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加强院校训练，努力培养部队需要的合格人才

在教育训练的形式上，邓小平同志一方面主张部队本身的“苦学苦练”，另一方面十分强调通过办院校的方式进行。把院校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战略重点。

1977 年 8 月 23 日，邓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把原有的学校，除个别外，基本上恢复起来。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 并针对政治干部较为薄弱的现状，特别指出：“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要增加。增加的方法，也可以一个学校既训练军事干部又训练政治干部，也可以专门

办政治学校。”“还有，各军兵种的技术专业学校，都要恢复起来，如果不够，可以增加，有些也可以合并。”对于如何办学，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第二，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第三，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概括地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邓选》第 58—59 页）对于学校的层次和规模，邓小平同志还作了如下构想：“学校有各级的：高级，中级，初级。⋯⋯海军、空军也有高级的学校，各特种兵、技术兵种也有高级的学校；还有中级的、初级的。一个师有教导队，训练班长和排干部。大军区训练营连干部。高级学校训练团以上的干部。”他还对办学准备作了要求，指出，一要考虑好办什么学校和选好校址；二要精选好办学的干部和教师；三是要统一教材；四要选好教员。他要求通过学校推荐的干部，“一是要有现代化战争的军事知识和指挥、管理能力，二是要有好的思想和作风。”（《邓选》第 60 页）此外，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方针，对军队院校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我军院校教育，首先是由于军队院校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最为严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回顾我军的院校建设，曾对军队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同时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军老一辈革命家十分重视院校教育，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创办了红军第一个教导队，后改编为红军学校。抗日战争时期，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先后举办八期，并在各战略区设立 12 所分校，为我军培养出 10 万余名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

建国后，从 1951 年到 1953 年，共建立各级各类院校 107 所，1958 年发展到

160 余所，后经精简，到文化大革命前还有 125 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院校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军队建设人才，加快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步伐。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失误以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军院校建设受到了严重挫折。十年动乱，院校被砍去三分之二，到六十年代未只剩下43 所。教学设施遭到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大批教学骨干受到了打击和批判，致使我军的教育训练水平急剧下降。邓小平同志对院校工作的重视，是肃清林彪、“四人帮”余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邓小平同志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到 1981 年，院校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秩序，院校总数达到适应培训干部的要求。与之同时，军队院校进行了体制和教学改革，初步理顺了指挥院校初、中、高三级培训体制，改善了中、高等两关专业技术院校的系科结构。并适应实行军士制度的需要，新办了一些士官学校。

1986 年中央军委明确指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力争在本世纪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化军事教育体系，办好一定数量的高水平院校，培养出大批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需要的指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

邓小平同志重视院校建设，这是院校在教育训练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院校训练的对象主要以干部为主，是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场所、有的被形象地誉为“将军的摇篮”。院校教育具有与其他训练途径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系统性，能对军事指挥和技术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

心理素质等进行系统化、条理化的组合和教育，从而保证军事人才的“后劲”；二是稳定性，能按战争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定时定量地培养和投放人才；三是延续性，能保证军事人才的层次结构，通过“实践——住校——再实践—— 再住校——再实践”的循环过程，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四是规范性，能按需要严格施教，确保部队作战、管理、政治工作及技术工作的科学性。由于它在教育训练乃至整个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许多发达国家都十分注重把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倾注于院校建设之中。许多著名的将领如巴顿、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朱可夫等，都毕业于军事院校。苏军目前有院校 180 余所，

平均每 24000 名官兵一所，每年可培训 6 万名高质量的军官。在苏军己故的

50 名元帅中有 46 名具有军事院校学历，平均每人住校达 2.8 次。美军现有

军校 130 余所，平均每 15000 名官兵一所。英军 86 所，平均 3900 名官兵一

所。法军 168 所，平均 3400 名官兵一所。西德 86 所，平均 5000 名官兵一所。

日军 33 所，平均 8200 名官兵一所。印军共 57 所，平均 20000 名官兵一所。

以色列 14 所，平均 10000 名官兵一所。外军不仅院校数量多，而且院校人数占总兵力比例也大。如美军约占 17％，法军占 14％。按现役兵力平均，目前各国军事院校在校人数一般在 5000——20000 人之间，在校训练人数一般占现役兵力的 10％左右，战时动员训练能力大体为平时训练能力的两倍。

邓小平同志重视军事院校建设，还与现代战争对军队官兵的素质要求日益提高有关。他不止一次地谈到“现在打仗，我们的军官没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不行。”“要从制度上考虑，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宁肯少几个兵，少几个机关人员，也要把学校办好，让多一点人进学校。”（《邓选》第 253 页）现代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要求官兵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军事领域高技术广泛运用，要求军人具有厚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较宽的知识面；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更加复杂，要求指挥员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和组织指挥才能；战争的紧张、激烈程度日趋增强，要求指战员具有良好的气质和强健的体魄。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知识更新周期的不断缩短，军事专业纵横方向的分工越来越细，军事人才的复合型程度越来越高，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越来越快。所有这些都极大地要求院校教育训练提供更多的知识和人才。特别是在大的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的情况下。院校教育训练对于加速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意义。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努力，我军院校教育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据总政有关部门介绍，1980 年，我军各级各类干部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 10％，甚至有部分军官不具备初中文化程度，经院校正规培训的就更低了。从 1980 年到 1989 年，军官院校受训率由 20％提高到了 67％。军官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不仅对促进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我军的进一步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了后劲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