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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人口压力与内部崩溃
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注重因果决定论。无论要达成何种国家政策，人口都不是一个外在因素，即从外部对社会施加单向影响。相反，人口发生于社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影响，也反过来塑造环境。然而，从人口模式到世界的运作，以及所有事件以何种方式展开的这一进程中，都可以找到因果决定的痕迹。尽管人口浪潮并不决定历史的进程，但会塑造它，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人口规模会造成不同的历史结局。人口并没有在中东和北非的社会、经济败局中“独善其身”，相反它成了许多地方政治溃败的诱因。政权的溃败和内战更可能发生在人口年轻且增长迅速的地方，尤其是人口变化未能成功地赶上经济变化，以及缺乏能带来社会富饶的机会的地方。
中东和北非存在诸多问题，尤其表现在政局不稳、缺乏民主和人权、社会经济发展失败等方面。石油大国能为其人口提供高标准的生活和公共健康服务，但即便在这些地方，教育程度和人口生产力也很低下。这个地区的缺点和失败需要加以正视，但在这样做并引发敏感态度之前，需要做出三点说明。首先，该地区的缺点在某种程度上可归因于人口，尽管这并不是说存在某种简单的解决方案——尝试植入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做法显然都已失败。其次，尽管我们很容易就对当地盛行的阴谋论置之不理，但不能否认，外部干涉（无论是否出于善意）很频繁，而且常常无益。最后，将这个地区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宗教文化也是错误的。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伊斯兰教曾支撑起最具创新力和繁荣的社会。
该地区收入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按人均计，一些我们讨论过的国家位居世界最富之列，这完全得益于石油等资源的出口。多亏了天然气出口规模和相对较少的人口，卡塔尔的人均收入才能位居世界最高之列。然而，这片地区的成败不能简单地根据国民收入来评估。而且，即便单从经济学角度看，阿拉伯世界也没什么可夸耀的。在石油价格飙升之前的1999年，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总量还不及西班牙一国。[1]土耳其近年来取得了更多的经济成就，但依然是中等收入国家。因为与国际社会对抗以及由此产生的制裁，伊朗的经济发展受阻，直到最近才稍微缓和。
将大规模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得来的收入的偶然性纳入考虑的一种经济分析法，是将一国人类发展状况与其他收入类似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无论贫穷还是超级富裕）在与收入水平类似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时，其人类发展水平都表现不佳。[2]用于此类比较的人类发展指数会强调教育、健康和收入，它可能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从个体指标看，也会得出同样的图景。首先，无论是因为普遍失业还是仅仅由于女性就业率低，当地职场参与度很低。该地人口就业率为46%，这让阿拉伯国家在这个指标上世界垫底。[3]本地人均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也门则仅为2%，这是生活水平低下的标志。[4]可能有人会反对说，这是一个干旱的地区，因此，可预期的用水量本就很低，但干旱气候下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已成功解决，例如美国西南部（即便不是很持续）和以色列（可持续程度更高），它们的办法是保存、循环利用和脱盐等。如果用水不安全是个问题，那么粮食不安全同样如此。这个地区整体的谷物进口占比超过其供应量的一半，而世界整体水平为15%。[5]这让中东和北非成了世界上最难供给自足的地区之一。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埃及曾是罗马帝国的粮仓，但现在却严重依赖粮食进口来养活其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埃及无法自给自足不仅在于仍在不断增长的庞大人口，还在于低下的农业生产力。
在教育方面，阿拉伯世界也仅取得了些许进步，女性教育方面尤其如此。尽管在扫盲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21世纪初阿拉伯国家女性的识字率仍远低于东亚和拉丁美洲等地。[6]这反映在女性和男性的职场活动比例上，中东地区的这一比例世界最低。[7]而在高等教育方面，少有阿拉伯机构取得学术成就。根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4所以色列机构进入世界前200名，而阿拉伯仅有一所机构达到这一水平。[8]1987年的数据显示，埃及“常被引用”的学术论文数量是以色列的2‰，即便在石油财富支撑的科威特，常被引用的论文数也不及以色列的1/7。[9]
