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非洲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

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冲击，自 1988 年底、特别是 1990 年以来，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浪潮猛烈冲击着非洲大陆。从西非的贝宁到东非的莫桑比克，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到南端的南非，从幅员辽阔的尼日利亚到弹丸之地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要求结束一党制和军政权、开放民主、引进多党制、尊重人权的政治运动方兴未艾。与此同时，民众还要求经济自由化，并要求采取坚决行动来对付贪污腐败。因此，多党制成为政权建设现阶段的一股巨流。目前已有 30 多个国家（包括 3/4 以上的人口）走上或即将走上多党民主制建设的轨道。这一浪潮还在发展，几乎每天都有事件发生。非洲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易变期，人民还将遭受更多的苦难和折磨，但也不排除少数国家可能会向着由乱到治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一些有识之士，包括某些政治家在经历这次浪潮的冲击后，可能会在进一步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符合非洲实际情况的政权模式和发展道路。

非洲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浪潮始于 1988 年底，先是阿尔及利亚，尔后扩及到西非，最后冲击到非洲大陆各个角落。参加者主要是城市居民，包括工人、中下级官员、自由职业者、学生及青年失业者，有些国家还有军人或少许高级官员。运动的目标是反对经济停滞和经济危机、要求改善或至少能保持原生活水平不致下降。运动后来因反对党派的推波助澜而迅速转变为政治斗

争，即执政党与反对党派夺权与反夺权、分权与反分权的斗争。浪潮来势之猛、时间之长、冲击政府的合法性之广泛，是 1960 年代独立以来空前未有的现象。一批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的、享有极高威望的、甚至被神化了的领导人，几乎已成了人们回忆中的人物。1990 年出席第二十六届非统首脑会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有 8 位未出席 1991 年第二十七届

非统首脑会议。这也是 1963 年非统成立以来罕见的事例。仅最近一两年间，

就有 10 位总统下台。这表明，非洲正进入一个一代新人换旧人的阶段。截至目前为止，非洲政权更迭一般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是靠枪杆子夺权。这类情况多发生在内战的国家，即武装反对派已兵临城下，或者武装反对派兵临城下与城内民主化浪潮内外夹击，实现政权更迭。如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索马里西亚德、乍得哈布雷以及马里特拉奥雷等政权的垮台。

二是贝宁模式，又被称为“文官政变”。所谓贝宁模式，就是在 1990

年 2 月以贝宁总统克雷库为首的人民革命党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由法国出谋划策，通过召开有反对党派参加的全国会议，并由反对党派选出一名政府首脑主持临时内阁，负责筹备立法和全国大选事宜，然后由选举产生最高权力机构、总统和正式内阁。在整个过程中，全国会议是关键。由于反对党派在推翻原政权或要求分享权力方面目标一致，且在会议中票数占压倒多数，又有社会上民主化浪潮的依托，它们对原当权派都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从而比较顺利地夺权。这种模式始于贝宁，目前还在延伸和扩大，也备受西方的支持和鼓励。如贝宁总统索格洛 1991 年访美，礼遇甚高，布什亲自接见，并赞扬索格洛是民主的“伟大捍卫者”，允诺向贝宁增加援助，其金额已从1990 年的 200 万增至 800 万美元，另外还提供 750 万美元作为第二期经济结

构调整之用，答应在今后五年内提供援款 5700 万美元。布什还呼吁吁如扎伊尔、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学习贝宁的榜样。

目前许多非洲国家都采用贝宁模式进行政治改革。刚果、尼日尔、马达加斯加等国已通过全国会议实现了最高权力的转移，反对派推举出来的代表担任了过渡时期的总理，掌握了实权。多哥虽已实现了最高权力的转移，但却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由于临时政府首脑约瑟夫·科菲戈欲夺取总统全部权力，并禁止原执政党的活动，军官集团出面干预，导致了总统、军官集团及临时过渡政府三方就分权问题重开谈判，科菲戈不得不作出让步，重新改组政府，权力已大不如前。刚果军队也反叛总理安德烈·朱隆戈，但他幸存下来了。扎伊尔蒙博托总统与反对派关于分权问题斗争激烈。蒙博托竭尽全力分裂反对党派，鼓励它们成立自己的政党，仅临时过渡政府就已进行了三次改组，对社会上反对他的游行示威进行镇压。后在塞内加尔斡旋下，双方达成初步和解，任命了新总理。喀麦隆执政党已与反对党派就召开全国会议达成了协议。

