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为何会发生，尤其是，它又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运气好有关。莎士比亚笔下这个充满王者气象的群岛此前经历过一场内战，后来在18世纪重新成为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与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至少在1746年詹姆斯党叛乱结束后，英国便再没有遭受过外来军队的侵扰。可能是因为卫生和营养状况开始得到改善，瘟疫以及其他流行性疾病也逐渐减少。有人甚至将茶叶消费的攀升作为解释当地人口健康状况提升的一个指标。[1]

人口增加的可能性有两种，二者必有其一，也可能同时存在。第一个可能是出生人数超过了死亡人数，第二个可能是迁入人数超过了迁出人数。就19世纪的英格兰而言，第二个解释可以被排除在外。通常的说法是，英格兰一直都是移民迁入之地，但这种说法简单地说并不正确。1800—1900年，英格兰人口的增加肯定与迁入移民毫无关系。相反，在此期间，英国和爱尔兰迁出了大量人口去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广阔殖民地，而且它们在此间大部分时段内都是美国移民群体的最大输出地。的确，苏格兰，尤其是爱尔兰（当时二者都隶属于联合王国）也有大量人口迁往英格兰，特别是在19世纪末，东欧犹太人也曾大量移民英格兰，但这些与当地迁出至殖民地和美国的人口相比则差距明显。各方的估计有所不同，其间的记录断断续续，当然也有很多人迁回至英格兰从而使得情况变得复杂，但一项估计表明，单就19世纪50年代而言，离开英格兰的人口便超过了100万。[2]相比之下，在“一战”前一个世纪的移民峰值年份中，仅有1.2万人移居英格兰。[3]

鉴于英格兰生活着大量外来移民，而且其人口规模在19世纪以内几乎翻了两番，则其人口增长的原因一定是出生人数大大高于死亡人数，这不仅足以产生庞大的国内人口，而且还推动了向外移民的势头。伦敦东区贫瘠狭窄的街道到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挤满了犹太人，这表明大量移民已涌入英格兰，但这与从中涌出的大量移民投奔的广阔天地（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相比则不值一提。出生人数对死亡人数的任何超出都是对庞大的外迁移民数的补充，之后它才能对人口增长有所助益。事实正是如此。

随着英国人口革命的展开，最先发生变化的便是人们结婚的年龄。而在更早的18世纪初到18世纪中期，女性结婚年龄便已从26岁下降到了23岁。[4]这意味着，女性多出了生育能力最强的三年时光生育孩子，而非待字闺中（多数时候是保持贞洁）。[5]与此同时（仍然与贞洁问题相关），婚外出生人口下降了（这与维多利亚时代道德风气的改善有关）。总体上，这一点可由婚内出生人口的增加得到弥补。无论婚内还是婚外，总和生育率从18世纪初看起来十分低的水平得以提升，每个女性生育小孩的数量也从四五个上升至19世纪初的6个左右。这个因素令英格兰的人口增长与紧随其后的其他地区稍有不同：尽管在多数情形中，出生率居高不下的话，死亡率就会降低，但是在英格兰，出生率的确上升了。[6]

同时，除了结婚更早和家庭人口更多以外，人们的寿命也更加长久，这意味着每年死去的人数减少了。17世纪后期，瘟疫仍相当普遍，生活条件也很不卫生，当时一般人的预期寿命仅在30岁出头。到19世纪初，尽管世人多数时候的生活条件仍于健康不利，但也在不断改善，此时的预期寿命已超过40岁。[7]死亡率的稳定下降是人口增长过程中最为重要、最为连贯和最为持续的有利因素，尽管这一过程首先表现为出生率的上升。而生活水平的变化——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显得不足为道，但与此前的标准相比则是重大改善——反过来又降低了死亡率，更便宜、更卫生的服饰，更实惠的食品等方面的巨大变革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对我们而言，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可能看起来还比较肮脏，但与较早时代贫困的乡村生活相比（更不用说英王乔治以及更早时期的伦敦这样的危险之地了），当时的巨大“进步”的确推动了人口爆炸。英国比欧洲其他地方更早解决瘟疫，当霍乱出现时，其影响也没那么严重了。[8]城市开始铺设下水道，最有名的当数约瑟夫·巴泽尔杰特爵士在伦敦建立的下水道。基本的医疗保健措施变得更加普遍易得。这个时代也是铁路首次登场的时代。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等先驱铺设了贯通英国的铁路线，他们的后继者则在数十年内将铁路铺设到了别的国家，甚至跨越大陆。蒸汽船开始遨游海洋，公路路况得到改善。这意味着更快、更便宜的运输方式，与农业创新结合则意味着更多、更便宜的食物。当食物可以很方便且廉价地从外部运来后，个别地区的食物短缺便不太可能造成饥荒了。

