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和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的关系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法显称其为狮子国，玄奘称僧伽罗。据近年学者研究《汉书·地理志》所说的黄支南的“已程不国”就是斯里兰卡。如此，斯里兰卡在汉武帝时就和中国有了直接联系。中国最早详述斯里兰卡情况的著作就是法显的《佛国记》。法显回国时从海路经过狮子国。他在一所佛殿青玉佛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他又说狮子国前任的国王曾经遣使中国。这说明在法显之前，中国和斯里兰卡就有了经济和政治联系。法显在狮子国住了两年，然后携带若干梵文本佛经乘商人大船回国。法显以后中国高僧到斯里兰卡的仅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便有益州的明远和义朗、交州的窥冲和慧琰、爱州的大乘灯、荆州的无行、澧州的僧哲、东莱的慧日。其中有的人曾前往印度，有的人则终身定居在斯里兰卡（如澧州的僧哲等）。从中国南北朝至隋唐，天竺僧侣来中国者也多经过斯里兰卡。如澧宾国高僧求那跋摩即从狮子国东来。

随着僧侣的往返和海上交通的进一步发展，两国也常有使者往还。晋义熙（405～418 年）初，斯里兰卡遣使献玉像，像高四尺二寸，十分精巧。《宋书》卷九十七“师子国”条称，“师子国”于元嘉五年（428 年）遣使来中国，至十二年（435 年）又复遣使奉献。《梁书》卷五十四“师子国”条提到“师子国”国王遣使携带礼物来南朝，“欲与大梁共弘三宝”。《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师子国”条称，总章三年（670 年）“师子国”有使者来朝。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称，天宝五年（746 年）“师子国”王尸罗迷伽派遣天竺高僧跋折罗（即释不空）来中国，献细金、宝璎珞、贝叶写的梵文《大般若经》一部、细白毡（木棉布）40 张。天宝九年（750 年），“师子国” 又献象牙、真（珍）珠。此后使臣来往不断，至明代而极盛。郑和第三次下西洋（1409～1411 年）时曾经到过锡兰山国（斯里兰卡）。《明实录》卷一八二称，永乐十四年（1416 年）锡兰山等国各遣使赠送方物，各国使臣辞归时，明成祖又派郑和护送，并回赠各国君主以丝织品等礼物。当时斯里兰卡为东西海上交通的枢纽。郑和的舰队到斯里兰卡后航线有二，一为西去溜山

（即今马尔代夫共和国）之航线，一为西北去小葛兰之航线。郑和第四次下西洋（1413～1415 年）时，到过马尔代夫（溜山）。《明实录》记载永乐十四年（1416 年）有 19 国的使臣来中国，其中就有锡兰山和溜山的使臣。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1430～1433 年）于 1430 年最后一次访问斯里兰卡，并立碑纪念。1433 年（宣德八年）锡兰山国国王不剌葛麻巴忽剌批曾派使臣来中国。1445 年和 1459 年又曾两次通使明朝。《明史》卷三二六“锡兰山” 条记载了斯里兰卡送来中国的礼物有珍珠、珊瑚、宝石、水晶、胡椒、驯象等十多种，中国送去的礼物主要是丝织品，这显然是一种官方贸易。

早在 6 世纪，斯里兰卡已经是东西方商人会集之所，中国的丝和檀香木是当时很贵重的商品。经唐宋至元明，斯里兰卡一直是东西方海上交通必经之地。唐朝时，中国的大海船经过印度洋航行到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据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的记载，14 世纪上半期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通，皆操于中国人之手。中国的大海船有 3 帆以至 12 帆，可载乘客 1000 人。每船皆有四层，供客商用的房间较多，设备周到。无风时用橹，大船上的橹差不多和船桅一样长，每橹需用 10 人以至 30 人不等。每一大船还带有小艇三艘，作其他用途。拔图塔称斯里兰卡的大城俱兰就是欧洲人所说的高郎白姆（即今科伦坡）。西航的中国商船抵印度半岛之前，首先在此停泊。中国商人来此者亦多。可见当时两国的经济来往是很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