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提出的基本依据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早在战争年代就曾提出过军队要现代化的设想。在临近全国胜利的 1949 年 9 月，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必须建设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犯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建国初期，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作为总方针和总任务提了出来。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曾多次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的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的国防技术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发出“建设我军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号召。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的变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未能实现真正转移，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方针未能一贯地坚持。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呈现出曲曲折折的特点。特别是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他把政治与军事对立起来，把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诬蔑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使毛泽东建军路线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和破坏，军队现代化建设陷于停滞，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被美苏远远地抛在后头。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军队问题堆积成山，大有积重难返之势。

军队建设的曲折经历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深深忧虑。毛泽东同志在世时，他曾多次向毛泽东同志进言，并与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而顽强的斗争。

1975 年 1 月 25 日，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尖锐指出：“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邓选》

第 1 页）试图扭转颓局，革故鼎新，然终未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成为我党我国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才得以重新全面地构想和设计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

1977 年 8 月 23 日，他在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军队目前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很多同志担心，军队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还有同志担心，军队经过林彪、‘四人帮’这样久的破坏，如果不很快整顿，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邓选》第 56 页）再次向全党全军发出危机感、迫切感的警告。当时，我军建设可以说是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是认清现实，认清所处的时代以及自身的特点，总结经验教训，摆脱困境和弥补缺憾，以百倍的勇气和努力，来推动和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呢？还是抱残守缺，原地徘徊呢？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邓选》第 148～149 页）到了 1981 年 9 月 19 日，他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明确地向全军广大指战员发出了“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选》第 350 页）的号召。

军队建设的战略目标受制于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军的现状。军队现代化建设，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国家战略、科学技术水平等密切相关。它的建设道路、发展重点，与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以及武装力量在未来战争中担负的作战任务密切相关。因此，邓小平同志从我军的历史使命出发，首先针对建国以来我军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出现的问题，通过对军队的不断整顿，来拨乱反正，理顺关系，扫除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障碍；接着，根据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其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对世界局势作出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大胆判断，从而顺利地把我军建设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党的十二大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中央、中央军委围绕新时期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伟大目标，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和原则，使我军“三化”建设进入实际步骤。

不难看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这一总方针、总任务、总目标的提出，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军队转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这一科学决策，既适应国家战略和我军的历史使命要求，又充分反映了军队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确定“三化”为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从国家战略出发，不断增强足以适应现代国际环境需要的军事实力的科学决策，是反对侵略战争和强权政治，谋求世界长期和平稳定的客观需要。

邓小平同志提出军队“三化”建设总目标时，正值八十年代之初。当时国内外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我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不久，一切都在整顿恢复中。在国际上，由十美苏争霸，发生了阿富汗事件和伊朗问题，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正如邓小平同志当时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邓选》第 204 页）面对这样的形势，邓小平同志在

1980 年 1 月 16 日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提出了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并指出“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于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

在同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邓选》第 204 页）并且反复多次地告诫全党全军，借鉴中国近代历史的惨痛教训，加速“四化”建设，使我国迅速强大起来，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1983 年 6 月国务院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不断增强足以适应现代国际环境需要的国防实力。”很显然，邓小平同志是从现代国际环境需要出发，从国家实力与外交能力的内在联系、军事实力与国家地位的逻辑关系，来揭示军队实现“三化”目标的客观必然性的。

