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九七○年代的中非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施展种种阴谋，顽固地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中国人民为揭露美国的阴谋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得到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国家的支持。1971 年 10 月25 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终于作出了历史性的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在这一斗争中，非洲国家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

① 《人民日报》，1964 年 2 月 6 日。

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 1961 年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阿联（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

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 9 个非洲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此后，在联大会议上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合法权利的非洲国家越来越多。在 1965 年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

柬埔寨等 12 个国家提出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其中有 6 个非洲提案国。

表决时，投赞成票的 47 个国家中非洲国家就有 18 个，它们是阿尔及利亚、中非、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刚果（布）、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乌干达、埃及、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由于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票数超过半数，美国操纵表决机器硬是把这项提案说成是“重要问题”，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才能生效。通过这次投票，美国看到了非洲国家的力量，害怕自己的阴谋破产，于是在 1971 年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上又炮制了一个“重要问题”和一个“双重代表权”提案，把它长期策划的“两个中国”、“一台一中”的阴谋公开端了出来，同时在联合国内外多次找非洲和其他国家谈话，并以提供援助和撤销援助等手段进行利诱和威胁，要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支持美国的提案，但遭到它们的坚决抵制。大会以 76 票赞成（非洲国家占 26 票）、

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提案，而美国的提案遭到了否决。中国的这一胜利，是同非洲国家的支持分不开的。

自 1971 年 10 月到 1980 年底，先后有多哥、卢旺达、塞内加尔、毛里求

斯、加蓬、利比里亚、利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 19 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一度中断外交关系的突尼斯、加纳、扎伊尔、布隆迪、贝宁和中非共和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在这期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已增至 45 个。

1970 年代也是非洲国家领导人频繁访华的年代，绝大多数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领导人都曾前来访问，有的还来过多次。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访华的主要有：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1971 年 10 月）、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1972 年 4 月）、索马里总统西亚德（1972 年 5 月、1978 年 4 月）、扎伊尔总统蒙博托（1973 年 1 月、1974 年 12 月）、喀麦隆总统阿希乔（1973 年 3 月、1977 年 10 月）、马里国家元首兼总理特拉奥雷（1973 年6 月）、刚果总统恩古瓦比（1973 年 7 月）、萨苏·恩格索（1980 年 7 月）、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1973 年 11 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1974 年 2 月）、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1974 年 2 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1974 年 3 月）、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1974 年 5 月）、多哥总统埃亚德马（1974 年 9 月）、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1974 年 9 月）、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1974 年 9 月、1977 年 4 月）、加蓬总统邦戈（1974 年 10 月、1975 年 6 月）、突尼斯总理赫迪·努伊拉（1975 年 4 月）、冈比亚总统贾瓦拉（1975 年 6 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努埃尔·平托·达科斯塔（1975 年 12 月）、马达加斯加总统拉齐拉卡（1976 年 6 月）、博茨瓦纳总统卡马（1976 年 7 月）、尼日尔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孔切（1977 年 9 月）、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埃（1977 年 9 月）、塞舌尔总统勒内（1978

年 4 月）、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1978 年 6 月）、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1978 年 6 月）、乍得总统马卢姆（1978 年 9 月）、布隆迪总统巴加扎（1979

年 3 月）、几内亚总统杜尔（1980 年 5 月）、肯尼亚总统莫伊（1980 年 9 月）。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中非之间的友好关系顺利发展。中国领导人集中回访了非洲国家。1978 年 7 月底至 8 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索马

里、加蓬、喀麦隆三国访问。同年 10 月，耿飚副总理访问了刚果、几内亚、

马里、加纳、尼日利亚、卢旺达和索马里。同年 11 月，乌兰夫副委员长访问埃及、苏丹。姬鹏飞副委员长访问尼日尔、贝宁、多哥、塞拉利昂和冈比亚。1979 年 1 月，李先念副总理访问了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扎伊尔。

1980 年 3 月，陈慕华副总理访问突尼斯、摩洛哥、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和

阿尔及利亚。同年 8 月，姬鹏飞副总理访问肯尼亚、布隆迪、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和吉布提。

