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为重

军队要在大局下行动。这是邓小平同志一再阐明的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原则之一。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在国民经济有了较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十几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8 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是军队建设基本规律的反映，有着深刻的理论来源。恩格斯就有以《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用剑奴役星期五为例，说明军事以经济力量为基础这一基本原理，“剑从来不是树上长出来的”，并进而提出了：“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 1 卷第 12 页），恩格斯还曾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力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应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搞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这是个战略方针的问题。可见，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方针的提出的理论来源。归纳起来，他的这一思想是在科学地把握国际战略格局总特点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考虑，从我军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按照经济对军事的制约规律，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同志上述论述告诉我们，在实现军队新时期建设总目标时，应该考虑从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出发，实现与国家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不要有过高的要求。应该考虑从军队的根本职能出发，以精兵为原则，做到重点发展，花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把主要经费用在刀刃上。应该考虑挖掘潜力，提高效益，在服从大局的前提下有所作为，积极发展。要求我们，第一，正确认识军队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消除依赖和超前发展的思想，认清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源与流、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自觉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使军队发展与经济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在国际形势处于相对和平稳定时期，在面临新技术革命挑战的当今，各

个国家和民族都普遍认为，现代战争已不是单纯军事力的较量，而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和技术上落后太远，与潜在敌人差距过大，比军事上的落后和差距更危险。因此，为应付军事威胁，首先必须加强综合国力的发展，而不能仅仅偏重于国防建设这个局部。

首先，战争的胜利以经济为基础，军事的发展受制于经济发展的状况。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物质的亦即经济的条件。早在春秋战国时，管仲就明确提出：“国富则兵强，兵强者则战胜”的思想。孙子的“军无辎重则亡，无粮袜则亡，无委积则亡”也间接说明了这一道理。古今中外的战争史都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军事力量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有组织的人同武器装备这两种最基本的要素构成的。这两种要素的强弱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物质基础的。武器装备的生产是以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武器装备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直接由经济活动获得。因此，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便能生产与之相适应的武器装备。而武装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同样也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一个国家平时供养和战时动员的最高军队数量，主要取决于生产发展水平，也即社会技术构成的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军队的质量、精神状态和军事技术水平，包括身体素质、智力水平和战斗技能等与文化教育程度、基本生活和医疗卫生水平的高低以及生产力发达水平成正比。

总之，经济力对于军事实力增长的制约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违背，否则就有可能陷入一种穷兵黩武，暂时“兵盛”，“兵盛”则国力不振，国力不振则使兵力衰竭，导致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求我军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力相适应，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

其次，我们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处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矛盾时，军队建设的局部矛盾必须服从主要矛盾，以使国家集中全力解决主要矛盾。这是国家建设战略的总目标。如今，尽管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但是，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军队建设还必须忍耐一段时间。

当然，协调发展不是消极等待甚至削弱军队建设，也不等于先搞经济建设，再搞军队建设，更不是说国家富强了军队就会自然而然地强大起来。科威特一度被伊拉克侵吞就是最现实的说明。我国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变要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如果等到经济搞上去了，再腾出手来搞军队建设，就会使我军与发达国家军队已有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防力量就会受到严重削弱。何况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世界战争风云多变，谁都不能保证绝对不会发生威胁我国安全的战争。这样，国家经济建设就可能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是服从大局，在大局下行动。我们既不能不顾国情国力，片面地搞军队现代化建设，也不能只讲服从大局而丢掉了在大局之下的积极建设，要在促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保持军队建设的稳步、持续发展，把军队建设纳入国家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同步发展。

第二，自觉为国分忧，在军队内部寻求实现“三化”建设总目标的动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服从大局的思想这两方面都不允许我们军队有任何的依赖思想。翻开历史，历历可见屯田戍边以补不足的记载。在我军建设历史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次号召和组织大生产，特别是在困难时期。邓小

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求我们在国家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必须把着眼点放在挖掘军队内部潜力上，调动军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一方面，改善军队运行机制，提高军队的建设效益，向科学决策要效益，向系统管理要效益，向结构尤化要效益，向改革开放要效益，以便把军队建设的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同时，希望军队搞好生产经营以解决军费之不足。

据此，在我军建设中必须突出重点。根据军队的根本职能，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统筹兼顾，重点发展，在兼顾全盘的基础上，主要抓好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关系军队根本性建设问题，选择花钱少、效益高的项目，选准方向，集中投资，重点突破，使之先现代化起来，尔后逐步扩大范围，最终实现军队建设整体的现代化。

我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我军建设的历史同样也是一个不断改革的历史。邓小平同志从历史中走过来，更看到了当前世界的改革大潮。因此，毫无疑问，改革是邓小平同志指明实现我军“三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邓小平同志为我军设计的“三化”建设总目标宏伟蓝图中，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同志的一些基本思想。他实事求是，绝不超越可能，也不违背规律，把“三化”建设总目标设计得合情合理；他以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要求全党全军不要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去集中全力搞军队“三化”建设；他以政治家的眼光，把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最大政治，统领全局。有人用克劳塞维茨的这样一句话来赞颂毛泽东，“也许不久会出现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给我们的不再是这些分散的颗粒，而是一整块没有杂质的纯金属铸块。”（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 1 卷第 19 页）在此我们用这句话来比喻邓小平同志构筑我军现代化建设总目标，应该也是十分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