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日本的考古资料证实，从秦汉之际起，中国的稻种、水稻耕作方法，还有铁器、青铜器及其冶炼铸造技术陆续传到日本，这可视为中日之间历史上最早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中日交往，大致始于西汉末东汉初（即公元前后）。《后汉书》载，公元 57 年日本曾遣使来中国都城洛阳修好，东汉光武帝“赐以印绶”。三国时，日本耶马台国曾四次遣使至曹魏访问，并携来土特产品交流。曹魏也两次遣使回访。

东晋南北朝时，日本大和朝廷使者多次到南朝刘宋访问，也有不少中国人先后经朝鲜半岛移居日本。这些中国移民带去多种先进的手工技艺，尤其

是养蚕、织绢、制陶、制鞍、绘画技艺等。大和朝廷还派人专程到中国聘请不少纺织工匠和女裁缝到日本传授技艺。中国移民中有汉文素养、长于文笔的人还在大和朝廷任职，掌管记录，起草外交文件，并常常出使海外。

隋唐时，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高潮。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封建国家形成时期的日本新兴封建统治阶级，亟欲全面移植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思想、科学技术与文化，以为己用，遂不避海路艰险，不断地向中国派遣大型使团和留学生、学问僧。日本政府在圣德太子摄政时期，于 607 年遣使小野妹子赴隋修好，翌年隋炀帝遣裴世清回访。8 月初裴世清一行到达日本时，受到日皇遣“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的极其隆重的欢迎。从 608 年至 614 年六年间，日本又两次派出遣隋使，并开始派留学生与学问僧。这些人在中国多学有成就。唐初回日本的学问僧南渊清安、留学生高向玄理等人曾在效仿唐制的大化改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政府从 630 年至 894 年的两百多年间共任命过 19 次遣唐使，实际派

出 13 次，其中包括“迎入唐使”和“送唐客使”共 6 次。每次派出的遣唐使

团都有众多随员，最多一次达 650 人，最少时也有 120 人。奈良朝以来，日皇在任命大使之后循例召见，授以节刀，还宴饯赐歌壮行。中国政府对此也极为重视，热情接待来访使团，唐皇帝还往往予以接见。不少随团前来的留学生、学问僧留唐一二十年，同中国人建立起深厚感情。8 世纪的留学生阿倍仲麻吕，17 岁时来到中国，取华名朝衡（或晁衡），留唐期间学业卓有成就，同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交往甚密，友情很深。他回国时船破，漂流到越南，后来返回长安。其间曾传闻他已在海上遭难，李白特作《哭晁卿衡》诗悼之，充分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后来仲麻吕终以 70 岁高龄殁于中国。

日本留学生大都认真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学成回国发挥作用，还带回各种书籍、典章文物、科学仪器，促进文化交流。8 世纪的吉备真备先后留唐 20 年，精通唐代各种学艺，回国后和另一名留学生大和长冈一起删

定了律令 24 条，并在大学传授所学，吉备真备位至右大臣。为数众多的学问僧不只来中国巡礼求法，还传回唐代佛教各宗。9 世纪初传回真言宗的空海，在中国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回国后写成《文镜秘符论》六卷，专论汉诗文的修辞法，还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30 卷，推动了日本汉文的发展。

唐代也有一些中国人东渡，影响最大的是名僧鉴真，他是应日僧之请赴日的。鉴真从 743 年起曾五次开航，均遭失败，双目因以失明。但他并未气

馁，为了中日友谊，在第六次开航后终以惊人毅力战胜千难万险，于 754 年到达奈良，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鉴真传去律宗和各种佛经，广泛地介绍了中国医药学。他和他的弟子们还长于建筑、雕刻，在他的主持和指导下完成了一组著名的仿唐建筑——唐招提寺。今天仍然屹立于奈良的该寺金堂大殿，被日本人誉为国宝。763 年鉴真终于此地。