中国领导人相继访问非洲 31 个国家，引起了非洲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塞拉利昂执政党全国人民大会党机关报《人民报》为欢迎姬鹏飞副委员长访问时发表的题为《很有意义的一次访问》的社论中说：“塞、中友谊碑已经建成，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同我们一起分享经验和技术的愿望⋯⋯并且认识到，好处是双方的。”“我们需要中国，中国需要我们。” 塞拉利昂《每日邮报》发表社论，强调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它在列举了一些中国援建工程以后说：“中国还要援建其他一些工程”，“我们重视我们同这样一些朋友们的关系，他们尊重我们的友谊，他们愿意帮助我们跳出使人讨厌的依赖别人的泥坑”。

尼日利亚广播公司就耿飚副总理访问非洲播出的新闻节目里说：“当尼日利亚大力推行争取自力更生政策，大力强调发展农业和工业革命的时候，她需要同中国——一个同尼日利亚有同样经历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电台还说：“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所怀有的善意是非常清楚的。”

当李先念副总理访问非洲回国时，非洲舆论纷纷赞扬中国与非洲各国的良好关系。坦桑尼亚《自由报》发表社论说：长期以来，坦中两国一直在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内进行合作。两国最重要成就之一是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这家报纸还强调说：“最重要的是中国支持解放运动，支持解放非洲大陆。”“中国站在全世界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前列。”赞比亚《每日邮报》发表文章说：“当我们决定请求中国人民来修建坦赞铁路时，西方国家警告说，我们是在请求中国把我们变为殖民地。使一些西方国家感到羞耻的是，他们发现，修建坦赞铁路期间，在大街上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当他们的任务完成后，他们没有制造任何借口再在这个国家多逗留一时半刻。他们在我国人民接受了如何管理坦赞铁路的训练之后就离开了”。莫桑比克《新闻报》发表文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成为莫桑比克民族解放武装斗争可靠的后方”，在重建国家的现阶段她又是“继续支持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1979 年，南非《中肯》周刊和一些西方报刊也发表了评述文章。《中肯》周刊的评论说：“1970 年代，中国所承担的经援义务总的来说已经超过了苏联。在中国今年上半年签订的 44 项经援协议中，有 23 项是与非洲国家签订的。”非洲各国为了使本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促进民间的友好交往，纷纷成立了非中友好组织。除 1957 年成立突尼斯——中国友好协会、1958 年成立埃及——中国友好协会外，又成立了毛里塔尼亚——中国友好协会

（1971 年）、塞拉利昂——中国友好协会（1971 年）、布基纳法索——中国

友好协会（1971 年）、毛里求斯——中国友好协会（1974 年）、多哥——中国友好协会（1974 年）、苏丹——中国友好协会（1977 年）、利比里亚—— 中国友好协会（1980 年）等相继成立。这些组织为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中国同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始于新中国诞生后不久的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1970 年代以后，随着建交国家的增多，中国同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也日趋增强。据不完全统计，1949—1989 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 100 多亿人民币的经援贷款。1970—1977 年向 29 个

非洲国家提供了 18.15 美元援助，同 1954—1966 年期间向 11 个非洲国家提

供的 4.28 亿美元相比较，增长了 3 倍多。当然，这种援助的贷款是第三世界国家相互帮助的关系。非洲国家和人民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同非洲国家间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也有显著的发展。1974 年和1975 年，中国同 18 个非洲国家签订的协定分别为 19 项和 20 项；1976 年和

1977 年，同 26 个国家签订的协定分别为 29 项和 32 项。截至 1980 年，中国

与 45 个非洲国家签订了 100 多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建设项目包括农业、农产品加工、水利、电力、轻工、纺织、交通运输、建筑材料、文教卫生、通信设备、打井供水和公共建筑等领域。中国帮助非洲建设的项目有好几百个，其中 200 多个项目已经竣工。在这些项目中，除了坦赞铁路和努瓦克肖特深水港等大型项目外，主要是中小型项目。这些中小型项目投资少、工期短、收效快，易于受援国掌握技术和管理，并能直接为受援国人民服务。例如农业合作项目，深受非洲农民的欢迎。

中国同非洲国家在农业领域内开展的合作项目是繁多的，包括水稻、蔬菜、甘蔗、茶叶、橡胶、烟叶、蚕桑、养鱼、捕鱼、畜牧等，涉及许多国家。仅中国农牧渔业对外工程公司负责进行的农业合作项目就有 46 个，涉及 25 个国家。在非洲，人们普遍认为同中国的合作是切实有效的。

