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和泰国、马来半岛各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关系

13 世纪中叶，泰国境内的泰族建立素可泰王朝，《元史》称这个国家为暹国。在暹国以南，曾出现了由真腊分出来的罗斛，是孟族和一部分泰族所建。暹国第三代国王蓝摩甘亨（敢木丁）曾六次遣使通好中国，带回许多中国瓷匠，并在该国建立陶瓷工场。他死后暹国分裂，不久即为南部的罗斛国阿瑜陀耶王朝所并，”因合为暹罗国”（《新元史》卷二五二）。是为今天的泰国（1939 年改国名为泰国）。自唐宋至元明，泰国和中国的来往十分密切。明朝援助朝鲜抗击丰臣秀吉侵略时，暹罗曾向中国来函愿派兵直捣日本，

断其后路。15 世纪后期，汀洲人谢文彬曾在暹罗朝廷任坤岳（即宰相）职， 移居暹罗的中国人也很多。清朝与暹罗关系密切。自顺治九年（1652 年）首次遣使“朝贡”，此后，有清一代，使节来华达四十余次，清政府对暹罗使团友好接待，“贡使所带货物，听随便贸易，免其征税”。

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都处在中西海上交通的要冲，汉武帝时，随着中国人民在南部海上航行的发展，便和东南亚各国及印度发生了海上交通的联系。从两晋南北朝至唐宋，马来半岛上的各国都和中国有密切的来往。15 世纪初在马来半岛建立的满剌加王朝和中国明朝的关系尤为密切。明朝时，两国使臣往来不断。特别是从 1411 年至 1433 年，满剌加有三位国王先后五次访问中国。满剌加国王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 1411 年（永乐九年），代表团人数达五百四十多人。明成祖举行盛大宴会表示热情欢迎。满剌加国王辞别时， 明成祖赠给满剌加国王、王妃、国王的子侄、陪臣等大量礼物。郑和下西洋的舰队得到满剌加的大力支持。郑和曾在满剌加修建仓库，储存货物。从马来半岛各地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是宝石、象牙、犀角、香料和锡块。中国运会的货物主要是丝织品、瓷器和铁器。新加坡博物馆现仍保存有中国明朝的遗物如瓷盘、古钱等。

印度尼西亚的考古学家在印尼各主要岛屿如苏门答腊南部、爪哇西部和加里曼丹东部都曾发掘出许多汉代陶瓷的残片。后汉史家提到印度尼西亚古国叶调与东汉政府的联系。131 年（顺帝永建六年）“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这充分说明两国人民最迟在汉代已经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友好联系。5 世纪初东晋高僧法显从斯里兰卡经海路回国时，到过印尼境内的耶婆提国（应在爪哇岛上）。法显在耶婆提住了五个月，然后从这里坐商船回国。在法显回国之前，两国之间早已有商船来往，而且通常是 50 天便到广州。

隋唐时，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唐书》（卷四十三下）辑录了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即从广州出发，经海南岛，沿越南东海岸南航，即可抵达现在的新加坡海峡。海峡南岸是佛逝国。从广州到佛逝国只需 20 天左右。唐代中国和佛逝国及诃陵国的海上交通以及商人往来频繁，佛教僧侣的来往与外交使节的联系都要乘坐各国商船。南宋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1178 年成书），详细记载了三佛齐和阇婆两国商人来中国广州和泉州的路线。赵汝适在所著《诸蕃志》中也说从泉州出发只要月余即到阇婆。元朝时两国的贸易范围比以前更加扩大了， 印尼的许多地区都和中国发生了经济联系。印尼的摩鹿加群岛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据考证即始于元代。元朝对外贸易繁盛时期专管外商贸易的市舶司多至七处，这些机构的所在地是在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宁波。明朝郑和下西洋时，先后跟随郑和前往东南亚各地的中国水手、工匠、士兵及其他人员，他们回国之后把在各国的见闻转告国内的人民。跟随郑和出使的费信和马欢分别写下了《星槎胜览》和《瀛涯胜览》两部著作，记录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来往。