在和平时期，保障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主要是通过巨大而现实的威慑力量来制止各种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战争发生来实现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不具有一定的国防实力，那末，它在与外国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交往中，将艰难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谁也不会忘记，近代中国曾以“高邦天朝”自诩，可是由于积贫积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那任人宰割、任人践踏的年代里，中国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屈辱的形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中国是战胜国，却未能改变山东半岛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命运，公理没有战胜强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中国是主要战胜国，可是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国在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时仍无视中国的权益，说到底，就是因为国贫兵弱，落后必然挨打。解放以后，毛洋东同志决意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还我在世界应有的地位和尊严。然而，由于我们国家底子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加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针上的某些失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落后状况，以至发生了一些国家胆敢无视我尊严，挑起边界争端，对我南海诸岛主权染指，生觊觎之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世界形成了美苏中三大政治关系。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上升。我国之所以能在世界事务中与美苏相抗衡，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稳定世界局势起着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一是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多块头大；二是由于我们奉行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永不称霸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个国家友好相处，因而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尊重；三是我们处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拥有重要的发言权；四是我们是五大核国家之一，具有一定的核威慑力量；五是我们有一支具有优良传统，能征惯战，依靠人民战争战略战术进行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人民军队；六是我们有敢于摸老虎屁股、不信邪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七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优越，代表着世界人民和进步力量。因此。早在中美建交以前，尼克松就曾说过，世界事务如果没有中同参加，问题是不好解决的。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三大政治力量中，从综合国力看，在经济上、军事上我们与美苏两国相比都还是比较弱的，凭我国力量无法有效地制止美苏任何一方发动世界大战，甚至也难以遏制地区性霸权主义的滋生。以往，在国际事务中，我们主要依靠政治影响来维护国际形象，靠深得人心的外交政策来弥补实力上的不足，用灵活的巧劲达到四两拨千斤。依靠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固然可以维护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政治作用，但是这并不是一种根本办法。战国时期，苏秦挂六国相印，连横以抗强秦，虽起了一定的作用，然终未能阻止秦灭六国。所以，毛泽东同志早就说

过，我们不应做宋襄公式的蠢人。邓小平同志则明确指出，只有“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 “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邓选》第 87～88 页）。

进入八十年代后，世界局势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各国实力普遍不断增强而发生明显变化。世界政治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然而，尽管西欧、日本的崛起，第三世界力量增强，但任何一方仍然都不能有效地阻止美苏发动世界大战。

九十年代伊始，国际风云骤变，以东欧巨变、海湾危机和苏联发生的变化为标志，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宁。世界人民所希望的和平与发展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继续发展，一些原被掩盖的政治、经济、民族矛盾突出出来，力量对比的失衡又引发了新的矛盾，新旧矛盾交织。持续四十多年的旧的世界格局终被打破，然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旧格局交替时期。在这种正在演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制约战争，谋求和维护未来世界的持久和平、稳定和发展，依然离不开强大的国力，其中尤其是强大的经济力和军事力。

综上所述，不管世界局势多么变幻，我们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进步与发展的政策不变。要有效地发挥我们的国际作用，真正成为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就必须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增强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使侵略者有所顾忌，不敢贸然发动战争，使潜在的对手确信，对我国领土，主权和权益的任何侵犯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妄想，迫使它们放弃侵略企图，从而从根本上巩固我们的国际地位，保卫祖国的领土不受侵犯，有效地牵制霸权主义，维持世界长久和平与稳定，真正实现毛泽东同志的“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87 页）的宏愿。

确定“三化”为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军队自身发展客观规律决定的，是顺应军事发展潮流，迎接未来战争挑战，提高现代作战能力的必然选择。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引起军事革命。每次技术革命都引起了军队武器装备的更新，引起了现代作战样式的改变，使新技术转化为战斗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充分说明，新技术对军事领域的这种冲击愈来愈强，强烈地振荡着世界军事领域。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伴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而来的军事革命，使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和化学武器等装备了军队。与此相适应，出现了空军、防空军、空降兵、化学兵等新的军兵种；地面部队的战场机动方式从徒步、骑马、乘畜力车向机械化、摩托化过渡；出现了空地协同、步坦协同，实施如闪电战快速突击的崭新的作战方法；战略上的突然袭击，不宣而战成为战争发动者的惯用方法；对敌深远后方实施战略轰炸的作战方式应运而生；利用航母编队争夺制海权以及潜艇作战与反潜作战，成为海上作战和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样，战场从平面走向立体，战线拉长，军队编制猛增，出现集团军群和方面军群，前后方界限打破，使对战争的战略指导空前复杂化。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的产业革命或技术革命引起了军事领域更大的变革。首先是导弹核武器系统的出现和装备军队，引起了军队系统的连锁反应，出现了导弹核部队，出现了核战争，出现了战略核防御，出现了核条件下的军队体制编制和作战方法。与此相适应，出现了指挥与通信的革命，军事管理的革命，出现了核战争理论和核威慑理论。军事革命的浪潮使得未