与以往一样，本地区积弊的根源不仅仅在于人口。在民主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许多地方，石油已成为一种“诅咒”，它培养了一种寻租文化而非企业家文化。国家掌控相对简单就能获取财富的重要来源（比如石油），那么最有利可图的致富方式便是尽可能在靠近海槽的地方谋个职位，而非干一番事业或者提供具备实际价值的服务。接着，腐败文化往往会渗透到社会内部。中东和北非经常会陷入大国竞争的交锋之中，冷战期间尤甚，支持专制政权的外部力量早就准备好押下自己的筹码。从其内部寻找解释的时候，不可否认，中东许多文化中对待女性的态度已经阻碍了它们的发展。在不允许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社会也鲜能繁荣发展。而在没有男性的批准女性就不能离开家门或独自驾车的地方（沙特阿拉伯直到最近仍是如此），世人难以想象女性如何实现自我发展。然而，这种情况也和人口相关。人口和人类进步的表现向来是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和生育做主。逆势的文化潮流很可能会陷入困境。
虽然这个地区的人口特别年轻，而且人口增长异常迅速，但其他具有相似人口统计特征的国家也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例如中国的人口在其经济起飞阶段仍在迅速增长。的确，在适当的环境中，膨胀的人口可能成为经济优势。尽管如此，上文提到的一些困境至少部分可以明显归因于人口压力。其他国家已经解决了自身的用水问题，但由于人口较少，中东地区现有的水源压力将不那么严重。同样，毫无疑问，农业生产力本可高出许多，但就其目前相对于可用空间的水平而言，如果人口少一些，每个人获得的食物就多些。教育失败有很多根源，但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对学校和大学的需求也位列其中。
同样，尽管人口增长能创造自身的需求，但在市场、贸易和教育等其他系统失效的地方，人们更是难以在劳动力增长如此迅速的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而在教育程度低且缺乏资本投入的情况下，将持续增长的人口有效纳入劳动力市场也同样困难。2002年的联合国报告估计，1000万6～15岁的阿拉伯儿童无学可上。目前看，当这些受到影响的儿童都长大成人后，我们难以看到他们如何能够融入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之中。[10]鉴于阿拉伯世界许多地方自混乱以来遭受的破坏——尤其是叙利亚，当地上百万儿童无法上学——如今的情况可能更糟。我们目前讨论的国家有着极高的抚养比，即劳动年龄以外的人口与适龄劳动力人口的比例，这一事实也不会对其经济表现有何助益。而由于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发达国家已经习惯了高抚养比，这些国家的情况往往是数量庞大的年轻人需要照料和教育投资。
原则上，中东地区急剧下降的生育率应为其人口提供创造经济进步的机会，因为当地抚养比会从1980年的90以上降低到2020年的60（估值）以下。[11]这种所谓的“人口红利”常常被认为出现在儿童数量相对于劳动力人数不断下降的地方。这可能是土耳其经济崛起的部分原因，也被视为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再次强调，我们难以分辨其中的因果关系，因为通常正是那些经济和社会得到发展的国家经历了生育率的下降，而原因总是无法与结果割裂开来。然而，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女性劳动力得到释放，用于资本投入的资金也更多了。不过，这些因素仅在经济体能够吸纳女性劳动力、社会能够接受她们参加工作，以及法律公正、治理结构和政治秩序稳定，从而能够吸纳资本注入经济体的情况下才起作用。
而就阿拉伯世界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年轻人口的膨胀”向来与高失业率相伴，这是社会混乱和暴力事件频发的隐秘原因。就中东来说，[12]在某种程度上，该地区的人口问题本身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失败引发的。尽管生育率已有所降低，但中东和北非大部分地区的生育率仍居高不下，而且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小幅反弹，在过去10年左右有所上升。避孕药具还远未普及。摩洛哥2/3的已婚育龄女性会采用避孕措施，伊拉克的比例仅为1/2，苏丹则不到1/10。[13]
如果说中东的阿拉伯世界遭遇了经济发展方面的失败，其政治发展也是如此。我们不仅能从统治该地区、剥夺其民众大部分民主权利和人权的专制政府上看到这一点，而且还能从更近一些时期当地部分政权的崩溃，社会陷入混乱和内战的状态看出来。该地区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但甚至在目前这一波不稳定浪潮完全形成气候之前，该地爆发的武装冲突就占据了世界的1/5。[14]这个描述并非在推脱责任，其中已有大量通行的解释，也不是在提供一个全面的解释，而是旨在说明人类冲突起源于人口因素的程度究竟几何。
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相比，本地的政治失败可以说相当明显了。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4年的指数，这个地区，除以色列之外的各个国家，不是被归于“不自由”一类，就是被划入“部分自由”之列。[15]此地多数国家徘徊在专制政权的压榨、混乱以及内战边缘。在我写作本书之际，也门、利比亚、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府的权威能覆盖其全境，而近期高度不稳定的局势也对埃及和巴林造成了影响。
