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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竞争、悲观情绪与政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也经历了英国1914年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即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的急剧下降。当时的人还并未完全理解如今所谓的“人口转型”，一旦人口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阶段转变，并最终过渡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阶段，人口规模就会稳定在较高的水平。
“一战”以前，英国除了担心与自己竞争的国家的人口增长，它还担心国内生育率的下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反对“有意为之的不生育行为——这种罪恶的代价便是国家的死亡，是种族自杀”。罗斯福至少在这方面是个言行一致的人，他自己就育有6个孩子。“一战”结束的时候，德国未来学家和末世预言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曾预测，欧洲人口将经历长达200年的衰退期，他将此归因于繁荣和女性的解放。英国作家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也在1930年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如果最近出生率的下降趋势再持续一段时间，可能最终就不会有新生儿了。”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则担心，欧洲将到处都是“生活在老房子中的观念陈旧的老人”。1935年，凯恩斯也警告说，“从人口增长到人口减少的变化可能是灾难性的”[1]。
G.F.麦克利里（G.F.McCleary）刻画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人口悲观主义，他是一位在人口学方面著述颇丰的作家，也曾是英国卫生部门的高级官员。“人们开始意识到（出生率的下降）并不能一直靠死亡率的降低加以抵消。”他写道。[2]婴儿死亡率已经相当低了，如果可以，它还会进一步降低，但这并不会对人口规模造成实质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人口学家达德利·柯克（Dudley Kirk）言简意赅地说道：“死亡可以延迟，但绝不可能避免。”[3]预期寿命可能会进一步延长，但也只是循序渐进的。相比之下，出生人数的降低似乎来势汹汹且令人担忧。
人口增长的下降趋势在日益加重和人口规模下降的前景都已广为人知。马尔萨斯也已觉今是而昨非，至少暂时如此。“一战”之前，人口问题主要关乎一个国家如何屹立在竞争对手之林。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越发意识到，从英国发端的事情正在席卷整个大陆，同时也影响了从欧洲流出的人口，尤其是美洲各地的人。那是一个将我们如今十分惊恐和诧异的种族主义视为家常便饭的时代，在公共话语和国家政策上都有所反映，反犹主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同样，非裔和亚裔也被认为低人一等。有时候，人们对人口减少和种族消失的担忧造成了对数量与所谓质量的紧张。一方面，大量人口被视为国之“幸事”，特别当考虑到弥补战争损失的需要以及对“下一轮战争”的恐惧后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又并非所有族群的数量都能满足要求，一些民族总是比其他民族优越。与节育运动密切相关的优生运动提出了提高人口“库存”和“质量”的积极措施。例如，玛丽·斯托普斯就极力呼吁对那些被认为不适合成为父母和不适宜延续种族的人强制节育。
人们对人口质量的担忧在美国体现得尤其明显，该国“一战”后全面铺开的移民限制政策便明确旨在保护其民族的混合模式，并尤其侧重减少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这些移民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曾占美国移民的绝大多数。美国的人口增长率的确在下降，但其速度在20世纪20年代时仍接近1.5%，尽管在30年代就下降到这个速度的一半了。
