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民经过 20 多年的革命战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国民党蒋

介石的 800 万军队，赢得了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打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天下。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际相结合，造就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产生和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同志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才干，对这一科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 在土地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最早投身于创建红军的领导人之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使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毛泽东同志更进一步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同时，党中央作出了“应当努力地改组现时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的决定。遵照党的指示，邓小平同志于 1927 年初参加了西安中山军政学校的工作，作为该校政治处处长、政治教官和校内中共党组织的书记，进行了党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和改造雇佣军队的实践。

1929 年夏天，邓小平同志受党中央派遣，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同张云逸、叶季壮等同志先后前往广西，领导了当地党的工作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2 月 11 日，成功地发动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把毛泽东、朱德创建红四军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红七军的建设，提出“红七军各级党部都要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问题”的四点要求，党中央给予了“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的肯定。

1930 年 2 月，邓小平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发动了龙州起义，创立了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左右江根据地连成一片，邓小平同志又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任前委总书记。

1933 年初，因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路线迫害的邓小平同志，任我军《红星》报的编辑，在极端困难的逆境之中，仍以拟大的努力， 使《红星》报成为“一面大镜子”，反映红军的工作、生活；成为一架“大无线电台”，传播红军、地方及全世界革命斗争的消息；成为一个“政治指导员”，用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帮助指战员提高觉悟，改进工作。《红星》报的广为发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 在抗日战争中，邓小平同志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科学体系，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1935 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战争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由产生到形成完整科学体系发展过程的起点。在这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军一个战略区、一支野战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7 年，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从客观现实出发，与聂荣臻、左权同志一起，提出了《红军在新阶段中的新问题与新工作》的重要见解，科学地分析了红军部队的思想状况，完整地提出了民族教育和阶级教育相结合、特别是加强军队党员干部的布尔什维克思想锻炼和注重军队党支部领导作用等重大措施，对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新政

策在红军部队的贯彻落实，对全军部队实现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起到了指导和促进作用，创造了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军队、统一部队思想的新经验。

1943 年，在解放区和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新形势下，身为太行分局党委书

记的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军队中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关系。2 月 20 日，他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谅解”的原则，回答和解决了军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在不断发展壮大中遇到的新问题。

1. 在解放战争中，邓小平同志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面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关于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上，是邓小平同志首先于 1945 年

11 月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党委对军事、政

治工作一元化领导。在经过近一年的实践之后，于 1946 年 10 月主持制定了

第一部《党的团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并在 12 月 25 日向党中央作了《关于部队中党委的组织与领导的报告》，引起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认为“在中央草拟的军队中党组织条例尚未发布之前，可根据晋冀鲁豫的经验文件，实行改组”。两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即发出了《关于恢复军队中各级党委制的指示》。从此，全军团以上各级党委会普遍恢复、建立，并日益健全起来。在加强军队基层建设上，邓小平同志在 1946 年组织推广了该军区六纵队战士王克勤“团结友爱、互助互学”的先进典型，在全军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上克勤运动”，对于增进团结、巩固部队，完成作战、训练、群众工作等项任务，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连队建设的“三把金钥匙”之一。在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部队建设上，邓小平同志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47 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作为全国反攻的序幕和反攻全局中

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政治委员邓小平格外注意把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同大别山的情况相结合。他针对我军立足未稳、不熟悉南方环境和习惯、远离后方作战、群众还没发动起来等特点，提出了初创时期、巩固时期，巩固区、游击区、半新区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提出了“树立一种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提出了“拜当地群众为师， 在军民共同劳作中建立情谊，在自己劳作中减轻中央和民众负担”的方针， 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加快了大别山根据地建设。在关于军队的纪律建设上，邓小平同志把毛泽东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提到了战略全局的高度，有许多重要的见解。他认为，“大别山能不能站住脚，一方面靠多打胜仗，另一方面靠团结人民，两者缺一不可”，而纪律是实现这两条的基本保证，“决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成是一个枝节问题，是一个简单的规定，它是一个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大事，是能否夺取战争胜利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和第二野战军部队的实践整理而成的《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的报告》，成为毛泽东同志 1947 年 10 月修改、酌定并重新颁布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依据。在关于军队战时政治工作上，邓小平同志创造了大兵团作战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

1948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成中原、华东总前委”的指示， 决定邓小平同志为前委书记。在整个淮海战役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把我军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具体化、程序化，其要点是：（1）及时传播中央、军

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命令、作战决心和要求，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鼓舞全军的斗志；（2）根据战役发展的不同情况，总前委、野战军首长或政治机关遂机发布政治动员令、政治工作指示和动员教育大纲；（3）及时提出简短、鲜明、有力、易记的行动口号；（4）针对部队带倾向性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由野战军发出具体解决的指示和措施；（5）办好战地报纸，搞好通讯社建设；（6）广泛开展火线报功、评功、记功和庆功活动。

尽管上述只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一部分，但足以说明邓小平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军事斗争生涯中，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