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上相对和平的环境，为军队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提供了有利的 机会和条件

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是战争的工具。战时全力以赴对敌作战，抵御外来侵略，以暴力完成国家赋予的政治任务，夺取战争的胜利；平时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神圣使命。一般说来，军队在战时都维持着较大的编制和相当的数量，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一旦战争结束，特别是有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时，就需要精简军队，缩小编制，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以适应国家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是军队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如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为了抵抗外国武装干涉，将正规军从 15 万扩大到 520 万。到 1924 年，列宁认为国际形势出现了相对均势，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国内要进行全面的经济建设，便决定将正规军从 500 多万减为 56 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人数成倍增加，

达到 1100 多万，但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就开始精简，减为 280 多万。美军在越南战争之后，就开始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减少冗员，到七十年代中期，共裁减军队员额 142 万。

我军这次较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首先是邓小平同志从国际斗争的全局考虑作出的果断决策，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必然结果。他多次指出，大的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并对此作了分析，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已作了专门阐述，这里不再赘述。邓小平同志的分析和判断是完全符合国际斗争形势的客观实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各种力量的此

长彼消，目前虽然战争因素仍然存在，但总体上说，和平与发展是主题。这一发展趋势使得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以及相应的内外政策。军队建设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对军队的体制编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相对的和平环境，使各国的工作重点都有所转移，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成为谋求的主要目标；压缩军队编制、提倡“质量建军”， 摆到了重要位置。苏联自八十年代后，明确提出了“质量建军”的方针。认为，“无论是在技术装备和军事科学方面，还是在武装力量的编成方面，都应主要以质量来保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庞大的军费开支对国民经济的牵制，为从长计议提高国家实力，以迎接下世纪世界范围内更激烈的竞争，提出了“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问题，主张减少军队数量，提高军队质量。

1985 年 10 月 2 日，他在巴黎爱丽舍宫宴会上讲话，提出了要“把军事实力限制在适当范围内”的控制军队员额的主张。

1988 年 12 月 7 日他在联大会议上宣布，苏联将在今后两年内裁军 50 万， 同时裁减大量的飞机、坦克、火炮等。美国也强调，宁要一支短小精干的武装力量，也不要一支“中空”的军队，布什政府执政后，进一步调整了建军方针，突出强调了压缩数量、提高质量，再次宣布将裁减军队员额，决定在1990 年度裁减 16800 人，1991 年度裁减 14000 人。东欧，西欧的裁军幅度虽然不大，但一直都在进行。对于美苏两家裁军计划能否真正实现，裁减员额是否出于别的什么动机固当别论；但根据和平时期国家致力于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的战略需要调整军队建设特别是体制、编制这一点，是符合规律和可信的。

第二，战后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使各国经济实力特别是科学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军队的武器装备已经或正在不断改进，为军队体制、编制的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军队体制、编制的直接功能是使人与武器装备获得最佳的结合。体制、编制应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是军队建设的内在需要。马克思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已经指出“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每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63 页）在军队建设历史上，火炮、火枪的出现和大量装备部队，曾引起军队体制、编制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电力冶炼、化工，特别是机械加工工业的发展，为军队提供了大量新型武器装备，军队体制、编制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核技术的突破以及相关技术的解决，原子弹及其运载工具相继诞生，使军队体制结构又一次出现新的变化。战后国际范围的技术革命，为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不但增加了“战略火箭部队”、“联合航天司令部”、“电子战部队”等，而且军队中常规武器也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军队结构中的技术群体越来越多，细部结构不断调整。当前，减少一般部队，增强技术分队；削减地面部队，发展空中和海上力量；缩小单一兵种编制，扩大合成部队建制等，已成为世界各国军队建设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和体制、编制改革的重要指导原则。

第三，和平环境下战争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 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提高到了重要地位，要求军队的体制、编制更能适应灵

活、高效、多功能的战斗力发展需要。战后局势的发展，由于种种因素，局部战争成为谋取本国利益、达到有限目的的主要方式。局部战争起因复杂， 政治性、策略性很强，谁都有资格参加并可能因局部优势而取胜。这便给军队建设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美国随着“灵活反应”军事战略的确立，正以“外科手术式”的速决战术在全球各地伺机夺取局部利益，推行强权政治， 与苏联进行战略争夺。苏联也同样试图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变。面对世界霸权主义的新形式和地区性霸权主义挑起的战争以及历史遗留的各种纷争，如何在骤然临之的事变和战争面前，有效地维护本国的利益，已成为世界各国军队关注的一个问题，改革军队体制编制，搞好平战结合、精兵合成，既为大战作准备，又能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变，成为考虑军队体制、编制的一个重要原则。

第四.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也为军队的体制、编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思考、决策、论证和实践条件，军事技术的进步、战略思想的变化，军队使命和任务的变更等，虽然对军队体制、编制改革提供了内在动力和客观依据，但新的体制、编制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作保证。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体制编制，需要有一个思考、决策过程；新的体制、编制是否适应部队战斗力提高的要求，有一个试验和论证过程；即便是再好的体制、编制， 部队也还有一个熟悉和适应过程。由于体制、编制涉及到部队的建制和人员的变动，也会引起思想和社会心理的波动，这都需要时间，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当然，并不是说战争时期就绝对不可以进行军队体制、编制的改革，但一般来说，应放在和平时期进行，并在战争到来之前，通过军队训练活动加以检验，使之真正适应作战的要求。如果在战争中或临战前进行大规模的体制编制调整，就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苏德战争爆发时，苏军正处于体制、编制的大调整中，虽然列编了一些机械化部队， 但由于装备不齐和缺乏训练，这些部队在战争初期大都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正是鉴于以上的考虑，邓小平同志认为，为了加速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须充分利用当前难得的和平环境，精简整编，把体制、编制搞好。把部队减到能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并与我国地位相称的数量。他说：“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