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洲政治制度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经过人民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大陆的政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殖民地变成了新兴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已从殖民主义者之手转移到非洲人手中；过去受压迫的民族，被看作资本主义文明的“肥料”，而今他们一变而为历史的主体。非洲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双手画出了非洲第一张崭新的政治地图。

独立以来，非洲政治体制纷繁多样，但绝大多数都是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们自身的发展变化中，特别是 1960 年以来的政变、反政变以及内战中，非洲的政治地图被再次重绘。最古老而落后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帝国或王朝（埃及、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布隆迪、卢旺达及桑给巴尔等）相继垮台。独立初期殖民主义扶植的傀儡和代理人政权都先后被人民的革命风暴席卷而去，少数最残暴的统治者遭到可耻的下场。民族主义国家政权普遍建立起来，其中大多数为民主共和体制。

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和军政权都积极努力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并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政权为杠杆，在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民族经济获得了发展，初步建立一种新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多层次的混合经济体制，从而为政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基础。传统部落或部族的社会经济结构进一步解体，传统信仰再次受到严重的挑战。国家独立、自主能力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高和增强。在非洲北部，虽然社会内部存在着众多的不稳定因素，还有来自外部的严重威胁，有些国家甚至卷入地区冲突，但它们一般具有相当强的应变能力，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保持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也在增多。

以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喀麦隆四国为例，它们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和模式都不尽相同，但都长期保持政局的相对稳定。由于坦桑尼亚革命党组织比较严密，具有一定的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领导或指导作用，成了沟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有效渠道。该党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业已开始，从而避免由于经济一度大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可能产生的社会动乱。在当今非洲民主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坦桑尼亚政体改革尚能按执政党设计的框架比较稳妥而有秩序地进行。其他三个国家的执政党都是群众性的党，组织比较松散，几乎处于行政机构的从属地位，但是由于这三个国家在 1980 年代以前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人民生活有所提高而得到了补偿。当然，这四个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权威也是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他们都是民族解放运动早期的领导人。博瓦尼从独立迄今一直是科特迪瓦的国家元首。尼雷尔、桑戈尔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非洲社会主义运动中两个主要流派的倡议者，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尼雷尔在独立后不久就赢得了“思想家”的称号，并以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反殖而在第三世界享有盛名。桑戈尔则以国务活

动家、诗人而闻名于世。阿希乔用“铁血”手腕把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起来。虽然尼雷尔和桑戈尔主动让贤，离开了领导岗位，但却为他们国家的团结与稳定奠定了初步基础。与这些国家相同的还有博茨瓦纳、肯尼亚、加蓬、赞比亚等国。博、肯两国在领导人去世后未出现动荡而实现了权力的转移或接班。

军人统治（直接或间接统治）的国家政绩各异。不少军政权基本结束了在他们上台前政局长期动乱的混乱局面，人民初步得到了暂时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贝宁堪称是非洲政见分歧、部族分裂最深的国家之一，从 1963—1972

年间发生过 36 次政变。克雷库 1972 年举事成功后，保持了长达 18 年的和平环境。刚果、多哥、尼日尔、卢旺达等国也经历了类似情况。有的则进行了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如埃塞俄比亚、纳赛尔统治时期的埃及、布迈丁时期的阿尔及利亚。有的虽没有重大的改革，却保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如多哥、尼日尔、毛里求斯等国。

