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我军任务的变化,对军队素质和教育训练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是与他对军队建设的战略环境、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的全局思考分不开的。
从国际大环境讲,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大的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 世界处在一个相对和平与发展的时期。从国内情况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化”建设上来。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也进行了战略性转变,我军工作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应急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正确轨道。
战略环境的变化,必然带动战略目标和手段的变化。新的历史条件,对部队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练为战”思想也被赋予了更新的涵义和内容。总的看,对于部队教育训练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突
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客观效第一,作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教育训练具有极为深远的“聚能”效应。相对的和平环境,并不意味着国际阶级斗争格局的实质性变化,而是斗争力量此长彼消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军切不可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而应将之当作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的良好机遇。事实上,战后形势的发展,使得包括超级大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已意识到大的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而把战略的重点放在努力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以取得各方面的战略优势,来迎接下一世纪世界范围更激烈的挑战与竞争。通过教育训练加强军队的全面建设,已成为各国军队和平时期聚积能量、提高战斗力的重要突破口和中心任务。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邓小平同志指出,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还包括训练。不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位置上来加以考虑,就会在激烈的世界竞争面前,继续拉大同别国的差距,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第二,遏制战争的爆发,教育训练具有十分重要的威慑效应。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当前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原因时,考虑到了和平力量以及苏美双方武器的威慑和制约作用,使得有资格打世界战争的超级大国不得不顾及战争的后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对战争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这里,军事力量本身对对方的威慑,具有更直接的意义,事实上,军队这一阶级斗争的工具不仅具有实施战斗的“使用价值”,而且有着震慑敌人的“威慑效应”。目前,建立强大的威慑力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己成为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主要目标。然而,威慑作用似乎无形实有形,必须具有可信性。这种可信性取决于实战能力、用兵决心等方面。其中的关键还是要有实战能力。空洞的恫吓不能持久地起威慑作用。能起威慑作用的,除了经济实力、武器装备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平时表现出来的训练素质以及在实战、演习中体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
第三,应付局部战争和突然事变,教育训练具有极其现实的实战效应。大的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并不等于没有任何战争。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发展,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被提高到了一定地位。据联合国秘书长在 1987
年日内瓦一次会议上公布,战后共发生局部战争 36 起之多,涉及到 41 个国
家,550 万士兵参加,死亡 1700 万人,耗资 36 亿 4 千万美元。至于各类军事冲突,则达数千次之多。
1990 年 8 月发生的海湾危机引发的海湾战争,历时 42 天,28 个国家直接参战,牵动整个国际社会。海湾战争向全世界表明,在美苏战略利益失衡的情况下,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动荡不安之中。局部战争,起因复杂,目的有限,谁都有资格参加并取得局部优势;政治性、威慑性很强,任何小的失利都可能造成国家政治、战略上的重大损失。为此,作战有很大的坚决性, 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对部队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我国周边的实际情况看,不仅面临着大小霸权主义的威胁,而且存在着众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仅海洋方向,就面临着海上岛屿被侵占、海洋权益遭侵犯、海洋国土被分割、海上资源被掠夺的严重局面。为有效地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与完整,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和国家尊严,必须具有随时应付和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没有牢固的战斗队思想和过硬的军事素质,是难以达到这一目的的。
第四,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教育训练具有无可否认的社会效应。邓小平在谈到国家经济建设时,要求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服从这个大局。他说“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1984 年 11 月 1 日)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军不仅要做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而且要成为建设祖国的重要办量。军队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往往担负着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攻关、大型科研项目的配合、抢险救灾、人力和物力的突击性支援等艰巨任务。国家和人民对军队在这方面的期待,并不是一般的劳动协作,而是人民解放军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作用。除了具有很高的政治热情和思想觉悟之外,这支军队经过严格的训练,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军地两用技术、快速反应的能力和吃苦耐劳的作风。随着科学水平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人民解放军将越来越发挥它在这方面的特殊作用。据近年来的不完全统计,军队投入这方面的劳动日近 2000 万个,动用机械车辆 100 多万台次,
参加地方经济建设项目 3600 余项,帮助地方培训各种技术人员 50 多万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能不能满足党和国家在建设方面的需求,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圆满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必须通过教育训练加以解决。
第五、培养军事和建设人才,教育训练具有不可忽视的成才效应。军事领域,是一个人才云集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才的竞争。谁能培养和聚集大量的人才,谁就将取得战略上的优势。这一道理,已日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成为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不仅考虑到了教育训练对于培养军队建设人才的重大战略意义,而且还考虑到了军队作为一个大学校应起的作用。他认为,军队担负着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历史任务,每年还有上百万干部、战士转业复员,怎样使他们到地方工作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是和平时期军队教育训练应当考虑的一个问题,应当从国家“四化”大局出发,培养军、地两用的合格人才。而且,部队的官兵服役期间,正是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部队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又是在教育训练中度过的,应当十分珍惜这一成才时机。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意义的。据近年来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县以上已建立两用人才服务机构 2300 个,占全国县级单位的 80%,全国从事两用人才服务工作的人员已达 4.2 万人,到1988 年底,全国开发使用两用人才达到 203 万,全国由两用人才服务机构直
接兴办的经济实体计 5400 个,安置两用人才 66 万人。全国由退伍军人两用
人才领办、自办和以两用人才为主体的救灾扶贫经济实体共 5.5 万个,其中
民政福利企业 6200 个,近年来创产值 98 亿元。
综上所述,军队教育训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从战略的角度看问题,是在新的战略环境下,为达到我军乃至国家战略目标所采取的重要战略手段。邓小平同志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提出了教育训练应有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