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切科学理论总是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并不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关的另外一种军事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奠基人，他们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战争观，阐明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战争观，创立了工人武装起义的学说，提出了以人民武装代替资产阶级常备军、建立无产阶级新型军事组织、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新的历史条件，亲手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无产阶级常备军，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军队和社会主义国家军事组织的原则，形成了一整套苏联红军建设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军队的学说，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建立了毛泽东人民军队思想体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正是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总结历史的经验，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时期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而形成的。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军队的根本任务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邓选》第 157 页）。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本观点，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和观点、方法的运用与发展。

把军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马列主义军队建设学说和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基本立足点；邓小平同志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军队建设，科学地概括为履行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国内敌对分子颠覆破坏的双重职能。

早在 1871 年 9 月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时候，马克思就十分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43 页）。他认为，军队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国家的驯服工具，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保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列宁从俄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认为“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528 页）。“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历史使命的高度概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邓选》第 155 页）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党的政治任务的改变，军队职能的重点是不尽相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军队实行双重职能的思想正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这一立足点的具体体现。

暴力以经济力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主要内容之一；邓小平把这一思想运用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提出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要在经济建设大局下行动的重要方针。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历来认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

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他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11 页）。战争依赖于经济，不仅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经济条件，而且军队的编制、编成、装备都取决于经济条件，军队作战方式的变革，也都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发表的

《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极为深刻他说明了我们的实际情况。他说，“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25 页）。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

关系和军事态势之后，依据这些科学的论断，在 1985 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军队要忍耐”，“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的思想，成为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武装斗争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综合较量，其中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胜负和军队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着眼于现代战争的特点，明确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军人，全面提高整个部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恩格斯认为，“要攻击比较强大的敌人，就需要突然和勇猛，因此部队应当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教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97 页）， “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03 页）。列宁把人的因素具体为“军队的士气、人民的精神状况和国家的精神潜力”，他的结论是：“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 （《列宁军事文选》第 650 页）。毛泽东同志对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作了一个鲜明的比较，认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59 页）。从这一基本理论出发，邓小平立足于现代战争和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在强调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同时，尤其重视军队官兵素质的培养，提出了把“四有”作为军队人才培养的规格。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根本原则之一；邓小平同志针对新的条件、新的情况，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思想。

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是毛泽东同志在 1927 年“三湾改编”中就提出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根本制度，1929 年的“古田决议”对此又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制定了一系列保证实施的规章制度。

1938 年 11 月，根据党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经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我军创建以来，正是因为有党的绝对领导，才始终如一地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才始终如一地成为党和人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强有力工具。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这一历史的结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攻面前，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发展了这一根本原则。他极为深刻地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

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

（《邓选》第 230～231 页）他在客观地分析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之后，针对一些人否定、怀疑的态度，十分坚定地说：“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

（《邓选》第 156 页）同时，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在实际上加强党的领导的辩证思想。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把它看成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最主要的环节。

在我军初创之时，“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就已经成为全党全军的一个重要思想。

1937 年，毛泽东在延安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到军队政治工作时指出：“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在制定我军建国以后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例时，毛泽东又亲笔写上了“政治工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的历史结论。几十年来，军队政治工作在保证我军性质，提高我军战斗力，为军队各项任务的完成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子后来发生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遭到了极大的损害。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否定和削弱政治工作的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邓选》第 301 页），并且认为“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邓选》第 324 页），对于党绝对领导的军队来说，政治工作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是建设忠于党的军队的根本保证。从坚持党的领导的高度去认识和加强政治工作，既体现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又反映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特殊要求。

注重军队的教育训练，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和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把它运用于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提出教育训练要放到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列宁十分强调军队的训练，他认为“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49 页）。毛泽东则认为军队的教育训练与军队政治工作同等重要，他说：“使红军成为铁军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现时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军事技术的提高。这一任务的解决，在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日益采用新的军事技术的面前，对于我们是绝顶重要的”（毛泽东：《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军队只有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才能打仗。但是，由于林彪在主持军委工作时提出了“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在较长时间里出现了重文轻武的倾向。邓小平同志以极大的勇气进行拨乱反正，明确提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邓选》第 21 页）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的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的；同时，又依据新的条件、新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思想、观点，经过邓小平同志的概括、深化和发挥，呈现出崭新的内容和时代特色，因而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更加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