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保军事训练的中心位置，努力实现军事上过硬

邓小平同志对新时期教育训练内容的考虑包括了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以及文化学习和民用技术训练等各个方面。然而在处理教育训练内部的关系上，历来主张要以军事训练为中心，全面协调地发展。在政治上合格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军事上过硬，是他始终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1975 年，他首次提出要把“训练”摆到战略地位时，就是指的“军事训练”。当时他把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同打赢反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指出， “如果不注意军事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

1980 年 3 月 12 日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到这一问题时，他十分

明确地指出，因为不打仗，部队的“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从其他大量的有关教育训练的讲话和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军事训练及其军事素质的提高，一直是邓小平同志考虑的一个重点问题。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是同他对我军军事工作的基本任务的思考分不开的。我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基本使命应当是，保持战略防御的总体稳定，重点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防范国内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安定，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有一个安定稳定的环境。为此，必须使部队努力做到：战斗队思想牢固，战备工作落实，军事技术精湛，战役战术灵活，组织纪律严明，战斗作风顽强，保证一声令下，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合得成，能圆满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通过军事训练，努力提高军事素质。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体现了他一贯提倡的“战斗力标准”的观点， 为理顺军、政关系指明了方向。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部队中的军事和政治的关系一度被弄得混乱不堪。他们把所谓“突出政治”还是“突出军事”，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在部队建设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抓政治保险，抓军事危险”的思想阴影笼罩着一些同志的头脑。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些同志在认识上仍然难以跳出“非此即彼” 的思维方式，在军、政关系上争论不休，往往一强调政治建设就认为军事工作要“让一让”，一强调军事工作又认为政治工作要“放一放”，严重影响着教育训练乃至部队工作的顺利进行。事实上，军事和政治，是部队建设中两个基本的方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政治上“合格” 的极端重要性。他曾说过：在今天的工作中不了解政治，仅仅知道军事是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的。主张要“研究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要加强军队党委的集体领导，要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在配备政治工作干部时要注意质量，政治干部要能起模范作用。”（《邓选》第 21 页） 但邓小平同志同时认为，军队毕竟是一个武装集团，必须以“军”为主。政治上合格和军事上过硬，应当在战斗力提高上达到辩证的统一。加强政治建设，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始终是军队建设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军事训练在部队中的中心位置。“首要任务，和“中心工作” 是完全一致的。两者统一于战斗力标准，统一于人民军队的性质和职能，统一于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实证明，作为一级党委，如果不抓好政治建设，一旦部队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就要犯历史性错误；同样， 如果不抓好军事工作，关键时刻不过硬，就完不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也要犯历史性错误。

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训练中要坚持以“军”为主，全面发展的思想完全符合教育训练的自身规律。通过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这给军事训练提供了方向和动力；而通过军事训练，努力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完成各项任务的本领，这就为部队政治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实践领域和检验标准。军事训练，不仅是练技术战术，而且练思想、练作风，有力地促进部队的政治建设、管理工作的全面发展。大量实践证明，军事训练是部队和平时期最大量、最经常、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不把这个主要工作抓好，部队就没有朝气，甚至漏洞百出。“军训归位全盘活，军训错位满盘输。”“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练武武不精，不算合格兵。”只有在保证军事训练

中心地位的前提下，适度安排好部队的文化学习和民用技术训练、才能使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得到全面的提高和发展，真正体现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军队搞得生动活泼些”的精神。

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全军教育训练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军事训练走上了正规化的轨道，在打牢基础的情况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政治教育也逐步规范化，为培养政治上合格的军人提供了保证；科学文化学习为改善部队文化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一定的民用技术训练，有力地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消除了官兵的一些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