坦桑尼亚南部有一个姆巴拉利农场，过去水稻亩产仅 100 多斤。1972 年中坦合作建设这一农场后，中国农业专家和当地农民一起，根据当地的气候和水利条件，改变耕种方法，采用了旱地机械直播法和化学除草。农场的水稻田已扩大到 4.2 万多亩，亩产保持在千斤以上。尼雷尔总统曾亲自给农场授奖，称赞它是“坦桑农业的榜样，中坦合作的结晶。”

在乌干达奇奔巴农场，中乌两国专家合作利用沼泽地种植水稻，开发农田。为适应当地气候特点，种植了双季水稻，平均亩产达 1200 斤，而当地的水稻产量只有一二百斤。农场的盈利已超过总投资。当地农民说，我们喜欢同中国合作，中国的经验适用于非洲。

在马里，中马合作建设了两个甘蔗种植场。马里离赤道近，过去一向被认为无法生产甘蔗，马里人民吃的糖全部靠进口。1976 年，中国援建的马里甘蔗农场每亩甘蔗产量就达 6 吨多。中国援助马里建立了两个糖厂后，马里的食糖自给有余。过去根本不生产甘蔗的乌干达、塞拉利昂、几内亚等国都与中国合作，先后建设起甘蔗农场和制糖厂。

非洲过去许多国家都没有淡水养鱼，只捕海鱼。中国同埃及合作建立了伊斯梅利亚淡水养鱼中心，开始了埃及生产淡水鱼的历史。

非洲人民为帮助中国人民发展农业，把一些在非洲经过试验的产量高、

质量好的水稻良种和穗大味好的小米良种送给中国，对中国农业改进品种、提高单位产量有很大价值。

坦赞铁路是中国对非洲援建的一个特大成套项目，也是中非友谊和团结合作的象征。这条铁路长 1860 公里，其中坦桑尼亚境内 977 公里，赞比亚境

内 883 公里。它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深水港，西至赞比亚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同南部非洲的铁路网连接起来，也是赞比亚和扎伊尔铜矿带的连结点。修建这条铁路，对非洲来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坦桑尼亚内地和赞比亚过去物资外运，要通过当时的南罗得西亚运至南非出口。坦、赞两国独立后，为了突破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封锁，巩固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渴望修建一条大铁路。起初，他们求援于西方国家，但遭到拒绝。坦、赞两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修建铁路的要求，中国政府表示全力支援。1967 年 9 月，中、坦、赞三国在北京签订了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中国投资近 7 亿美元。1970 年 10 月，中国对外经济委员会主任方毅率领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坦赞铁路开工典礼。1975 年 10 月，坦赞铁路全线通车。1976 年 7 月，孙健副总理到赞比亚参加坦赞铁路移交仪式。

坦赞铁路的建成是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个打击。早在中、坦、赞三国工程技术人员对铁路进行设计、勘测和准备施工的时候，他们就大吹冷风说，坦赞的气候恶劣，地形复杂，投资太大，花费太多，想建成铁路根本办不到。当筑路工程取得进展时，他们几次三番进行破坏，用拔掉铁轨上的螺丝帽、放置定时炸弹等卑劣手段制造事故。但中、坦、赞三国人民紧密团结，克服了种种困难，挫败了敌人一个又一个的阴谋。五年后，坦赞铁路终于比原计划提前一年横跨在东非大陆的土地上。

坦赞铁路运营后，对促进坦、赞两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它使坦桑尼亚的煤、铁、木材和赞比亚的铜、钴、铅、锌、锰等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对进出口物资的运输、活跃市场、促进城乡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还为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开发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铁路两侧新兴城镇接连出现，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不少当年的小城镇如坦桑尼亚西南部的姆贝亚已发展成为工业重镇，为繁荣经济作出了贡献。铁路经过的赞比亚北方省，现已成为盛产玉米、水稻的主要经济区。这条铁路还正在成为马拉维、扎伊尔和津巴布韦等南部、中部和东部非洲一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通道。坦赞铁路的胜利建成，在非洲以至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非洲人民称它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正如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所指出的，坦赞铁路的意义超出了中、赞关系和中、坦关系的范围，是对南南合作的发展。这个项目是一项战略设施，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