然而，非洲独立国家都是年轻的新兴国家，它们所取得的成就迄今尚未改变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仅仅是独立前社会的延伸而已。其发展、社会分工及生产者的分工仍处于极低的水平，阶级分化迟缓而不足，阶级界线模糊，阶级队伍尚不固定，变化不大，凝聚点低。任何阶级、阶层和势力集团都参与政治，对其进程施加影响，但是，他们又都不能单独地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非洲政治国家因而没有达到西方政治国家出现时所达到的那个社会发展阶段。正因为如此，在政权建设方面，一些国家因袭或模仿西方民主制，结果均告失败；即使其形式相似，实质也有极大的差别。博瓦尼曾指出，在西方，国家最终“打乱了社会结构，从此能按照国家意愿来确立社会制度。在非洲，这一进程只能艰难地、时断时续地反复进行，在多数情况下会造成国家动荡和不安”。同样，另一些国家引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也同样遭到失败或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非洲国家无论选择资本主义还是非资本主义道路，也无论当权派是多么的虔诚，其结果既非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多数正在为从殖民地社会过渡到某种类型的社会创造前提。目前，非洲仍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政权的模式必需与现阶段的情况相适应，并要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非洲政治发展、政权建设受到历史、文化和低发展综合症等等的严重影响和制约，具体地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到独立前的政治体制的影响。殖民主义的政治统治体制使非洲人民丧失了独立发展的权利，非洲是被迫接受外来统治形式的。独立初期，它们都沿袭这种非独立状态的政治结构和设置。只是后来通过非殖民化，特别是非洲化和激烈的社会冲突，这种外来的政治体制才被打乱，打破，但仍旧留下深刻的印记。

第二，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道路、方式和时间各异。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埃及、埃塞俄比亚系君主国，以后经过人民的斗争，才采用了其他政治统治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中，有的经历了长期武装斗争的阵痛，有的则通过宪政改革道路分阶段取得独立，有的则一举成功。独立后所面临的使命不同，所依靠的支柱各异。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削弱帝国主义和封建、半封建势力，有的则仍然要依靠它们。殖民主义势力、封建或半封建势力对这些国家仍然是一个牵制很大的因素。

第三，非洲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在殖民地时期，殖民主义者以掠夺

为主，除沿海地区或城市及战略地区有较发达的经济外，在非洲社会内部却没有也不可能产生或形成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化的大生产。独立后的非洲各国经济仍不发达，人均收入低，不可能进行资本积累，目前多数国家都处在生存和发展双重的严重危机中，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型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部落酋长制度都大致不变地被保留下来，并极大地影响政局的稳定以及政权的建设。

第四，由于非洲各国的历史、政治、社会、宗教和民族的构成不同，独立时几乎没有一种共同的、强有力的、能起主导作用的政治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和感情虽曾指导人民进行反帝反殖的斗争，独立后不少国家执政党或主要执政党也试图缔造一种主导文化，以促进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但是迄今思想意识形态仍然五花八门。非洲既有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既有民族主义思想，又有部族主义、封建主义和地方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中又有 10 多种不同派别，在资本主义思潮里也有不同的流派。在宗教方面，除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外，各部落、地区还信奉原始宗教。可以说，在非洲没有无神论者。神对非洲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潜在的，在非洲文化心理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非洲国家无论以何种思想为指导，采取何种统治形式或管理方法，都必须处理好社会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如塞内加尔前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拉亚姆所指出的，“在非洲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各方面结成的：有部族关系、宗教关系、职业关系、意识形态关系，也有阶级关系”，所以国家必须“学会尊重”和“处理好”这些不同的关系，否则就要受到限制、约束，甚至于遭到破坏。这就决定了非洲国家政权不仅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而且政局的发展只能在动荡不定的形势中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地向前。

非洲政局的动荡、政权的临时性和过渡性在几个大洲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也是令人烦恼而沮丧的，因为它已形成了动荡与贫困的恶性循环。非洲面临安全、生存和发展的综合危机，这种危机阻止或延缓了非洲历史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这种局面，也有可能孕育着非洲新的政治体制。1980 年代末期以来，非洲掀起了猛烈的政治多元化民主化的浪潮，冲击着绝大多数国家现政权的合法性，政权建设已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非洲，多党制正取代一党制和军政权而成为主要倾向，多数国家再次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的激烈动荡期中。也许它可能成为完善政权的起点，但要真正探索出一种符合非洲情况的政权模式及发展道路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革命阵痛。目前认真的探索仅仅开始，道路将是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