即便对那些得其门而入之人而言，萧条时期的美国也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所在。[4]国会议员艾伯特·约翰逊（Albert Johnson）是1924年《移民法案》（该法案对移民施以最严格的控制）的共同起草者之一，他认为“无条件欢迎所有人的时代和无差别接收所有种族的时代明显已经终结……我们的期待是同质的民族……这是自我存续的要求”。在对该法案的讨论中，一位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呼吁建立一个“种族纯洁的国家”，而缅因州的另一位国会议员则提出“上帝想让（美国）……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家园，人人都讲英语——这是个有着伟大理想、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种族，同一个种族，同一个国家，休戚与共”。[5]一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国会议员的表态则更加露骨，他主张：
美国人祖上那些界限清晰、自治的人群之间几乎毫无相似之处。这群人，或者说不负责任的破落户在往美洲播下血脉的同时也带来了旧世界的社会和政治顽疾……我们没法通过教授技巧而把杂种狗变成纯种狗。[6]
辩论和反移民立法的背景是悲观情绪和种族偏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两次辩论，预示着整个白人种族的厄运并不能指望欧洲人，而在于美国人。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1919年的《伟大种族的消逝或近代欧洲史的种族基础》（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or the Racial Basis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以及洛斯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1920年的《有色人种的崛起对白人世界霸权的挑战》（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the White World Supremacy）均体现了这一点。两位作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尽管他们骨子里可憎的种族偏见意识形态如出一辙，而且格兰特还为斯托达德的书写过序。比起人口学，格兰特更关心“种族科学”——尽管强调“主体种族”的重要性，但他仍在不同的欧洲血统之间做出了明确区分，并得出结论：
如果任由我们的种族大熔炉烹煮而不加干涉，我们继续……对种族、信仰、肤色间的所有区分视而不见，那么殖民地的本土美国血统，就会像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和罗洛时代的维京人一样走向灭绝。[7]
斯托达德也担心白种人中的“地中海”成分和“日耳曼”成分的均衡问题，他担心工业革命甚至刺激了前者在英格兰的增长，因为随着英格兰逐渐脱离了村野气息，支持日耳曼民族的进化选择压力也逐渐下降：“英格兰血统中的小污点随代际明显增加。”[8]然而，他的担忧本质上是泛欧洲式的。他可能在欧洲人内部有着自己的偏好，但面对非欧洲人的崛起，他更担心欧洲人自身的集体命运。他注意并哀叹“一战”对欧洲人口的影响，呼吁“白人的团结”。[9]日本的野心以及印度的巨大人口权重等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推翻欧洲的全球霸权，而欧洲人又因为致命的内讧而越发衰弱。毫无疑问，斯托达德是3K党（Ku Klux Klan）成员，人们认为他的作品为纳粹词典增加了“劣等人”（Untermensch）的观念。
格兰特和斯托达德的著作刺激了类似作品的问世，比如格雷戈里·约翰·沃尔特（Gregory John Walter）于1925年写作的《有色人种的威胁》（The Menace of Color）。这些观念还经由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而走进大众视野：
“文明正走向碎片化，”汤姆愤怒地爆发道，“你读过戈达德的《有色帝国的崛起》吗？……其中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不加以提防，白种人将彻底——彻彻底底被湮没。这很科学，已经被证明了。”
虽然汤姆的态度似乎有点嘲讽的意味，但菲茨杰拉德本人可能对斯托达德的想法充满同情。新的研究证明了编辑们是如何撤下他在许多作品中公然表露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内容的。[10]
然而，并非所有美国人都对白人的前途抱有同样悲观的看法，尽管他们的“乐观主义”也充满了令人不快的种族偏见。那些与《十字路口前的人类》（Man kind at the Crossroads）的作者爱德华·M.伊斯特（Edward M.East）相似的人并不渴望表达任何世界主义观点；相反，他们想表达自己对数据的不同解读。伊斯特指出，从全球范围看，“白种人”的数量（5.5亿）比“黄种人”（5亿）、“棕色人种”（4.5亿）或“黑人”（1.5亿）都多。他承认，“其他人种”的数量可以从整体上超过白种人，而且这对白人而言“的确是个可怕的人口大势”。[11]然而，他对悲观主义者的增长数据提出了挑战，并认为北美白人的人口特征允许其数量每58年翻一番，欧洲则为57年，其他种族（比如黑人）人口翻番的时间需要一百多年，而南亚和东亚人口规模则需要两百多年才能翻番。[12]从全球和长时段的历史标准看，欧洲裔人口的增长率依旧强劲，而且非白种人基本上还未经历人口上的“觉醒”。