来战争的规模和形式几乎难以预料。随着各种高技术兵器新家族的出现，参战的军兵种也愈来愈多，组织指挥异常复杂。这就客观要求军队必须全力推进现代化、正规化。因此，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对策，加快军队建设步伐，以应付未来战争。首先是增加军费开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整个世界军费开支水平呈日益上升的趋势，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大幅度地增加军费，1980 年为 1427 亿美元，1985 年为 3050 亿美元，5 年内增长率大体保持在 7％左右，预计到 2000 年有可能达 5100～5600 亿美元。苏联在六十年代中朝到七十年代末，军费开支年平均增长 8％左右。

198S 年高达约 1800 多亿美元，到本世纪末，其军费可能达到或超过 3000

亿美元。日本军费 1988 年为 167 亿美元，2000 年可达 428 亿美元。此外，

一些发展中国家军费也呈上升势头。印度 1988 年为 74.2 亿美元，到 2000

年可能增至 147 亿美元，南朝鲜 1988 年为 50.28 亿美元，本世纪末可达 138 亿美元。

1983 年世界军费开支总数约 5000 亿美元，1984 年一下子就达到 9700 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 6％，远远超过了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同时，加强对未来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作战理论的研究成为各国军队建设的重要课题。美国正在积极准备打低强度高技术战争，作所谓高边疆的积极防御。自 1983 年以来陆续抛出星球大战计划、天军计划和 2000 年空地一体作战理论。苏联以其多样化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的小型化正在向核后时代迈进，作打高技术常规战争准备。日本则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改变国家防御战略，进入新的“寓攻于守”的战略框架时期，代之以全新的攻势防卫战略，以质量建军为原则，发展防卫力量。

对这种发展变化的趋势，邓小平同志在 1978 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开幕式上就预言：“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邓选》第 84 页）他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利用时机，抓紧时间进行现代化建设。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明确地向全党发出号召：“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紧迫的严峻的。如果我们对这种形势缺乏认识，不加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上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不言而喻，邓小平同志把“三化”作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遵循军事发展规律，适应历史发展、变化契机的正确选择，否则我们将会丧失良机，落到被“开除球籍”的那种灭种、灭族、灭国的悲惨下场。

确定“三化”为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发挥军队柱石作用，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1981 年，在邓小平同志发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号召时，就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要搞“三化”建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有军队存在，它就是一个战斗队。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特点的条件下产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则更应当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

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27 页）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已经明确规定了我军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职能。

1975 年 7 月 14 日邓小平同志在《军队整顿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军队

“要准备打仗”，这是“我们军队工作的纲”（《邓选》第 20 页）。杨尚昆

同志说：“邓主席要求我们，⋯⋯军队就是为打仗而存在的。”（1983 年 11

月 19 日《在全军教育训练改革座谈会议上的讲话》）1987 年 1 月 27 日，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制定的《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再一次明确提醒全军“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1989 年北京平暴之后，在北京戒严部队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把我军战斗队的职能作出反侵略反颠覆的新概括而突出加以强调，要求以此为根本目的，加紧我军“三化”建设。

邓小平同志上述思想包含着两个涵义：一是突出强调了和平时期军队的根本职能是战斗队。这样便把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队之间的关系理顺，说明它们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有主次之分的，战斗队是第一位的、基本的。军队建设必须围绕提高战斗力来进行。