这片地区几乎完全缺乏民主，尽管土耳其可被看作部分民主（或者直到最近仍是如此）。专横的统治和无政府的崩溃状态似乎是这个光谱的两极，但前者可看作后者的前奏，朝向稳定和民主的进程则为第三阶段。[16]根据这个模式，长期处于独裁或专制统治下的国家不太可能或难以直接走向稳定和民主。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段时期的国内冲突和暴力阶段似乎难以避免，但这可被看作向理想终点的过渡，而非单纯地陷入混乱。这是对阿拉伯之春的乐观解释。然而，在这一点上，鲜有阿拉伯国家可被视为真正进入了第三阶段，即摆脱混乱，进而走向自由、民主秩序的阶段。事实上，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埃及似乎已经凝视过深渊，并且退回到了原来的状况。（突尼斯可能也是如此，尽管说它是个例外还为时尚早，如果它的确属于例外，则纯属罕见。）
人口因素可能会无可避免地促成这种散乱的政治图景，就像它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败所起的作用一样。大量证据表明，不稳定、冲突和人口趋势之间存在关联，普遍的共识是“年轻人口的膨胀”与政治暴力风险的增加相关。[17]在10～20岁青年占人口比例较大的地方，发生内乱的可能性更高，而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一些地方（比如日本和德国）也最有秩序。这并非巧合，一些人口年龄最年轻的国家（比如也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则属于冲突分裂最严重的国家之列。在此基础上，近年来阿拉伯中东地区一直处于如此多的暴力和冲突的中心也不足为奇了。在此之前，此类冲突的爆发似乎只能通过极端严酷的政权的压制才能避免。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一地区的内部压力，但也常常会导致问题向外转移。
因此，尽管人口数量并不能充分解释混乱状况，但它却无可避免地与之相关。如果没有年轻人，并且其人数并未扩张，那么中东和北非如今的暴力景象几乎不可想象。正如“一战”的爆发——一场工业规模的屠杀——在欧洲此前半个世纪没有经历大规模人口膨胀的情况下不可想象一样，纽约的“9·11”事件、马德里和伦敦的爆炸事件，以及从也门到叙利亚的暴力事件，至少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中东地区此前几十年人口爆炸的产物。1980—2010年间，这个最不稳定的地区的年人口增长率几乎比世界整体水平高出一倍。1980年，阿拉伯中东地区15～24岁的人口比重与世界整体水平一致；30年后，前者比后者高出了1/5。[18]
尤其特别的是叙利亚内战，除了可被看作政治或宗教冲突以外，它也可以说是一场人口冲突。在1947年从法国治下独立出来时，叙利亚仅有300万人口。60年后的内战前夕，其人口规模已超过2000万。这种人口爆炸的原因已为人熟知——死亡率的下降以及畸高的生育率。人口增长的影响不那么容易追究。然而，当叙利亚在21世纪初遭遇干旱时，曾有数十万人离开乡村前往城镇，特别是去往大马士革，人们在这里的郊区能找到条件尚可的住处。怀有疑虑的政府从中阻挠，在考虑到多数移民都来自逊尼派为主的地区以后，政府的行为就越发可疑了，这逐渐改变了大马士革等城市的人口结构，因为这些城市的人口结构主要以少数派（比如基督徒、阿拉维派、德鲁兹派等）为主，他们倾向于支持复兴党政权。因此，在首都被贫穷且受到忽视的多数逊尼派占领的郊区包围后，最强烈的反叛条件成熟了。尽管很多人试图将随后的冲突归因于全球变暖（气候条件的确占据一席之地），[19]但如果叙利亚人口规模在此前几十年中并未迅速增加，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与前文所描述的一样，因果关系在两个方向上发挥作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叙利亚内战，反过来内战也影响了人口发展。粗略地看，叙利亚1/4的人口都外逃了，另有1/4的人口流离失所。有人控诉政府试图改变某些地区的民族与人口结构的均衡局面，从而减少逊尼派的影响。与此同时，尽管生命的逝去令人震惊，但这些生命（不同于移民）并未在统计意义上对叙利亚人口结构造成重要影响。估计在本书行将付梓之际，叙利亚死亡人数会达50万，但这仍意味着叙利亚人口近期以来头一次经历人口增长。这些无一解除了个人的痛苦，但它的确展示了解除之道，正如“一战”时期的欧洲或者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一样，当时的人口浪潮火力全开，哪怕最恐怖的屠杀行为也只能延迟而无法阻止它。
快速增长的青年人口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政治上比较边缘化，无法参与全球经济之中，因而是不稳定的根源。正如一位致力于约旦青年项目的女性所言：“年轻人面临越来越难以获取教育和经济的机会，参与到社会和公民生活中的机会也很小。他们被进一步推向阴暗之所，体会着无权和挫败之感。”[20]在经济未得到发展的地方，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极其困难。2014年，34%的毕业生失业，相比之下，小学教育程度的人口的失业比例仅为2%。[21]失业的毕业生通常住在城市，而且有可能成为活动家，他们更可能造成政治破坏，而不是成为未能充分就业的农场工人。虽然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持有社会保守主义观点，但很多人正在发起反抗，尤以女性为甚，她们的挫败感会因为享受了受教育的机会，但后来却在社会和职场中饱受歧视而加深。沙特阿拉伯最近放开了一些就业机会。但受过教育的女性仍为需要寻求父亲或丈夫的许可而备感受限：“即便我需要用钱，他也不会允许我工作……他不允许我和我的母亲一起旅行。”[22]虽然中年人和老年人可能已经适应了这种情况，但年轻人更有可能表示反对，当年轻人口大量存在的时候，这种态度就变得重要了。
