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洲民族主义政权建设进程的坎坷不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出现。到 1980 年津巴布韦独立时，非洲独立

国家由战前的 4 个（含南非）发展到 51 个。1990 年 2 月，纳米比亚的独立，

使这个数字又增加到 52 个。

独立仅仅是非洲人民从殖民统治下赢得解放的第一步。非洲国家必须以独立为契机，以政权为杠杆，积极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 1960 年代的中心任务就是迅速建立民族主义政权，以维护刚取得的独立成果。

非洲国家独立既是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与宗主国谈

判达成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是双方抉择的结果，一方面是宗主国的抉择，即选择同自己思想、战略观点一致的“可靠伙伴”，以继续保持其传统权益；另一方面则是独立国家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的选择，即选择同宗主国保持何种程度的关系才能有利于维护自己已取得的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独立伊始，非洲就形成了三类不同类型的年轻国家。

一类继续保持与宗主国的密切联系，处于半独立状态。这类国家独立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仍受宗主国支配，甚至与宗主国签订军事条约，允许宗主国驻军，保留军事基地。如留在法兰西共同体的多数国家，以及英国联邦内的自治领地等。这类国家在非洲居多数。

一类基本保持老殖民主义的影响和势力，又与新殖民主义达成妥协。其最典型的例子是扎伊尔。一方面比利时不愿放弃在扎伊尔的既得权益；另一方面美国大举渗透，妄图鲸吞扎伊尔。在尼日利亚、东非、北非都发生过类似现象。这类国家在非洲居少数。

另一类决心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这类国家中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在争取独立斗争时，态度严肃、坚决、认真，他们希望获得真正的独立。恩克鲁玛说过：“只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没有从我们大陆根除，我们就谈不上力量对比（均势），甚至共处。”但帝国主义不甘心在这些国家的失败，竭尽全力打击、挫败他们。如扎伊尔第一届卢蒙巴政府的被推翻，加纳、几内亚、马里、阿尔及利亚等国也受到严重的压力。这类国家在非洲也是少数。

上述情况在较大程度上影响非洲国家的内外政策，从而形成两个对垒的集团。一些取得较多独立的国家已开始置身于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国家的行列，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如 1961 年，加纳、几内亚、马里、阿联（埃及和叙利亚结成联邦后国名）、摩洛哥六国元首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通过《卡萨布兰卡宪章》，规定签字国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并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在对外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缔约国进行经常磋商，还建立了有关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共同机构。

在帝国主义特别是前宗主国的策动和扶植下，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非洲—马尔加什联盟成员国随后成立了蒙罗维亚会议集团，与卡萨布兰卡集团相对抗。

在民族主义政权建设方面，西方的制宪理论具有比较强大的吸引力。原英属殖民地多采用英国威斯敏斯特议会内阁制，原法属殖民地则采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制。党与党之间的竞争和角逐成了当时非洲政治舞台上的普遍现象。

非洲政党的组织形式一般都仿效欧洲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党员仅限于领取党证，党的组织松散。在上层，由选出来的头面人物组成领导委员会；在基层，党员仅参加游行示威、集会，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参加竞选活动。这些政党由于多以部族为基础，对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号召力。独立后上台的政党仅能使一两个部族得到好处，如尼日尔的哲马尔人、乍得的萨拉人、安哥拉的姆崩杜人等等，其他部族及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几乎没有得到独立的好处，或好处甚微，在有些国家里，甚至遭到排挤、打击和迫害。这就加剧了全国分裂的局面。有些执政党政权因部族的分裂和斗争而被推翻。如加纳恩克鲁玛为首的人民大会党上台后，北方的阿肯、布朗—阿哈福等部族感到自己的传统地位和特权受到威胁，便聚集在古老的阿散蒂联盟地

区，形成强大的反对派，成了恩克鲁玛政权被推翻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在不少国家还出现部族相互残杀的局面，甚至发展到长期的内战。如乍得、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独立后一直陷入长期内战的漩涡中。1960—1970 年的尼日利亚最具有典型性。