中国同印尼境内古国的使节往还，根据各种材料不完全的统计，爪哇和苏门答腊古国中从 132 年初至 1499 年以叶调、阇婆达、诃罗单（呵罗单）、诃陵、末罗游（末罗瑜）、室利佛逝（佛逝、尸利佛誓、佛誓）、阇婆、三佛齐、爪哇等国名称遣使中国共约七十多次。爪哇和苏门答腊两岛以外的其他印尼古国还没有计算在内。

随着中国与印尼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使节的来往，文化上的接触与交

流也更加扩展了。唐代的高僧义净前后在印尼留居十年以上。他所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对东方各国文化交流以及研究印尼历史都有重要价值。义净记载了唐僧会宁与印尼僧人智贤（若那跋陀罗）合译佛经的事。会宁是中国成都的僧人。他于 7 世纪 60 年代曾在爪哇岛上的诃陵国住了三年，和当地高僧智贤合译了《阿籍摩经》的一部分。后来会宁委托另一唐僧运期将这一佛经送回长安。成为两国中世纪文化合作事业上有明确记载的良好范例之一。

中国的重要发明和生产技术也传到了印尼等国，陶瓷和丝织品在汉代已传到印尼，养蚕织丝技术据说在唐代已传至印尼。《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载，开元十二年（724 年）七月，唐玄宗给室利佛逝国王的使者“赐帛百匹”。当时来往于两国之间的商船较多，商人贩运丝绢为数一定不少。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阇婆国条便说当地“亦务蚕织，有杂色绣丝”。中国纸张早在 7 世纪就由义净带到了印尼。16 世纪中国商人把纸张运到印尼，使印尼人民不再用尖刀和树叶来书写，这对印尼文化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诸蕃志》和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有关印尼各主要条目的记载，可以看出中国丝绢、青白花碗等瓷器、漆器在宋元时不断运往印尼。明朝的马欢也说爪哇人最喜欢中国的青花瓷器。印尼各岛的木棉和棉布在中世纪不断运到中国，为中国人民所喜爱。在长期经济来往中，印尼的各种香料植物如龙脑香、沉香、丁香、龙涎香、冰片等陆续运到中国，丰富了中国的药物和食用香料。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先后侨居印尼等国，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对印尼等国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在中世纪就作出了重要贡献。

菲律宾出土的中国唐宋的瓷器，说明唐宋时，中国和菲律宾的经济来往已很密切。《诸蕃志》《岛夷志略》《元史》《明史》都记载了现今菲律宾群岛范围内的一些地方。《明史》记载菲律宾多次派使臣来中国。永乐十五年（1417 年）苏禄国的东王、西王和峒王亲自率领家属和臣僚等来中国，代表团人数多至三百四十余人。《明史·苏禄传》说：“居二十七日，三王辞归。各赐玉带一，黄金百，白金二千，罗锦文绮二百，帛三百，钞万锭，钱二千缗，金绣蟒龙麒麟衣各一。”《明史·吕宋传》记载华侨潘和五等 250 人不堪西班牙殖民者压迫虐待，夜晚起义杀死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及西班牙殖民者多人，使西班牙掠夺计划破产。此后华侨和菲律宾人民多次并肩战斗， 给殖民者以沉重打击。继明代以后，清朝与苏禄国仍保持密切的外交关系， 自 1726 年（雍正四年）至 1762 年（乾隆二十七年）三十余年间苏禄国先后十次遣使访问中国，清廷对其朝贡使节“所带土产货物，听该夷照例贸易， 免征关税”。

唐宋以后，中国同南洋一带的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留居南洋各地的华侨逐渐增多。南宋灭亡后，闽广一带农民，困于生计，逃避苛政，不断移居南洋。15 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以前，苏门答腊的旧港，爪哇的杜板、新村、苏儿把牙（泗水）等地已有不少华侨。15 世纪中叶，明朝政府停止官方的远航活动以后，民间出海的船队仍未中断，不少华人到南洋经商或定居。15 世纪后期，还有很多华人移居暹罗。16、17 世纪之间，闽广农民移居南洋的日益增加，到印尼和菲律宾的人尤多。南洋华侨大都从事农业、手工业和采矿业，传去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对于南洋的开发很有贡献。中国移民同南洋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在生产中和反抗西欧殖民者的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