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丰富的实践经验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同我军进入新时期的前进步伐紧密相连，既在实践中产生，又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给新的实践以正确的理论指导。自 1975 年党中央恢复邓小平同志的组织生活，再次担任党、国家和军队

的重要领导职务之后，他就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投入了党政军民的社会实践之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阐发理论。

1975 年 1 月 5 日，党中央发出 1 号文件，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当时的军队，不仅是因为林彪“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槁得相当乱”（《邓选》第 1 页），而且有“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邓小平在调查中发现，军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肿、散、骄、奢、情”（《邓选》第 15 页）。他以非凡的毅力和气魄，针对一系列复杂问题和严重困难，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明确指出，“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 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邓选》第 3 页）这就指出了当时军队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奏响了深入全面整顿的号角。正因为这一思想反映了军队建设的实践需要，因而， 以此为主题的 1975 年军委扩大会议一经传达贯彻，就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一致拥护。

1978 年 4 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从军队建设所处的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会议的主题就是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全面、客观地回顾了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批评了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潮，他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的正确观点，成为指导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哲学思想依据。

关于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的提出，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相对的和平时期，军委就提出利用安定的训练环境，“来达到把我军训练成为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目的”（《朱德选集》第 303 页）。但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对

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偏差，特别是 1959 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后，错误地推行“突出政治”的方针，把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视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将全军 100 多所军事院校砍掉 67％，使整个军队建设受到了严重损害。“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指导方针，就是为了医治林彪、“四人帮”对部队造成的严重创伤、提高我军战斗力而提出来的，是军队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拨乱反正。

把“四有”作为新时期军队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的。

1980 年 12 月 25 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发扬五种革命精神，1981 年 2 月，总政治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和我军的特点， 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口号。3 月 27 日，邓小平对总政治部领导同志说：“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很好，军队就这样办，要好好宣传，”7 月 4 日的军委座谈会上，他再次明确肯定：“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把“四有”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目标提出来，继承了革命导师在这方面的正确思想，总结了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适应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

关于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思想，同样是实践的产物和结晶。1981 年 6 月，驻山东省文登县某师根据驻地的实际情况和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内容，与当地群众进行了共建文明村的活动，当年 9 月， 参加华北演习的部队把“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与地方的“五讲四美” 活动相结合，实行军民共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此，邓小平同志给以高度评价，并在 1983 年建军节前夕题词指出：“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 1977 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

小平同志提出了培养“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部”（《邓选》第 76 页）的观点。各部队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进行了探索、创新，涌现了一大批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先进典型。实践表明，培养两用人才“符合历史潮流，符合建军方向，符合官兵愿望”，“利国、利军、利民、利兵”，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的思想。

实践出真知。无数事实说明，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丰富，一点一滴都离不开军队建设的历史发展，都离不开全军广大指战员的生动实践。因此，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新时期军队建设实践的产物，是新时期军队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