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行正规的法制管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中央军委极为重视军事法规的建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有关军队建设法律近 20 个，由国务院、中央

军委颁布的单行军事、军队法规达 40 多个，总部机关重新修订和制定的军队具体法规就更 多。这标志着我们以法治军的正规化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以法治军，要有法可依。这是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他认为，军队的管理必须法规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针对许多管理工作不落实的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邓选》第 136 页）这一重要思想，扬弃了传统的经验治军方法，用国家的法律、法令，军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来管理军队，把从严治军的方针奠定在严得合理、严得适度、严得科学的基础之上。

以法治军，要用法引导。军队管理工作的第一位是军法、军纪教育，而不是惩罚。邓小平同志历来把法纪教育作为管理工作的基础环节，他指出， “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没有规定纪律或规定得不完善不合理的， 要迅速规定和改善。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人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邓选》第 319 页）注意以法引导，用法教育部队，是我军管理工作本质的要求。对此，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对一些错误现象、思想问题，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对待，“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邓选》第 335 页）“要摆事实，讲

道理，防止片面性。”（《邓选》第 337 页）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了我军管理工作为官兵健康成长服务的目的，完全区别于军阀主义、惩办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管理。

以法治军，要赏罚严明。有法不依，形同虚设。因而，邓小平同志历来把赏罚严明作为以法治军的必备条件。他说，军队要有严明的纪律，要按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行事，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要重申这个问题，这是传帮带的主要内容之一。”（《邓选》第 79 页）他要求，对于违反纪律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邓选》第 137 页）对于那些不合乎自己的要求就不服从命令的人， 他严肃提出，“对不执行命令的，不走的，赶！有的开除军籍，有的降级， 要执行纪律。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邓选》第79 页）

以法治军，尤其要注重政治纪律的严肃性。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军队的各级组织、全体人员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的问题。他说，现在“不只是个人，甚至有的单位也违抗命令。⋯⋯他们考虑的不是革命整体的利益，而是他们那一派的利益，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高于一切”。“中央说要落实政策，他就是不干。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政治纪律问题。”

（《邓选》第 17 页）他严肃地批评了“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明确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提出要“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在思想政治领域把上述的斗争进行到底。”（《邓选》第 328 页）提出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提出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尤其需要重申和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在党内、军内和政府系统，要坚决反对一切不遵守党纪、军纪、政纪的现象。”（《邓选》第 3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