三是通过选举实现政体改革，这类国家也各有不同情况。

通过选举原执政党仍继续执政的国家，例如突尼斯、加蓬、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布基拉法索及毛里塔尼亚等国，受民主化浪潮的影响，被迫进行某些政策的调整。

通过选举，执政党败北、反对党上台执政的，有贝宁、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赞比亚等国。阿尔及利亚原执政党民阵在地方选举及议会第一轮选举中均告失败，伊斯兰救国阵线获大胜，上台执政的格局已定。但由于

军队出面干预，原总统沙德立被迫辞职，中止第二轮选举，阻止了伊阵上台。已决定引进多党制、并确定了选举时间的国家，有马里、安哥拉、布隆

迪和肯尼亚等国。除安哥拉外，其他几国都一次或两次推迟了选举日期。未确定选举日期的，有塞拉利昂、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莫桑比克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同武装反对派达成停火协议或和平协定。几内亚比绍也开始实行多党制。

规定了民主化的框架，使多党制政权能在有秩序的和平环境中妥善地建立起来，这类国家有坦桑尼亚。军政权更是如此。尼日利亚军政权相当成功地控制了国家政局，宣布实行两党制，一个党是中左派，另一个党是右派，政府向它们提供活动经费及其他方便条件，目前两党已形成，总统选举预定在 1992 年 8 月举行，而大选则在 12 月。几内亚军政权与该国类似。加纳罗林斯军政权提出了还政于民、建立多党制政权等一整套计划步骤。目前它已成立了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并准备在今年上半年对新宪法举行公民投票，同时提出在全国协商会议召开前保持党禁。

非洲民主化浪潮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国际大气候的直接产物。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在“东风劲吹”的剧变的国际形势中先后取得独

立的。民族主义和非洲社会主义两面大旗一直在非洲的上空飘扬。非洲国家无论是以社会主义，还是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都在政治上建立起高度集权的一党制或军政权，在经济上建立起比较严格的集中管理体制。这样的政权体制，在部族分裂、经济落后、西方特别是宗主国为保护其传统权益不断施压和破坏等历史背景下，是非常必需的，也有利于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或完全没有摆脱部族主义、地方主义的

痕迹，它们大多凭借国家机器、特别是军事力量，实行对人民和对其他部族的统治。政权的改变和领导人的频繁更迭，在较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上层人物或精英玩弄“抢座位的游戏”，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制度的变革。政权腐败，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加上经济政策方面的失误，如严重的对外依赖、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重视不够、人口增长率过高以及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而造成的贫民阶层和失业群等等，导致了 1980 年代的生存危机和经济危机。1980 年代政策调整又大大超过了人民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人民生活降至独立时，甚至低于独立前的水平。非洲有 600 万难民，还有数千万人处于饥饿状态。城市居民特别是工资收入者再也不能容忍那些侵吞公款、把赃物藏匿在外国银行的统治者，也不能容忍那些总是迫使政府无休止地借款的外国人。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发泄不满和怨恨，并把矛头对准了当权者。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对国家疲备不堪、专制腐败以及当权者对人民的种种承诺不兑现而产生的厌烦、愤懑和绝望情绪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有反对党派的利用和推波助澜的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 1960 年代以来，为争夺非洲，美苏两霸都争先恐后地向非洲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以求非洲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而使非洲生存活动余地较大，极少数国家甚至借助冷战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统治。

冷战结束、东欧形势剧变、苏联解体，不仅加速了非洲民主化和新自由主义传播和实施的进程，而且由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使非洲回旋余地日益缩小。美国对非洲由过去阻遏、破坏苏联扩张为目的的政策转变为把非洲纳入其国际新秩序，即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

盛行而稳定的新世界的轨道。为此，西方特别是美国日益加紧强化强权政治，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给非洲，把推翻集权或独裁统治者作为国策，粗暴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美国建立数千万美元的促进民主化基金以支持各国的反对派），并把援助与民主化挂钩，紧紧卡住非洲国家当权派的脖子。绝大多数当权派只能在唯命是从和被抛弃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