废除《谷物法》后，英国向世界开放了自己的市场，人们可以吃上从各地低价进口的食物，随着运输技术的进步，选择范围也越来越广。如果英国独自生产与其从美国进口的棉花等量的羊毛，则将耗尽其几乎所有牧场，如此，则几乎没什么地方留给羊毛生产或肉类生产。而如果将其每年的煤炭产量换算成等量的木炭，英国每年需砍伐的森林面积将超过其森林总面积的7倍。[9]公共和私人卫生条件以及饮食方面的变化大大降低了死亡率，从而提高了人口的总体规模。

尽管英格兰正在形成一种全球各地竞相效仿的模式，但正如我们所见，其人口爆炸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仅死亡率降低，而且出生率在一开始也有适度上升。[10]英格兰人口结构转型的另一个特点是，尽管人口增长肯定由总体死亡率的下降推动，但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却并不明显。我们在后文中会看到，在紧随其后的许多地方的人口增长过程中，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每年死亡人数也不断降低，通常，恰好是弱小的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降幅最大。以也门为例，自1950年以来，当地一岁以下婴儿的死亡比例已从1∶4降至1∶20，这是解释这段时间当地人口从不到500万增长到2500万以上（至少直到前几年也门内战爆发之前的情况如此）的主因。[11]而在英国，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婴儿死亡率并未比150‰下降多少，只是到1900年之后才大幅下降。[12]一旦人们摆脱了危险的童年，他们的确就会活得更长，这会降低死亡率并增加人口，但即便到现在，童年时期也都还是一个危险的阶段。

在19世纪的英格兰，城镇和城市儿童的存活率并不比乡村更高，这一事实会让目前在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的人感到惊讶。如今，哪怕雅加达地区的家庭也比印尼边远岛屿上的家庭更可能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和便利设施。城市婴儿的死亡率还要更低。早在18世纪的时候，至少英格兰的情形恰好相反，尤其是伦敦的卫生条件，对儿童而言还远不如乡村。而到19世纪，尽管城镇和城市的情况都在改善，但情况依然是它们的健康程度赶不上乡村。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前往城市居住，从城市发展中获益的人也越来越多，整个局面正在改观。因此，从乡村迁往城镇的人口便是从婴儿死亡率更低的地方搬到了更高的地方。这减缓了英格兰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过程，而对如今正在经历城市化过程的国家而言，情况刚好相反。[13]

然而，通常而言，从18世纪后期开始在英格兰观察到的模式将成为社会转型的典型特征，人们将其称为“人口转变”。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寿命也更长了。但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仍会继续组建6～7口人的大家庭。只是到后来，家庭规模才得以下降。

[1]Macfarlane,pp144–53,303–4.

[2]Tranter,p.53.

[3]Morland,Demographic Engineering,p.7.

[4]Wrigley et al.,pp.134,355.

[5]对潜在婚姻的早期生育能力超过晚期之程度的讨论可见：Wrigley et al.,p.411。

[6]这并非没有争议。一些人认为英格兰19世纪初的人口增长更多是由于死亡率下降而非生育率上升所推动的。参见Wrigley et al.,pp.431–8。

[7]Wrigley et al.,p.295.

[8]Macfarlane,pp.110,184,192–3.

[9]Pomeranz,p.276.

[10]但是也请见前文注释第52页第3条。

[11]UN Population Division2017Revisions.

[12]Woods et al.,p.35;然而，请注意内生性婴儿死亡率和外生性婴儿死亡率的区别，参见Wrigley,pp.321–4。

[13]Wrig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