尼日利亚境内有大小部族 200 多个。由于英国长期采取间接统治的分而治之政策，形成三大部族控制该国的鼎足而立的格局：北方是豪萨—富拉尼族聚集区，信奉伊斯兰教，其人口占全国人口 30%以上；西南部居住着占全国人口 20%左右的约鲁巴族，信奉伊斯兰和基督教者各占人口一半；东南部为伊博族人居住，人口占 18%，信奉基督教。后者与其他两个地区相比经济文化均较发达，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知识分子较多，是中下级文武官员、自由职业者，包括律师、教员、工会领导人的主要来源地。英国为维持其传统利益，独立时扶植北方人民大会党上台执政，成立联邦共和国，即第一共和国，组成了以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为总理的内阁，以伊博族为基础的公民全国会议的主席恩纳姆迪、阿齐克韦则担任无实权的总统。由于巴勒瓦政权推行极端的大部族主义政策，引起其他部族和政党不满，暴力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导致 1965 年第一次军事政变，并建立起以阿吉伊·依龙西为首的军政府。该政权受到伊博族上层及资产者和东区州长奥朱古（其父为百万富翁）的支持。豪萨—富拉尼族不甘失败，以巴勒瓦被杀害为借口，竭力煽动部族对立和仇恨，杀害在北区居住和工作的伊博族人，并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军政府游行示威。同年 7 月，他们在北方人民大会党司库依努阿·瓦达策划下，实行反政变获得成功。依龙西政权被推翻，依龙西等被杀害，伊博族人再次惨遭横祸，仅 9—10 月间就有 2 万多人被杀，数十万人四处流浪。在豪萨—富拉尼族上层支持下，雅各布、戈翁（出身中部的安加小部族）出任军政权的首脑。但部族矛盾仍未解决，而戈翁政权损害伊博族人利益的重新划分行政区一事又成了内战的导火线。伊博族人不愿把其石油产地划出去，初则采取对政府不合作的政策，继则东区州长奥朱古宣布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建立了比夫拉共和国。政府派军队镇压，内战爆发。内战历时两年半（1968 年 5 月—1970 年 1 月），以比夫拉失败而告结束。自此以后，伊博族及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和势力的元气大伤，不仅无力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而且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尼日利亚的军事政变和反政变虽然仍带有部族色彩，但更多的是部族内部各势力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且带有进步与反动、甚至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成分。

此外，由于多数国家国小民弱，疆界不固定，也无力防守，因而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事件都极易冲破边界，形成强烈的冲击波或连锁反应。1960 年代初期，桑给巴尔人民革命推翻了阿贾布达苏丹王朝。这一事件很快波及到坦噶尼喀、肯尼亚和乌干达三国，导致了兵变。当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被迫请求英国派兵维持法律与社会秩序时，肯、乌两国马上效仿；而当英国妄图借机赖着不走，重新控制坦桑尼亚时，尼雷尔在人民支持下诉诸非洲国家会议，要求英国限期撤军后，肯、乌当权派亦紧接着向英国提出同样的要求，从而使三国进一步维护了国家主权。

上述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使多数非洲领导人取得共识。西方议会民主制对非洲社会而言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只能导致非洲分裂、国家分裂，因为任何反对派都有可能被外国利用，成为独立的政治中心的潜在危险。尼雷尔承认，他的民主思想“主要来自西方，在我们面临坦噶尼喀问题以前，我们

从来没有对两党制发生过怀疑”，“指望一个国家主动以两种面貌出现，既要它符合民主的特别模式，又要人民团结一致⋯⋯是十分荒谬的”。纳赛尔说，他过去信奉民主和党派制度已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认为必须退出军委会，“现在我懂得了，今天阿拉伯民族同外国斗争的时期，各个政党都有可能会被收买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必是一个多党制的社会”。凯塔也说： “为了团结的今天，就没有必要侈谈不起作用或相互残杀的对立。”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当权派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其理由是在非洲社会中没有产生阶级。桑戈尔说：“无产阶级专政，那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宣传。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国就会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但是，在我们柏柏尔黑人的社会里，不存在对立的阶级，有的只是竞相寻求影响力的社会集团。”他们都自认为找到了符合非洲实际情况的、富有生气的、民主的政治，即一党制。于是，一党制逐渐取代多党制而成为非洲政权建设的主要倾向。