扎伊尔原是美苏两霸争夺的大块肥肉，又是称霸非洲的关键地区之一。它独立伊始，美国就实行鲸吞扎伊尔的政策。第一届政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被杀害后，蒙博托一直被视为执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非政策的中心人物。美国先后提供 30 多亿美元的援助（不包括军火援助）。美、法、比三国至少三次配合行动，派兵前往扎伊尔帮助维持社会和法律秩序，稳定政局。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蒙博托政权日益冷淡。在 1991 年 9—10 月间军民抢劫、社会动乱危及到蒙博托政权的统治时，美国助理国务卿科恩公开谴责扎伊尔政治腐败、专制独裁，要蒙博托下台。科恩说：“蒙博托应从过去摆脱出来，让一个来自反对党派的人担任总理，以管理国家政治和经济事务，特别要对蒙博托的经济状况实行监督。”法、比等国不仅中断了对扎伊尔的经济援助、军事和技术方面的合作，而且还以护侨、撤侨为名，派兵占领扎港口、机场、逼蒙博托让权。

肯尼亚一贯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经济发展较好，政局长期保持相对的稳定，被誉为非洲的“橱窗”和“样板。”美国原先一直把莫伊总统视为“最可靠的盟友。”。肯尼亚每年从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处获得约 10 亿美元的援助。但冷战结束后，美借口莫伊政权缺乏民主、贪污腐败，特别是不满意莫伊坚持一党制，向肯尼亚施压日甚一日，由一般指责发展到公开支持和援助反对党派，由要挟减少援助发展到停止援助，由美国定调发展到西方集体谴责和停止援助。西欧共同体已通过决议，暂时停援为期 6 个月。英国《经

济学家》周刊 1992 年 2 月 22 日称，“捐助者们以前的态度从来没有这样强硬过，提出的条件政治性也没有这么强。”在这种情况下，莫伊政府被迫接受向多党制转变，否则失去 10 亿美元的外援，其经济就可能运转不灵甚至破产。

西方对肯尼亚、扎伊尔的政策是向全非所有国家发出的信息。据悉，欧共体已告诫马拉维总统卡穆祖·班达，如果他不能满足它们期望的东西，捐赠国可能会像对待肯尼亚那样对待他的国家。英国已削减了对马拉维的援助，由 1000 万英镑减少到 500 万英镑，以抗议班达政权忽视人权和容忍政府挥霍国家财产的行为。

非洲当前的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浪潮既与非洲人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相吻合，又有西方特别是美国再次在非洲推行殖民化的战略图谋。在不少国家里，后者甚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冷战的结束，虽然使非洲获得了自身独立发展的机会，但对非洲的挑战却是严峻的，非洲的主权受到巨大的威胁。

非洲的民主化浪潮预示着非洲正在经历一次变革。民主化在客观上形成社会内部的一种民主气氛，猛烈地冲击着那些专制腐朽的统治，对新老当权派都起着某种监督和遏制的作用。为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当权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善所属政党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增加执政党与人民、执政党与反对党派之间对话的渠道，并通过立法手段进一步保证人民的权利以及参政、议政的机会，从而促进了不少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原执政党通过选举继续执

政的国家，虽然仍保留了原来的政治格局，但却根据目前形势进行了自我调整，比较务实。例如，突尼斯公布了各政党必须遵守的宪章，并对容易引起国内动乱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和组织采取绝对禁止的政策。乌干达抵抗运动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后，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抵运统治体制，并实行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加上多年人心思定，从而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坦桑尼亚也循序渐进地引进多党制，迄今这个过程远未结束，但并未引起像其他国家那样的社会动乱。

这股浪潮促进了非洲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热点地区开始通过谈判熄灭战火。在南部非洲，南非政府废除了种族隔离，正在结束白人少数人统治，向非种族歧视的社会过渡。现政权举行了白人公民投票，并安排了与 20 多个

