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主要依据是我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变化”（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 年 6 月 4 日）。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判断，是我们一切重大决策的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以这种估计为依据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也是以这种估计为依据的。

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是紧迫的，总认为战争因素在不断增长，战争危险日渐迫近。林彪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更一度把准备打仗抬到高于一切的地位，提出“要用准备打仗的观念观察一切，分析一切，认识一切，对待一切”，要求人们以所谓“临战的姿态”去从事各项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国际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争霸的战略态势也在发生微妙变化。美苏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开始谋求通过对话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正在逐步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

题。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透过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表象，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

早在 1975 年邓小平同志就讲过，大仗五年打不起来。

1980 年又讲，大仗五年打不起来。

1984 年他又指出：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

1985 年五、六月问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在论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时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讲世界战争只有两家有资格，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他们两家东西都多，特别是原子弹，常规武器也是一样，都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也就是说，双方实际上是军事上的平衡。准时准都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都不敢动。这是邓小平同志认为战争可能避免的一个依据。

苏、美双方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无论在中东、在非洲、在东南亚，美苏双方都没有实现它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它的战略部署。战略布局没有完成，他们就不敢动。这是邓小平同志认为战争可以避免的又一个依据。

还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战争的危险性虽然未完全消除，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中国就是第三世界的国家。第三世界是不希望战争的。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二。和平力量还包括日本、东欧、西欧。欧洲人怕打仗，不管是东欧还是西欧，你真正要打，下决心要打，他们是不干的，是得不到同情和支持的。对于东欧、西欧来说，是战争还是和平，涉及到这些国家本身的利益，他们不会自觉自愿地站在战争方面。世界上真正支持战争的人没有多少，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也都是不支持战争的。

通观全局，战争的危险虽然还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增长很快，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是完全可能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形势的最重要的估计。

根据以上分析，战争危险不象原来认为那样迫在眉睫，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避免世界战争是可能的。

后来，邓小平同志又说：“我们希望至少二十年内不打仗，更希望七十年内不打仗。那我们就可以有时间从从容容地搞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如果真是二十年、三十年不打仗，五十年之间不打仗，这个战争就有可能避免”（《邓小平纵论国内外形势》1985 年 9 月 18 日《解放军报》）。他还在同外国客人的谈话中多次指出：“从当前总的形势看，战争可以制止，如果工作做得好，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同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的谈话》1986 年 2 月），从而“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可以赢得的”（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的谈话》1986 年 4 月）。

以上说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的转变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开始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是迫在眉睫的”；随后认为“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推迟的”；后来认为“新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防止的”，“工作做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个判断无论是对我们的国家还是对我们的军队都非常重要。我们因此就能够安安心心地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并确定我军建设的正确原则和方向。

根据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我们调整了外交方针，使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最重要的改变。

过去，我们曾经在一段时间搞了一个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现在，我们将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改变为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也要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份量的。这个足够的份量，表现在正确的政策上，表现在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上。”我们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侵略战争就反对谁，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的一方，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树立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这个形象十分重要，而要担起这个角色，就要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这个改变，关系十分重大。是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制止战争的战略性的改变。“这是一个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最有力量，最有份量，最有利于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4 年11 月 1 日）。因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的力量是举足轻重的。中国经济虽然不很发达，但是块头大，人多。所以我们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止战争力量的发展。

根据这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们改善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的联系。并且在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有着坚定的立场。不管对中东问题也好，非洲问题也好，拉丁美洲问题也好，更不用说亚洲问题，都表示了我们坚定的立场。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就有利于我们大胆地一心一意地来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总之，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一个是根据这个分析所作出的判断相应地调整了对外政策。这是两个大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分析、判断和这样的政策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将军队建设从过去那种随时准备打仗的指导思想，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

这就说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提出，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当代世界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建立在对国际战略格局的科学分析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正确估计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顺应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