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奈良平安时期封建制度的形成

奈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仿照唐朝首都长安建设京城。694 年在飞鸟（今奈良县境内）建立藤原京，14 年后又在奈良建造新都，称平城京，710 年迁都于此，日本历史上习称的奈良时代（710～794 年）由此开始。794 年再迁都平安京（今京都），直到 1192 年，史称平安时代。

由于大化改新扫除了与屯仓、田庄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落后的部民奴隶

① 当时 1 段相当于 9.918 公亩。

① 二官是执掌祭祀的神祇官和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太政官。八省是太政官下左、右辨官所辖的中务、式部、治部、民部，以及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一台是执掌监察的弹正台。

② 五卫府是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

③ 日本史学界有一种见解认为，大化改新是日本奴隶制的完成，12 世纪末镰仓幕府建立才进入了封建社会。

制，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直接生产者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 646～ 713 年，68 年间先后班田 12 次，到奈良时期开始时，班田制已经在日本大部分地区普遍推行，班田农民在当时日本总人口中占绝对多数，达到 70％以上，成为主要的社会生产者。他们虽然是在土地关系上、人身上、法律上依附于国家的依附农民，但占有小块土地（包括国家授予的终身占有的口分田和私人世袭占有的园地）和少量生产工具，有自己的家庭和独立经营的私有经济，负担固定的租税和徭役，他们的状况同部民比较有很大的改善，因而有利于发展生产。

奈良时期，日本社会经济有明显的发展。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以“劝课农桑”的成效考核官吏政绩。广大农民辛勤劳动，改进农具和农业生产技术，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从中国传入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到处流行，、犁、镰等铁制农具，水力转动的碾硙，脚踏和牛挽水车都已广泛使用；用牛马耕田逐渐普及。水稻由直播改为插秧，收获由剪穗改为割秧，产量普遍提高。奈良时期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畿内地方治理了 4 条河、14 处水池，修筑 21 条堤坝，开凿 7 条沟渠。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畿内、近江、濑户内海

周边、北九州等地方相应地整治农田，实行“条里制”，即田 36 町为 1 里，

6 里为 1 条，条里周围绕以渠、畔、路作为田界，显示了奈良时期日本农田规范化管理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旱田、园田也有一定的发展。奈良初期，朝廷下令每个农夫必须兼种麦 2 段，并允许以粟代稻谷完纳官租。旱田作物除粟、麦外，还有大豆、小豆、荞麦等。从奈良初期起养蚕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奈良时期的日本农民普遍从事手工业生产，农民缴纳的庸调实物有各种纺织品、陶器、木器、漆器、铁器等。官营手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这些手工业产品主要供给皇室、官府、贵族阶级消费，消费剩余的手工业品才进入交换。因此，奈良时期的日本，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都还没有发展起来。708 年（和铜元年），政府仿效唐朝铸造铜钱和银钱，称为“和铜开宝”，但流通不广。

班田制的瓦解 奈良时期普遍存在的班田制，虽然比古代的部民奴隶制前进了一步，班田农民与原来的部民相比，法律地位和经济生活有所提高和改善。但随着这种剥削形式的发展，班田农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封建国家征收的田租虽然只占收成的 3％，但每户农民的口分田却只能生产全年所需粮食的五分之三。农民必须将稻谷送到郡的仓库，京都及其附近 17 国的农民，还须把部分稻谷磨成米，连同庸调实物一并送往京都，来往运费和吃粮都由自己负担。庸役法定为十天，但往往又延长服役期 40 天（留役）。国司

郡司每年还可以役使正丁杂役 60 天。繁重的徭役造成“诸国役民，还乡之日，

乏绝食粮，多馑道路，转填沟壑，其类不少”的悲惨景象。此外，正丁在 40 年里每三年或四年要自备武器、粮食服兵役 60 天（服兵役者免除全部徭役）。贫困的农民春耕时缺少稻种，地方政府和富有者便用稻谷放高利贷，叫作“出举”，利率高达 50％～100％。地方政府还以备荒名义，强令农民交纳“义仓谷”。种种封建剥削，使班田农民过着缺吃少穿、贫病交加的痛苦生活。8 世纪时，诗人山上忆良写的《贫穷问答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穷困和悲惨的生活情景：“村舍炊烟断，釜甑结蛛丝。炊爨若已忘，相对泪空垂。”“里长执杖来，入室怒相视。厉声迫交租，岁月其何已！”班田农民为了摆脱沉重的封建剥削，被迫纷纷逃亡，户籍、田籍因此日趋紊乱。

贵族官僚同封建国家之间争夺土地和人民的斗争愈益激烈。在实行土地国有的班田制的同时，政府就允许贵族以位田、职田、功田等名义私人占有土地。寺庙、神社也私有寺田、神田。这些私有地一般由私奴婢耕种，而且都不纳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是贵族兼并的根源。国司、郡司等地方官为了达到兼并的目的，倚势舞弊，致使户籍、田籍紊乱，收授制度松弛。为了增加土地和收入，政府便奖励私人垦荒。723 年制定“三世一身法”，允许垦生荒者占有三世，然后归还国家；垦熟荒者终身占有，死后归还。但是，贵族、寺社仍不满足。743 年政府不得不取消三世一身法，发布“垦田私有令”，宣布“自今以后，任为私财，无论三世一身，咸悉永年莫取”。“由是天下诸人兢为垦田，势力之家驱使百姓，贫穷百姓无暇自存”。随之，各地贵族，首先是国司恃权兼并土地，寺庙、神社也竞相兼并。由是兼并之风大盛，班田制迅速走向瓦解。

