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从严治官

军官在军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的“治军先治官、治军严治官”的思想。

之所以要“先治官，严治官”，是因为“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邓选》第 119 页）军队管理工作要靠各级领导干部去按级抓落实，然而，对于被管理者来说，不仅要接受权力的影响力，而且要接受行为的影响力；不仅要判断你管理的正确与否，而且要依据领导行为来决定自己行动与否。“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邓选》第 119、120 页）

之所以要“先治官，严治官”，是因为相对和平时期的军队管理中，“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邓选》第 139 页）。在整个军队管理系统中， 各级军官都担负着相应的决策和执行的职能，而一切正确的决策都来源于官兵群众的实践，正确决策的执行，也同样产生于对官兵群众实践的正确指导。松、散、乱，是和平时期部队管理中的一大难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些军官中出现的怕艰苦、不深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对现代军队来说，这一点危害更大。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军官的管理工作就是为士兵服务的。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 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 但是不多了。”他批评说，有一个时期“连队的伙食普遍不好，花钱很多， 吃得很差，这就是管理问题。”（《邓选》第 200 页、21 页）他认为，军官的作风好，就可以解决管理工作的一切困难，“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邓选》第 200～201 页）

之所以要“先治官，严治官”，是因为管理工作的水平关系到军队管理的实际效益。现代化军队，对正规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正规化的实质就在于行动规范化、管理科学化，说到底是“要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解决“我们的干部不大会管理部队”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同志提出：（1）通过院校严格训练，提高军官的管理能力。“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邓选》第 57 页）因为现在同过去不同了，“过去的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邓选》第 21 页）除了在职训练干部，还要送他们到院校解决“管理能力弱”的问题，使我们院校输送到部队的干部真正达到：“一是要有现代化战争的军事知识和指挥、管理能力， 二是要有好的思想和作风。”（《邓选》第 60 页）（2）通过从严治训和传帮带，增强军官从严治军的意识。新时期的军队管理，既要强调一级做给一

级看的表率作用，又要注意在管理实践中一级带着一级干。正如杨尚昆同志在 1985 年 9 月 28 日的讲话中所说的：“老同志带班要带这个‘严’字，新同志接班也要接这个‘严’字，不能马马虎虎。”（3）通过有选择地借鉴外军的管理经验，拓宽管理工作的视野。邓小平同志在讲到现代经济管理时， 明确提出“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号召广大干部“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邓选》第 143 页）。这一思想同样适用于军队管理。同时，邓小平同志又十分重视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邓选》第 371 页）这就是说，借鉴外军的经验，走我们自己的管理之路，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方法。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开口巴顿，闭口拿破仑，有的把简单粗暴视为“严格管理”，而对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知之不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从严治军的科学性，其原因就在于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把开放等同于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