黑人政党有关宪政问题的谈判。安哥拉人运政府与武装反对派安盟于 1991

年 5 月签署了伊什图里尔协定，结束了历时 15 年的内战，目前正在联合国监

督下积极筹组 1992 年大选的各项工作。莫桑比克已宣布实行多党制，目前正在进行关于结束内战的谈判。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之间的边界纠纷和冲突，正翻开过去不愉快的一页。塞内加尔内部的卡萨芒斯地区已暂时放弃解放或独立的念头。利比亚由于自身的问题，已暂时收敛了它对乍得、尼日尔和马里诸国的野心。西非经济共同体斡旋利比里亚内战各方，塞内加尔调解扎伊尔执政党与反对党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均初获成功。非洲国家还签署了非洲共同体条约等等。所有这些，不仅预示着非洲在竭尽全力减少军事冲突、军事政变等相互残杀的可能性，而且也揭开了非洲问题应由非洲人自己解决及掌握自己命运的序幕，证明非洲在改革中前进。

经过这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各种力量的反复较量，非洲有识之士包括当权者开始认真思索，并在政权建设上取得了若干共识。

第一，强调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反对外国强加任何模式。多数领导人指出，非洲必须自主决定民主道路，不需要别人教训、强加或移植。有些领导人还揭露西方民主是欺骗、用金钱施压等等。他们异口同声摒弃东欧和苏联变革模式。非统秘书长萨利姆说：“非洲人民经过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赢得了独立，赢得了自己选择国家政体的自主权。诚然，我们没有人反对民主，但是我们决不会赞成民主是某个国家或某些人的专利品。”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指出，非洲“不需要东欧那种 180 度的大变革，⋯⋯不能把刀架在脖子上强迫非洲一下子由一党变为多党制”。

第二，政治制度必须适合于国情，并要不断地加以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总的战略要求，而且当今世界上也没有一种统一的政治模式。他们认为，民主是一种精神状态，即让更多的人参加国家管理和经济生活，并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民主不等于多党制，一党制也不意味着不民主。民主的内涵是受到实际情况的规定和制约的。在当前情况下，民主化必需服从于民族团结、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三位一体的任务。因为没有经济发展就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民主将是一种幻想，饥饿的人是不自由的。同样，没有民主，经济发展也不可能顺利进行。民主与发展必须齐头并进，但发展无疑居首位。团结与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当前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国家并不断增强其控制能力，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三，政体改革要有秩序而稳妥地进行，要探索出一种最佳方案和途径。目前，非洲显示出空前的动荡与不安，强权政治咄咄逼人，令人喘不过

气来。但是非洲在思考、在探索，新的思想、新的事物在涌现。这可能就是

非洲新觉醒的开端，新变化的开始，也可能是非洲找到抵抗强权政治的起点，是非洲的希望所在。一些学者把 1990 年称为非洲的“转折”、“第二次独立运动的开端”，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非洲民主化浪潮给西方特别是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希望或幻想，认为多党议会民主制和新自由主义将在非洲大陆得到普遍推行，而成为其新战略的重要支柱。

非洲民主化浪潮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上的反映，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并导致非洲社会主义思潮溃散而出现的。但在非洲大陆除埃及和南非外都没有经历过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开始其进程的，现代民族正处在形成过程中，这一切决定了非洲民族主义政权建设的极端艰巨和复杂性。一般地说，一些民族主义者主张或倾向于权力集中，而一些传统主义者则主张或倾向于把对祖先的崇拜与现代宗教结合起来，实行部族或地区分治，以维护其传统王国不受任何侵犯。但是，这两者又并非截然分开，彼此都要寻求对方的支持。送礼和与酋长谈判仍然是对国家重大决策取得一致看法的最可靠方式。另外，有一些靠捕鱼或狩猎为生的部族还存在比较顽强的军事性的集权主义，这就说明非洲国家独立伊始沿袭西方特别是前宗主国的制度为何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次民主化浪潮虽然带来了各种势力的大分化、大改组，并已形成以多党制为政权建设的主要倾向，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把非洲社会带入西方民主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种社会发展阶段。民主化浪潮以及它所产生的结局不仅有局限性，也有特殊性。