自从有军队以来，军队总是以暴力工具的形象出现。战争的存在及其爆发的可能性，是军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甚至应该说是唯一的依据。随着战争的消失，军队将自行消亡。也就是说只要阶级存在，战争的危险就不可避免，军队战斗队的根本使命就不能变。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革命战争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军队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三队”职能，并以此为出发点，不断加强军队建设，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三队”职能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我军进行人民战争的战争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还由于我们没有政权，没有外援，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进行战争，一切都得自己动手。这样便要求军队必须具备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既能宣传教育、又能组织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三队”功能。随着政权的建立，尽管我军进行的人民战争性质没有改变，但是军队建设的条件、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而，军队职能的具体内容理所当然地随之改变。战斗队是基本的。突出战斗队的职能，并以此来建设军队，是军队建设的纲，工作队、生产队在不发生战争的和平建设时期，则体现为参加地方劳动，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搞好部队内部的生产经营，以补军费之不足。邓小平同志进一步界定我军基本职能，用意应该是十分明确的。

二是对战牛队的使命明确作出“对外反侵略，对内反颠覆”的新概括，使我军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作用更突出。这就进一步要求军队必须加速“三化”建设。

任何新生政权，都会面临外来敌人的武装侵略和国内敌对分子颠覆的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始终处在外来侵略和内部颠覆的双重威胁之下。建国初期，美帝国主义出兵朝鲜，封锁台湾海峡，对我实行封锁禁运，对沿海进行袭扰，妄图把我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1959 年策动西藏反动势力叛乱。六十年代初期，曾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掀起反华大合唱，建立反革命包围圈，挑起边界事端。此后，世界霸权主义亡我之心始终不死，从全球范围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武装侵略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不断改变策略，企图通过“和平演变”进行思想、

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渗透，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使社会主义国家慢慢变质，来达到他们颠覆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种总策略下，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变换手法，不断进行策反，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寻找和培植敌对分子，策动和制造政治事件。近年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在世界某些地区不断得手，使得这种威胁变得更加严酷和直接。

我同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虽然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局部范围的阶级斗争还会出现，有时甚至会很激烈。在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实行渗透和“和平演变”策略的影响下，国内将会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发生反革命暴乱和骚动的可能并非完全不存在。

1989 年春夏之交的事件忧是生动的例证。

因此，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国内必然受到影响。太平之中并不平静，和平时期并不太平。军队必须随则准备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对外反侵略、对内反颠覆的双重职能，不能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来削弱其中任何一项职能，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新的转折，国内发生反革命暴乱之后，这种根本职能必须进一步得到加强。邓小平同志对军队职能作出反侵略反颠覆的新概括是十分正确的，是非常英明的。这个新概括要求我们必须加速实现国防现代化。

对外反侵略。首先，我们必须认清我们面临的现实敌人和潜在敌人都是具有强大经济实力、武装了核牙齿的强大对手。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要挫败他们的企图，保卫祖国的安全是困难的。其次，我们是一个周边环境比较复杂的国家，由于历史遗留的边界争端，现实利益的冲突以及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可能爆发局部战争，在过去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印中、苏中、越中边界冲突，今后，随着海洋国土战略的发展和海洋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海洋冲突也将不可避免。要能应付各种突发战争，有效地捍卫祖国主权领土完整，离开军队“三化”建设别无选择。南海诸岛的主权争夺，当前我们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就足己说明这一点了。

对内反颠覆。就是说需要军队来维持国内的安定局面。我们都很熟悉，毛泽东同志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经常不断地告诫全党，防止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并把防止和平演变，防止党变质、国家变色作为他考虑和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始终要求军队密切注意随时做好反侵略反颠覆的准备。在 1989 年北京平暴之后，邓小平同志则明确要求军队从严格履行对内反颠覆的职能来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比建设。当然，维护国内的安定团结，保护人民的和平劳动，通常都是依靠地方武装警察来实现，但在特殊情况下动用军队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军队能否具有应付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能否在较短时间内赶赴出事地点，迅速平息事件，把损失和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使政局保持稳定，同样取决于军队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和现代作战能力的强弱。

所以，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指出：“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邓选》第 83 页）因此，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不仅论述了我军的根本职能，而且从这一职

能出发，从现实使命上提出了我军进行“三化”建设的要求。

邓小平同志就是依据我国所处的战略地位，依据我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军事力量的对比和我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依据国家利益对军队的根本要求及新时期军队的职能，作出了军队“三化”建设总体目标的设计，从而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军队建设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三化”建设的思想，在新时期我军建设上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