对不同种族的人口增长数据做出比较后，伊斯特坚持认为“任何看到白人人口增长停滞的人……要仔细了”；尽管生育率在下降，但死亡率也在下降，这有利于人口增长。“人口存量可能不那么活跃，但死亡的惯性却远不止弥补了这种差异。”他写道。白人的统治地位及其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是帝国的持续存在：“白人种族正在迅速增长。为何？原因仅仅在于它对地球上9/10的可居住面积享有政治控制权。”[13]伊斯特说，在良性循环的条件下，人口力量将维持帝国，帝国也会维持其人口权势。美国国内的黑人人口规模面临的压力并不比海外的有色人种小。1820年，美国白人和黑人人口比为790万∶180万，1920年则为943万∶105万。美国黑人占白人人口之比在这个世纪从22%下降到了11%，这是此间大规模白人移民的结果。[14]伊斯特有些夸夸其谈，甚至还引用了《圣经》典故，尽管他略微有些担忧非洲：
雅弗的儿子们……生养众多；他们的进步超乎想象……东方、北方和西方的地平线一望无垠……只有南方出现了些许乌云……这是要加倍防守的方向。[15]
在生活在欧洲的欧洲人中更难见到伊斯特那般乐观的态度。美国白人与黑人的比例对于担心如何保护澳大利亚免受日本人侵略威胁的英国长官而言影响不大，或者从法国军事规划者观察到莱茵河两岸世代规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的角度来说也无甚影响，而从德国军事规划者观察到仍旧快速增长的俄国人口的角度而言也是如此。尽管美国人有资本傲视天下，但欧洲人，至少西欧人则不得不关注其欧洲以外帝国的持续生存能力，并且像“一战”以前那般感受到自己相对于大陆近邻的人口弱势。
英国人在持续担心国内局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北海人口的下降而得到一些安慰。另一方面，他们现在开始担心殖民地的人口变化趋势了。我们早些时候看到，7700万日本人拥有16704万英亩土地，而澳大利亚境内仅占日本人口规模7%的白人人口则享有超出日本面积10倍的土地。[16]正因为人们日益认识到亚洲人口的权重，白人主导的澳大利亚的政策也不断更新，以便将亚洲人赶出澳大利亚，正如他们在19世纪晚期被赶出美国一样。澳大利亚国内对亚洲人的恐惧肯定可以追溯至“一战”以前，并且以政治左派为甚。工党领袖兼后来的总理威廉·休斯曾于1896年写道：
我们的北境住着有色亚洲人种，他们很快就会吸干此地白人群体的血液，并且不断增殖，从而越过我们的天险尼亚加拉河，然后播下永远无法根除的顽疾的种子，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之骄傲的根本活力也会遭受永久性破坏。[17]
澳大利亚如同新西兰和美国一样，通过立法排除了非欧洲人移民，尤其是亚洲移民。正如“二战”期间麦克利里谈到的，他否认白种澳大利亚人的这种态度等同于“占着茅坑不拉屎”，并十分坚决地说：“他（白种澳大利亚人）想要充分利用‘茅坑’，但使用方式由自己定——从而令自己国家的民族没有种族混合、冲突和灾难。”[18]麦克利里并未表达自己对加拿大人口命运的担忧，尽管该国也通过了针对亚洲移民的法律，但人们认为此地并未潜藏什么非欧洲因素。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特别担心的原因在于，情况非常接近法国学者艾蒂安·德内里（Étienne Dennery）所谓的“百万亚洲军团”。他的著作《百万亚洲军团及其西方问题》（Asia
Teeming Millions and its Problems for the West）于1931年发行了英文版。他还注意到印度移民向东非、加勒比海和东南亚的扩张，并且坚持认为“受限于这些倒霉的亚洲大陆上狭小的产粮区或者其局促的地理面积，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未来的和平在这些地方都面临着切实的危险”。[19]至于“一战”前便开始蔓延的“黄祸论”，此时也越发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了。例如，有人指出，每年迁往英国的澳新殖民地的10万亚洲移民几乎无助于缓解亚洲过度拥挤的状况，反而“会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彻底败坏”；而保持殖民地种族同一性则至关重要。[20]
不出所料，虽然欧洲人可能也会担心澳大利亚人口的种族构成，但更上心的仍是澳大利亚人自己。他们一开始引入的立法经由劳工运动驱动，其经济动机在于阻止廉价的工人，但后来越发带有种族色彩。事实上，立法运动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淡化，至少就其提案而言如此，因为当时英国为避免冒犯亚洲大国，特别是想保持与日本的良好关系而对澳大利亚施加压力。[21]