一党制的倡导者为执政党的领导人，始于西非的几内亚和科特迪瓦等国，以后逐渐扩展到非洲其他地区。

所谓一党制，就是在一国之内只有执政党才是唯一的合法政党，其他政党均被宣布为非法。他们所持的理由是：(1)领导人民取得独立的党上台执政是历史的必然。恩克鲁玛说：“只要领导国家走向独立并得到多数人支持，就可以采用一党制。”杜尔指出，几内亚民主党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所处的领导地位，使它在独立后建立起“一党专政制度是非常现成的”和“客观存在的”。卡翁达说：“当我们民族分化成为若干社会阶级、新的上层分子和代表不同利益的派别时，我们的人民就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组织起来。”“可能出现两种前途：某个政党得到广泛支持，而成为事实上的单一党，还会出现若干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政党。但是第一种前途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反对党派的观点与非洲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2)一党制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所必需的，也是建设本民族经济和文化所必需的。喀麦隆总统阿希乔说，他的国家有 200 多个部族，“如果部族对自己实行封锁，议员从部族立场考虑问题，公职人员为部族从事日常工作，那末，国家在实现统一方面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尼雷尔认为，独立后要完成经济建设任务所需的全国最高的团结一致的努力，并不亚于争取独立运动时期，因此“绝不能给分裂活动以任何余地”。(3)一党制是防止阶级产生和实施民主的最好形式。杜尔说：“作为慎重选择了协调发展道路的单一党来说，其领导和统治就能阻止形成敌对的社会阶级。”尼雷尔指出：“如果为了有反对派而制造反对派，那是十分错误的”，“只要政府考虑到大家的福利和个人自由，那末谁也不能改变国家民主发展的本质”，“一党和整个国家合为一体，民主基础就更为坚实。”

非洲的多数执政党经历了由“运动”、“组织”到群众性政党的转变，并提出了若干建党原则。

一是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党应包括尽可能多的人，甚至于全体公民。桑戈尔说：“单一党就是群众性的党，参加党是每个成年男女的职责。”喀麦隆民族联盟章程规定，联盟必须完成把所有公民“毫无例外地联合在其队伍中的使命”。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则把政党与民族等量齐观。因此，绝大多数执政党成分庞杂，组织松散，党员人数较多。阿联 1965 年人口 3000 万，

其中党员 500 万；在加纳 470 万人口中，党员达 200 多万。

一是强调权威和纪律。恩克鲁玛指出，即使有了民主的宪法，“也急需

要集权主义式的紧急措施来维持，没有纪律，自由就不存在。”肯盟总书记姆博亚则强调无条件服从纪律和领导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重要性，他说： “人民应当像军队那样组织起来，有将军、纪律和象征，而领袖就是象征。” 杜尔突出了人民民主专政主张，“为全民的利益而专政”。

一党政权建设最普遍的做法是，通过立法确定执政党为唯一合法政党，其他政党为非法。有的对反对派加以融合或合并等；有的则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或清洗运动，使反对派处于地下或流亡国外而无所作为。非洲政党由1960 年代初期的 147 个减至 1965 年的 127 个，其中 30 多个政党不复存在，

18 个与执政党合并，新建政党 32 个。在 36 个独立国家中，执政党和参政党

仅 46 个，有 25 个国家实行了一党制，占独立国家总数的 70%左右。一党制政权成了主要倾向。

这个时期的政权模式虽然不成熟、不完善，而且也较虚弱，但无疑是非洲新兴国家领导人民为维持和巩固政权、加强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各部族团结作出的初步尝试，对非洲政权模式作了初步探索。坦桑尼亚的尼雷尔独立伊始就辞去总理职务，专心致力于建党，把党的纪律与人民自由选择领导人密切的结合起来，并提出差额选举制。这在非洲是创举，意义深远。