由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缺乏有组织的反对派，非洲知识分子阶层感觉锐敏，带头掀起了民主化的巨浪，但是众多的情况表明，工会和宗教势力这两支比较独立而有组织的力量在民主化浪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工会在不少国家几乎起了中坚作用，它们的罢工运动是迫使当权派作出让步的决定因素之一。在马里，工会领袖卡兰贝就被选为反对党派协调委员会主席，他所领导的大罢工促使了特拉奥雷的下台。刚果、尼日尔等国的工会也起了类似的作用。赞比亚工会领导人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则通过选举登上了总统宝座。多哥、喀麦隆及毛里塔尼亚等国的工会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宗教在文盲占多数的非洲国家里有较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现已成了一股政治力量。宗教势力自民主化浪潮以来，已从教堂布道走上街头，成了多党民主制浪潮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以及执政党和反对党派之间的调解者或斡旋者，如贝宁、刚果、加蓬、多哥、扎伊尔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喀麦隆、肯尼亚和科特迪瓦等国的主教是率先反对当权派的发难者。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抬头，且发展迅速。在苏丹，巴希尔军政权就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社会生活全部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准则。在国际原教旨主义组织及伊朗的支持下，苏丹原教旨主义势力已成了开拓其运动的基地，成为进入撒哈拉以南的桥梁。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国阵线在地方选举和全国大选中均获得胜利，只是在军队出面干预、取消第二轮议会选举后才未能上台。原教旨主义团体在乍得、尼日尔、马里等国的活动在加强。肯尼亚、非洲之角及坦桑尼亚等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和冲击。

非洲目前的政党，无论执政党和反对党派包括老党或新建的党，其性质和基础均没有任何变化，即缺乏阶级和群众的基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

民目前仅仅充当了执政党和反对党派之间斗争的“消极舞台的台柱。”它们都举起民主化的旗帜，与其说这是它们的建国方略或政权模式，勿宁说是一种蛊惑人心，尤其是给西方特别是给美国看的。对当权派而言，它们都扮演着十分矛盾的角色，既要抓改革的旗帜，又要捍卫和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包括部族利益集团的利益；既要对付来自反对党派的挑战并削弱其力量，又要安抚党内各派系，以防本身的削弱和分裂；既要反对西方的强权政治，又需要它们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支持。它们匆忙引进多党制大多属于应急之策，关键在于维护其统治、保护其利益。就反对党派来说，它们多数都没有理论指导，也没有提出治国良策，且力量分散。如扎伊尔就有 300 多个政党，成分复杂，彼此政见分歧严重，有少数党才成立几天就土崩瓦解了。多数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忙于解决自身问题或与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很难建立一个较为持久的足以对付执政党的统一战线，无暇顾及社会，更谈不上去吸引社会。随着它们之间争夺的激化，有些国家执政党仍继续执政，另一些则由反对党派中较强的一派执政，而其中有的国家法律与秩序遭到破坏，无政府主义大泛滥，国家经济、财力、物力遭到巨大的损失和破坏，人民正在继续受到动乱、战争和饥饿的折磨。索马里、乍得、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唯一真正的权力主宰者是枪杆子。苏丹南北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军政权执政两年多不仅未能使其他反对党派停止反对军政权的活动，而且连军队也无法控制，迄今已发生过四次未遂政变。在埃塞俄比亚，民阵政府虽已开始民主化进程，成立了各派参加的过渡议会和过渡政府，并拟在 1993 年举行选举，但奥罗族和阿法尔族一直在同中央政府进行公开斗争，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已在厄省成立临时政府，脱离中央政府，实行地方全面自治。在索马里，北方已宣布自己是独立于索马里兰的共和国，并正在谋求国际承认，南方各部族、各派系之间的武装冲突仍在继续。在乍得，韦代总统虽倾向使政权向多党制过渡，但以部族地区为基础和各派武装仍继续各霸一方，韦代只能统管自己的军队。

总之，非洲到处都充满矛盾和斗争，并随时都可能发生突发事件，这种飘浮不定的局势也使政治多元化、民主化举步维艰。

目前非洲正处在发展经济、以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的阶段。各国的根本利益是和平与发展。事实证明，民主化并未给非洲带来和平、安定以及消除贫困的前景，很可能一些政府在政策尚未结出硕果以前就被赶下台。如果有关国家最终获得了成功的经济记录，并建立起较稳定的商业环境，投资开始源源而来，家庭状况开始略有好转，选民们就将开始投票选举填饱了他们肚皮的那个政党，但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称，该组织已同 23 个非洲国家政府有贷款协议。但任何协议都没有执行到底，或执行到使非洲经济腾飞的程度。非洲虽已开始寻求和探索非洲式的政权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前进道路上仍布满荆棘，路程将是漫长而曲折的，甚至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第十一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非洲社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