冒险小说家和农业改革家亨利·赖德·哈格德也担心殖民地的人口命运。他对这一主题的论点可在一本以控制父母身份为中心的合编著作中找到，玛丽·斯特普斯也参与编写了这本书。一方面，哈格德认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广阔而开放的大陆，如果上面居住的并非英国出生的人口，则最终会落入他人之手。另一方面，母国已人口过剩，并且不应该维持在危机时刻超出其供养能力的人口规模。答案必然在于持续地向殖民地移民；若无这样的人口流动，殖民地就会衰落或落入异族之手。来自其他国家的迁入人口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最终会“稀释……原始血统”，一直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势特征丧失殆尽。[22]哈格德自己的犹太-印度混合血统似乎并未阻止他拥抱当时大西洋两岸普遍存在的看法，即盎格鲁-撒克逊人是自然创造的最佳范本。
英国对自治领的关注，尤其是对澳大利亚的忧虑可被视为来自国家层面的特殊担忧，即其战前的人口弱势现在正体现在其殖民地后代身上。然而，由于现在这种威胁既被认为来自欧洲以外的民族，也被认为来自欧洲人自身，因而其措辞便越发具有种族色彩了，乃至更甚于“一战”之前。相比日本的人口，英国当时更担心德国。人们注意到，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速已从每年2%降到了1.5%，而新西兰则从每年不到2%降到了1.25%。[23]1914年以前，英国评论者就曾担心本国相对于欧洲其他地区的衰落，如今他们也会担心欧洲普遍程度上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衰落趋势。实际上，他们看到了二者的相似之处，正如英国会因为更少的人口而在“一战”中陷入危急状态一样，如今，这种人口劣势也开始对帝国产生威胁。哈格德说道：“如果英国在后来的战争中仅拥有如今人口的一半，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的盟友又该何去何从？”同样，人口短缺也可能危及帝国：“我们区区6000万同胞尚不足以统治3.7亿原住民。”[24]
麦克利里写于1938年的作品对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出生率做出了比较，他发现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出生率分别下降了56%、37%、39%和52%。而令人恐惧的并不是更远的东方的人口增量，而是其绝对人口规模。哈格德谈道，“在受到德国的技术和军国主义的引导和组织，外加其他势力帮助的情况下”，苏联所谓的1.8亿人口极其可能造成灾难，[25]而晚至1945年之时，当时因为与纳粹相关的种族歧视言论而名誉扫地但毫不收敛的麦克利里出版了《种族自杀？》（RaceSuicide？）。他认为，欧洲人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更多并非“国家在生物学层面的堕落”，而是极度个人主义和他所谓的“自我发展狂热”的表现。[26]
英国的人口忧虑来自欧洲内部和殖民地双重维度的考虑，后者有时候以“白人种族”这种语词表达出来，这种远虑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近忧正相反。我们并不总是清楚，究竟是德国出生率的下降，还是法国的低出生率，抑或苏联人口最初减少的迹象被欧洲相互竞争的强国视为威胁程度降低的表现，或者被当作白人普遍衰落的组成部分。就欧洲人担心的亚洲民族而言，日本人代表了某种特殊的威胁，因为他们已经展现了亚洲人可能以何种方式迅速采用欧洲人的做法以进一步扩张其人口，并部署欧洲的军事技术、组织方式以反对欧洲人。曾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私人顾问和内阁大臣的英意混血利奥·基奥扎·莫尼爵士就曾担心，“欧洲可能葬送在有色人种对欧洲科学技术的使用上”。他指出，其他欧洲国家的出生率正迅速下降。日本人口每年增加70万，而英国则只增加25万。他从中得出了明确的泛欧结论，“在代表白人文明的少数群体中挑唆种族歧视、种族猜忌和种族仇恨是自取灭亡”。[27]然而，如此泛欧的情结并不足以阻止“二战”的爆发。
与此同时，即便德法出生率之间的差距逐渐减少，法国也仍旧担心自身的人口劣势。“一战”之前的几年里，大量类似《法国人口的减少》（La Dépopulation de la France）和《爱国主义与父亲身份》（Patriotisme et paternité）的著作相继出版，指出并切实警告说，1907年的法国仅有286183名应征入伍者，而随后一年德国则有539344名。[28]战后，保罗·勒鲁瓦-博利厄（Paul Leroy-Beaulieu）的《人口问题》（La question de la population）则延续了这种出版风格，该书（可能并不十分令人信服地）指出，法国人口疲软状况的关键更多不在于军事或经济，尽管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最终还要归结为道德。[29]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预示了麦克利里对过度的个人主义的担心，也可能是半个世纪后“第二次人口转型”的预兆。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生育率都陷入了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任何时候都要低得多的水平。