不断增加的年轻人已经将他们的挫败感转向内部——正如2010年以来政局不稳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情绪也在向外释放，随之产生了向欧洲移民的巨大浪潮。这些人不仅来自阿拉伯世界，也来自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后者同样面临类似的政局不稳问题：当地快速增长的潜在新成员涌入就业市场，但机会却有限。2015年，超过35万寻求庇护的叙利亚人进入欧盟，来自阿富汗的则超过15万。而在这一年的最后3个月里，就有近50万人寻求德国的庇护。[23]这种具有深刻人口根源的趋势会对欧洲的人口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近几年来，我们的电视屏幕上满是想要经由巴尔干半岛去往德国，或者渡过地中海进入意大利的人群。这些移民几乎总是来自人口年轻、生育率高的国家，而且总是前往老龄化、生育率低的国家。移民的原因有很多，而且他们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要去往的地方也不同。但不变的是，多数移民都很年轻，他们总是离开机会并未放开的年轻社会，或者那些同辈人口规模太大而导致过度竞争的地方。
中东地区发生的事情对整个世界都变得越发重要。1970年，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15%；到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23%左右；而到21世纪中期，这个数字预计会增长到接近30%的水平。[24]如果成真，这将使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规模接近信仰世界最大的宗教基督教的人口规模。
[1]UN Development Programme2002,p.85.
[2]Riddell,p.18.
[3]UN Development Programme2002,p.40.
[4]Ibid.,p.53.
[5]Ibid.,p.56.
[6]UN Development Programme2006,p.74.
[7]Ibid.,p.85.
[8]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2017.
[9]UN Development Programme2002,p.67.
[10]UN Development Programme2002,p.3.
[11]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Western Asia,p.66.
[12]Urdal.
[13]UN Development Programme2016.
[14]Bishara,p.225.
[15]Freedom House.
[16]Bremmer.
[17]Urdal,p.9.
[18]Mirkin,pp.12,14,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view/48347156/arab-springdemographics-in-a-region-in-transition-arab-human-（impression:26June2017）.
[19]New York Times,2March2015,https://www.nytimes.com/2015/03/03/science/earth/studylinks-syria-conflict-to-drought-caused-by-climate-change.html（impression:15August2017）.
[20]Al Fanar Media,25April2016,https://www.al-fanarmedia.org/2016/04/study-explores-thedeep-frustrations-of-arab-youth/（impression:15August2017）.
[21]The Economist,16August2016,https://www.al-fanarmedia.org/2016/04/study-explores-thedeep-frustrations-of-arab-youth/（impression:15August2017）.
[22]New York Times,28October2016,https://www.al-fanarmedia.org/2016/04/study-exploresthe-deep-frustrations-of-arab-youth/（impression:15August2017）.
[23]BBC,4March2016,https://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35999015（impression:15August2017）.
[24]Kaufman,Shall the Religious Inherit the Earth?,p.120;Pew Research Center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