愿放弃它在非洲殖民地的权益。他们之所以改善同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的关系，固然是受当时形势所迫，但也有策略上的需要。通过手中的政治、经济权力，他们可以对民族主义政党及其决策人物施加影响，也可以对后者进行分化瓦解，拉拢收买那些被认为信守西方价值观念、愿意同宗主国合作的人。一旦形势有变，即可依靠这些精英人物推行没有宗主国的新殖民主义，保护英国在非洲的传统利益。另外，从西方阵营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英国政府认为，和非洲民族主义者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是在非洲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大保证。

再次，放弃了所谓“训练殖民地逐步走向独立”的传统方针，大大加快了非殖民化的进程。所谓“非殖民化”，归根到底是权力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其中心问题是非洲人民要求实现完全的政治独立，而殖民当局则千方百计要保住其统治权。这场斗争同样贯穿在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只是斗争形式各异而已。

在英属非洲领地，除了肯尼亚发生过严重暴力斗争之外①，殖民地权力的转移基本上是通过宪法改革这一和平斗争形式实现的。下面以黄金海岸和肯尼亚为例略加阐述。

黄金海岸的宪法改革比较早。1946 年，英国政府在黄金海岸颁布《伯恩斯宪法》，用以取代 1925 年制定的殖民地宪法。新宪法规定：殖民地立法会

议由 30 名议员组成，非洲人议员名额增至 18 人（旧宪法规定为 9 人），其

中 13 个名额分配给当局任命的地方酋长，其余 5 个名额由非洲人选民选举产生②。除增加若干非洲人议员名额和一些象征性的选举权以外，新宪法与旧宪法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殖民地的全部权力仍然掌握在以总督为首的殖民当局手里。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把戏，理所当然遭到黄金海岸人民的反对。在 1947 年 4 月到 1948 年 3 月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发生了 37 次罢工斗争和群

① 1965—1980 年，津巴布韦通过武装斗争和宪政谈判相结合的道路实现国家独立。

②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vol.8，p.44.

众性的抗议示威。1949 年 10 月，英国又提出《库西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比《伯恩斯宪法》前进了一步：一是将立法议会的议员名额扩大为 84 名，非洲人议员占 75 名（规定其中 38 名由直接选举产生，

另 37 名由官方任命的官员和酋长担任）；一是规定在殖民地政府的 11 名成

员中，非洲人应占 8 名。但《库西宪法草案》同时规定，政府中的国防、外交、财政、司法四个部门仍由英国人掌管，总督仍保留立法权和否决权。显然，英国统治集团试图用让出一部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办法寻求妥协，以此软化黄金海岸人民和民族主义者的斗志，防止统治权的丧失。

以恩克鲁玛为首的人民大会党并不满足于库西宪法的规定，发动了名为“非暴力的积极行动”的斗争，明确提出立即实现自治的要求。1954 年，英国政府被迫同意修改库西宪法。但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中，英国仍企图保留总督的最后否决权。后来，由于来自内外的种种压力，它不得不接受恩克鲁玛提出的修正案，即规定立法会议的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出的非洲人组成，政府成员全部由非洲人担任。1955 年恩克鲁玛率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回来后，人民大会党在非洲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它在 1956 年 7 月新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2/3 以上的议席。在这种形势下，黔驴技穷的英国政府只得同意黄金海岸取得自治领地位。次年，黄金海岸实现独立。

尼日利亚、塞拉利昂、苏丹和坦噶尼喀等英属殖民地的宪政改革，经历了与黄金海岸大致相同的过程。

在肯尼亚，由于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其非殖民化过程呈现某些不同特点。英国在肯尼亚苦心经营了近百年，它不但在那里修建了海、陆、空军事

基地，而且在那里造成了一个欧洲人社会（独立前夕，白人人口达 35 万）。肯尼亚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为英国所重视。

1953 年 5 月，为了镇压当时方兴未艾的“茅茅”起义等原因，英国在肯尼亚设立了东非司令部，不久又强行将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拼凑成东非联邦，妄图以此遏制这三个领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巩固它在东非的殖民统治。所以，肯尼亚的非殖民化过程十分艰难曲折，进展缓慢。其他殖民地根据 1954 年末公布的《李特尔顿宪法》①，全面进行宪制改革之时，肯尼亚人

民仍然在紧急状态法令之下备受煎熬，他们的代表人物肯雅塔等人直到 1959 年末还未获得自由。

英国为维护其殖民统治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加剧了肯尼亚社会原已存在的各种矛盾，即种族、宗教、土地问题、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垄断资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宗主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尽管“茅茅”起义最终被暴力镇压下去，但是，英国统治集团发现自己却因此陷入了上述诸多矛盾的泥沼里，如不尽快脱身，只会越陷越深。

1960 年初，麦克米伦首相出访非洲，所见所闻使他哀叹：“变革之风已经吹遍这个大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民族意识的这种增长是个政治事实”。他告诫同仁，“在制定国家政策时把它考虑进去”①。就在这一年，英国政府同意肯尼亚成为“以威斯敏斯特议会制模式为基础并享有责任自治的民族国家”。1963 年，肯尼亚终于取得了独立。

① 李特尔顿是当时的英国殖民大臣，该宪法因他而得名。

① 《麦克米伦回忆录》，第五卷，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第 19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