法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范围内最欢迎移民的地方，其中近100万移民来自意大利，超过50万来自波兰，超过30万来自比利时边境。这一切都并非偶然。尽管无法完全避免种族歧视，但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传统倾向于一种接纳任何人——或者至少是任何白人——的普世主义，只要他们及时成为法国人。法国特别热衷于鼓励来自“正确后备人群”（right sort of stock）的移民，最为理想的是来自拉丁文化和拉丁语系的人口，至少也得具备最容易融入法国社会的天主教背景。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提高法国出生率，法国人口增长全国联盟（Alliance National pour l’Accro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得以建立。[30]这个联盟可看作将“刚性人口工程”与“柔性人口工程”相结合的早期案例，它旨在首先通过鼓励移民，然后鼓励移民身份向接收国主流文化转变，从而巩固疲软的人口数量。[31]从民族和国家之间更为灵活的关系出发（这种转换后的身份也可称为“公民国家主义”），法国能够以比其莱茵河两岸更具民族优越感的邻国尚未掌握的方式提升其人口数量，1933年以后尤其如此。[32]
移民和身份融合仅仅是法国人口策略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则是支持多生，名为大家庭（La Plus Grande Famille）的公民社团也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长期对人口问题耿耿于怀的法国比其他民主国家都更愿意积极提升出生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家庭社团成立于1915年，而且可以想象，这个社团会更担心莱茵河畔而非地中海沿岸的人口问题，其创始人用种族主义的方式表达了这个组织的使命：“如果白人种族限制了自己的出生人数，谁能担保黄种人也会跟上？谁会向我们保证，黑人种族将牺牲自己的繁殖力？举例来看，这恰好是美国白人焦虑的原因。”[33]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的生育控制和堕胎都受到了严格限制，并且用奖励和奖章来鼓励更多女性生育。[34]
[1]Ehrman,pp.33–4.
[2]McCleary,Menace of British Depopulation,p.18.
[3]Kirk,p.42.
[4]Maddison,pp.182–4.
[5]Morland,Demographic Engineering,pp.143–4.
[6]Gerstle,pp.105–6.
[7]Grant,p.263.
[8]Grant,p.167.
[9]Ibid.,p.220.
[10]Guardian,1May2014,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4/may/01/f-scott-fitzgeraldstories-uncensored-sexual-innuendo-drug.
[11]East,p.113.
[12]Ibid.,p.115.
[13]Ibid.,pp.116,271.
[14]East,p.128.
[15]Ibid.,p.145.
[16]Cox,p.77.
[17]Offer,p.172.
[18]McCleary,Menace of British Depopulation,p.63.
[19]Dennery,p.229.
[20]Wilson,pp.174,228.
[21]‘Sydney’.
[22]Haggard,pp.170–2.
[23]McCleary,Menace of British Depopulation,p.59.
[24]Haggard,pp.170,185.
[25]Ibid.,p.185.
[26]McCleary,Menace of British Depopulation,pp.49,52.
[27]Money,pp.83,159.
[28]Bertillon;Boverat,p.16.
[29]Leroy-Beaulieu.
[30]Kirk,pp.282–3;Camisciole.
[31]Morland,Demographic Engineering.
[32]Cossart,pp.57–77.
[33]Camisciole,p.27.
[34]Reggia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