9 世纪时，班田制已难以按期实行收授，政府不得不延长班年。834 年，近畿地方改为 12 年一班，11 年后，虽然校验田亩，但不能班田，其余诸国，五六十年或不班给。10 世纪初，班田制完全停止实行。

庄园制的形成 日本贵族私人占有的封建大地产叫作庄园。它开始出现于 8 世纪初年，随着班田制的衰落而日益发展。最初的庄园主要是靠驱使奴婢和班田农民开垦荒地而来的。随后便通过兼并邻近班田农民的口分田而逐步扩大。原来由国家赐予的有条件占有的土地，也逐渐变成了庄园。10 世纪中叶，庄园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庄园所有者主要是京都贵族、土豪富族和寺院。他们派“庄司”管理庄园。最初，庄园还向政府交纳租税，但从 9 世纪中叶起，有权势的贵族和寺院领主取得不纳税、不准政府官吏进入庄园的特权（不输不入权）。地方中小贵族为了取得这种特权，纷纷把自己的庄园“寄进”给中央或地方权贵，自己变为“庄司”。这种接受“寄进”的庄园主，叫作“领家”。领家又通过“寄进”，依附于更有势力的大贵族，即所谓“本所”。“寄进”使土地愈益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并且在庄园所有者中间形成了庄司、领家、本所等几个等级。

庄园中的直接生产者庄民叫作“作人”、“寄人”、“百姓”。他们主要来自破产逃亡的班田农民。他们租种庄园土地，交纳收成的三分之一作为实物地租，此外还需交纳名目繁多的日用必需品，并在庄园主的直辖地上从事无偿劳动，以及负担各种杂役。庄园主直辖的领地，最初约占全庄园的五分之一，后来逐渐减少到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以至仅占五十分之一。因此，劳役制地主经济在日本早期封建社会中不占主要地位。

摄关政治与武士的兴起 随着庄园制的发展，握有广大庄园的大贵族权势越来越大，终于形成了大贵族藤原氏独揽朝政的局面。藤原氏世代为皇室外戚。858 年，藤原良房替他那九岁的外孙清河天皇“总摄庶政”，866 年正式取得“摄政”的称号。接着，藤原良房之子基经又作了阳成天皇的摄政。887 年，宇多天皇把政权交给藤原基经，下诏“万机巨细，皆先关白” 于藤原基经，于是又有了“关白”这一称号。此后，藤原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大都选本族女子做天皇后妃，以便他在下一代天皇幼年时当摄政，天皇成年后改任关白，史称“摄关政治”。藤原氏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凭借权势接受了大量“寄进”的庄园，遍布于全国各地，造成“天下土地悉成一家之领”的局面。平安时期藤原氏统治日本两百多年。

藤原氏的摄关政治极端腐败，封建剥削沉重，人民穷困破产，四处流徙逃亡，到处举行起义。起义者进攻国衙、国分寺，甚至经常袭击京都。那时，大化改新建立的地方军团已因班田制的瓦解而废弛。各地庄园主为了镇压人民起义，保护庄园，扩充势力，往往通过庄司组织武装家兵，由主人供应装备、给养，并受主人的保护，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武士”和“武士团”的起源。武士与首领结成封建的主从关系，在平时和战时对其首领必须绝对效忠。武士团的首领有一些是地方庄园主和郡司土豪，有一些则是出身于在中央政权失势而流落到地方的贵族子弟。10 世纪时地方武士团中实力较大的关东① 源氏与关西平氏两家都出身于宗室贵族。武士是在日本封建制度确立过程中形成的军事贵族阶级。

11 世纪时，皇室与摄关家族藤原氏展开争夺政权的斗争，双方都竭力争取武士的支持。皇室为了摆脱藤原氏的控制，到白河天皇时（1073～1086 年）已不从藤原氏家族中选立皇后，并于 1086 年 11 月末让皇位给崛河天皇，自己称上皇，在宫中设立院厅监理国政。此后的一些天皇都是到年长时让给年幼的太子即天皇位，自己当上皇，在院厅中掌握实际权力，史称“院政”。摄关家为了同院政斗争，便争取关东武士源氏的支持，院政方面则依靠关西武士平氏的力量，于是武士的地位提高，并且参与了争夺中央政权的政治斗争。关西平氏在保元（1156 年）、平治（1159 年）两次动乱中取得胜利，此后其首领平清盛控制中央政权二十多年。平清盛竭力庇护藤原氏，抑制地方豪强，因而失去武士的支持。关东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乃乘机纠集反对派武士举兵，声讨平氏，于 1185 年 3 月在坛之浦（下关海峡）海战中全歼平氏集团的军队，夺得了中央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