从执政党的纲领和宣言看，绝大多数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都主张和平、中立和不结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帝反殖，主张非洲团结与合作，促进非洲一体化。1963 年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具有现实的意义。

另一方面，一党制是执政党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才获得政治上的垄断地位的。但党组织的松散性更加严重了，因为这些党吸收党员是以集体或个人入党方式进行的。各种思想和学说都带入了党内，党员成分十分复杂，是一个妥协的、折衷性的组织，包括真正的革命者，也包括把独立作为自己发财、取代原殖民主义商人和企业家的人”（恩克鲁玛语）；“他们不反对资本主义，只是要摘取胜利果实，把独立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尼雷尔语）。各个不同利益集团或政党与执政党之间夺权与分权的斗争由社会转入到党内，从而形成党内有党有派的格局。为维护一党制的统治，执政党当权派只能依靠领导人的人格和权威，依靠他在各派之间执行一条危险的平衡路线和政策。这种状况所产生的后果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特别是总统手中，决策日益变为幕后交易。而当权派与其他派别所达成的某种协议或当权派对其他派别的种种承诺，又限制了当权者提出利国利民的政策以及行动上的自由，从而使执政党严重脱离人民，表面上维持了秩序，实际上中央与地方、现代政权结构与传统政治结构并存，后者在地方上势力很大。政府因忙于派系斗争而无法顾及人民，也无法兑现向人民作出的种种承诺而引起人民的不满。各种矛盾的交织和不断发展，导致政局动荡不已。一党制象征的权力、领导人被神化的权威在衰退中。非洲政权建设又进入另一个阶段。

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军官集团对政治的干预和要求日趋普遍化，军事政变成了改朝换代的主要形式。如果说过去军事政变的矛头指向封建或半封建王朝以及帝国主义扶植的代理人或傀儡政权，那末在 1960 年代末期以后则扩及进步政权了。如加纳的恩克鲁玛、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马里的凯塔、乌干达的奥博特及刚果的马桑巴·代巴等人的政权，都先后被军事政变所推翻，从而在非洲形成了以党治国和以军政权为主体的两类政权结构。

这两类政权为维持其统治，都采取了加强和改善政权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它们的共同点是掌握和控制枪杆子，以使政变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与此同时，它们又根据所处的情况而改变其政权的管理形式和方式方法。在军政权中，多数都不愿让权，坚持军人统治，甚至实行暴虐统治，如

乌干达的阿明、中非的博卡萨及赤道几内亚的恩奎马等。有的建立以军队为主体的一党制政权，有的则还政于民，军队回到兵营。

在实行一党治国、特别是一党制的国家，党的建设被作为巩固政权的中心环节，力求使群众性的党向组织较严密的政党方向转变。按照尼雷尔的话，就是把党建成活跃于广大公民中的强大的政治组织，使党像一条全天候的公路一样，一方面把政府的目标、计划和各种问题传达给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又能把人民的思想、要求、争论传达给政府。这些执政党的主要特点是有比较明确的奋斗目标，领导班子比较团结，军队严格置于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如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有的则仍坚持群众性的党，并依靠外国军队和驻军负责它们的防务及维持社会法律与秩序。少数党则推行多党制。

在非洲，任何一个反对派，无论其势力有多么强大，都难于通过正常选举的手段取得统治地位。非洲军队干预政治的意识和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权力的转移只能靠军队力量来实现。无论是以党治国的政权还是军政权，它们的建立、发展与巩固都经过艰难、曲折而复杂的斗争，因而都具有过渡性、易变性的特点，尤以军政权为最。这两类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都是以国家或全民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前者需要军队的支持，至少获得军界克制性的默许，才能维持其统治；后者也需文官，特别是专家治国论者，才能对国家进行治理。因此，这两类国家行使权力的方式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从 1988 年 9—10 月间阿尔及利亚开始进行政体改革以来，非洲政权建设似乎又兜回到它的出发点，即多党制正取代一党制、军政权而成为主要倾向或主要潮流。由于目前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这股潮流究竟流向何方，多党制是否就是西方强加的模式，一时还难于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