1970 年代，中国同非洲国家的贸易不断发展。在 1950 年代，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有的独立国家还未同我建交，中非贸易仅以民间为主； 1960 年代，中非贸易发展成为政府间记帐为主；1970 年代，则以政府间现汇

支付为主。随着中国同非洲友好关系的发展，到 1980 年底，中国同 32 个非

洲国家缔结了政府间贸易协定，加上民间贸易往来，中国已同 46 个非洲国家有贸易关系。

随着中非贸易关系的发展，贸易额也从小到大。尤其是 1970 年代，贸易

额增长较快。例如，1976 年中非贸易总额为 6.6 亿美元，1978 年增长到 7.65

亿美元，1980 年增长到 11.31 亿美元①。中国同非洲国家的贸易品种和数量也在不断增多。中国对非洲出口主要以轻纺产品为主，其次是粮油产品和土畜产品、五金、化工、农具、各种机械及其零件等产品。这些商品结构同非洲人民的消费水平和实际需要是相适应的。中国商品在非洲市场上享有较好的声誉。非洲国家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矿业品和农产品，如铜、钴、钻石、棉花、剑麻、可可、咖啡、棕榈仁、腰果等，此外也向中国出口工业产品，如化肥、磷酸盐、纯碱等。这些商品对满足中国加工工业和人民生活所需都是有益的。中非贸易的发展，对促进友好合作、互相支持和民族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进入 1970 年代以后，葡属非洲和南部非洲地区成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该地区人民的正义斗争十分关注，并给予深切的同情和道义上、物质上的支援。当时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和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以及安哥拉、纳米比亚、南非等各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等，都曾应邀请前来中国访问过。中国领导人向他们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色列扩张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强烈谴责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南罗得西亚白人政权，以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统治和血腥暴行，主张承认葡属非洲和南部非洲地区人民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英雄的葡属非洲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摧毁了葡萄牙殖民主义体系。中国政府立即承认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津巴布韦等国独立。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津巴布韦三国在独立的当日就宣布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两国也在独立后不久同中国建交。此后，中国同以上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顺利发展。

在安哥拉人民反对殖民统治时期，中国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三个组织都给予军事援助，并劝它们团结对敌。安哥拉独立后，中国就不再向安哥拉三派组织提供新的军事援助。当超级大国插手安哥拉内部事务、挑起内战时，中国表明了一贯立场，反对一切外来势力干涉，主张安哥拉三派组织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支持安哥拉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

1970 年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基础上的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得到中国的坚决支持。中国代表还积极参加讨论国际新秩序的各种会议。在 1974 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非洲国家代表以切肤之痛揭露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对非洲的掠夺。他们说，非洲大陆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拥有世界各国发展工业所必需的 53 种最重要的基本矿产和金属，煤的蕴藏量非常丰富，还拥有全世界水力资源的 20%，但非洲国家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剥削和掠夺。他们指出，发达国家利用它们垄断和控制国际市场的地位，将从非洲国家进口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价格多年保持不变，甚至大幅度下降；而它们向非洲国

① 《国际贸易消息》，1979 年 10 月 1 日。

家出口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成倍甚至成十倍地增长。这种不等价交换的残酷剥削，使非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遭到极大的困难。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为转嫁经济危机，使非洲国家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大多数非洲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是以美元计算的。危机中美元贬值，就使这些国家出口收入的实际价值减少；在进口他国商品时，按美元计价，货价就要提高。特别是发达国家货币升值或汇率向上浮动时，非洲国家所受损失就更大，因而外债负担日增。已经觉醒的广大非洲国家对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已越来越难以容忍。在这次大会上，它们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提出了综合商品方案、价格指数化、国际金融机构民主化等建议，但却遭到发达国家的反对。

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正义要求。他在会上强调说，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支持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享有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一切决定的充分权利；主张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支持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善贸易条件、确立公平合理的价格等迫切愿望。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斗争下，第六届特别联大终于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它标志着广大中小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重大胜利。

第六届特别联大以来，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实现上述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规定，继续改造建立在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旧的国际经济关系。为打破超级大国的垄断和控制，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联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组成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他们为维护自己的资源和经济权益而进行的联合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