唐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范围广阔，影响深远。奈良时期和平安前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制度都具有显著的唐制特点。从此时起，“唐镢”、“唐犁”、“唐锻冶”、“唐纸”、“唐墨”、“唐物”等名称在日本语言中大量出现。从 7 世纪起日本就使用中国用以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随着唐代历法不断地进步，日本也及时采用了中国的新历法。中国医书早已传入日本，奈良时期日本按中国方式培养医学人材，至平安时期确立了汉医

学。这一时期汉文学大为兴盛，唐式建筑兴起，仿唐雕像、绘画大量出现，首都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先后按照唐都长安城的设计修筑起来。唐代的服饰、烹调法，以及历代相承的节日等也在日本流行。

文化交流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字和语言。日本古代没有自己的文字，3 世纪汉字传入后便使用汉字。7 世纪，日本人创制出以汉字的音和训来表达日本语音的方法，这种汉字便成为日本最初的“假名文字”，即所谓“万叶假名”。9 世纪以后，日本人又利用一些楷体汉字的偏旁和一些表示一个音节的草体汉字，分别制成“片假名”与“平假名”。日本字母文字的出现与传播，推动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唐末日本停派遣唐使，禁止日船外航，两国关系出现低潮。但是中国民间商船去日贸易渐多，日僧、学者有不少搭乘中国商船来华。两国的民间往来起到了沟通两国关系的作用。从北宋末年起，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丝织品、香料、药品、文具、绘画以及各方面的书籍。日本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砂金、水银、硫磺、木材以及扇和刀等工艺品。中国书籍大量输出到日本，使得后来不少中国遗失的典籍在日本得到保存。中日科技文化交流很有成就。10 世纪末日本人宋僧奝然（法济大师）从中国带回雕版印刷的《大藏经》一部，促进了日本雕版印刷的发展。12 世纪末的入宋僧明庵荣西在中国学得宋代建筑技术和宋医学，研究了茶树的栽种和茶叶的养生，带回了茶种。13 世纪前期，日本陶工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俗名加藤四郎）入宋学得烧制陶瓷的新技术，回国后在尾张（今爱知县）的濑户开窑，创“濑户烧”，驰名日本。

元朝统治者侵日，两国国家关系又告中断；“倭寇”①兴起，使民间贸易也受到严重干扰。明成祖时，经过两国共同努力，恢复了邦交并基本上排除了“倭寇”的干扰，两国实行“勘合贸易”②，往来颇盛。从 1404 年至 1547

年，日本共派出遣明船 17 次，运到中国大量的刀、硫磺、铜等商品，换回日本急需的铜钱和生丝、绸缎、药物、陶瓷、书籍等，获利甚巨。元明时代有不少日本禅僧来中国巡礼求法，所至各处，受到中国僧俗热情接待。14 世纪日本入元僧友山士偲访问松江时，适值“巨水为害，吴中禅刹钟鼓寂尔，游方之士无放包之地”，情况十分严重。然而中国僧人对这位日本僧友却予以特殊照顾，“苦留过冬”，“视以骨肉”，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友人的深厚情谊。入元入明禅僧中有一些是著名的汉诗诗人和汉文学家，如 14 世纪的雪村友梅、绝海中津等。他们以自己的诗篇歌颂了两国人民的友谊。适应日本雕版印刷的需要，14 世纪时，陈孟荣、俞良甫等大批中国雕刻工艺者移居日本，向日本介绍雕版印刷术。15 世纪，著名的日本美术家雪舟等也曾来中国研究水墨画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科学文化交流。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 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中国邻邦朝鲜并妄图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一度遭到破坏。不久日本德川幕府建立，两国虽未正式恢复政府间关系，但民间贸易却大大发展起来。

① “倭寇”大多是日本镰仓末期西部地方没落封建主、破产武士和走私商人。他们对中朝两国沿海地方进行海盗活动，所到之处劫掠一空。

② “勘合贸易”即规定日船来中国须出示名为“勘合符”的特许证，持此证中国才承认其为日本贸易船只，得以交易。此证由中国发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