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踵而至的西方其他地区

西方其他地区的人口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类似，随着20世纪60年代战后婴儿潮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来自全球南部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欧的情况均是如此。前往欧洲的移民通常来自前殖民地，或者来自与接收国有关联的非欧洲国家。比如，前往英国的移民来自南亚和加勒比地区，去往法国的则是北非移民，流入德国的移民来自土耳其（该国在“一战”之前及“一战”期间均为德国的盟友），西班牙则为拉美移民。

与其他人口问题一样，英国向来位于这些问题爆发的前沿。从诺曼人入侵一直到战后时期，流入不列颠群岛的唯一重要群体向来是欧洲人，从16—17世纪的5万胡格诺教徒，到“一战”前几十年间的20万犹太人等，不一而足。[1]前者已完全融入英国社会，以至于谈论“胡格诺社群”都是毫无意义的。后者不断进行内部通婚，也会逐渐融入当地人口，他们甚至在其人口规模峰值期间也从未占到总人口的1%。殖民地人口也零星抵达，但从未创建过可持续的人口社区。

一些港口（以利物浦为甚）的小股黑人群体则融入了更广泛的群体之中。这种情况自1945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其开端则是加勒比人的涌入。到1971年，西印度群岛出生的人口在英国已超30万，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个群体的规模已达50万人左右。[2]更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来自南亚次大陆，要么直接来自印度，要么来自新建立的巴基斯坦（以及后来的孟加拉国），或者来自东非的南亚移民后裔，前者通常为寻找工作而来。1961年，英国境内生于巴基斯坦的男性数量与相应女性数量的比例为5∶1。然而，家人在适当的时机前来团聚总是比移民回国更为常见。近几十年来，更多人因为各种原因而移民，他们通常为了寻求庇护、受经济利益驱动或者与欧盟内部的人口流动有关。现在看来，战后的移民规模与21世纪初相比规模较小。2000年之后以12个月时段统计的一些时期中，抵达英国的人口规模已超出1066—1950年间的移民数量。[3]

这个转折点对英国民族构成造成了深远影响。尽管在战后时期，英国白人和英格兰/爱尔兰白人血统几乎就是全部人口，但是到2011年，将自己视为英国白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降至稍高于4/5的水平。10年之间，英国和爱尔兰人口中的白人总数占比已从91.3%降至86%。当时的亚裔占总人口的7%以上，黑人（非裔加勒比人、非洲裔或英国黑人）则超过3%。[4]非欧洲血统人口占英国最大城市总人口的40%，而在伦敦，20岁以下每个年龄段的非欧洲血统人数都已超过白人。[5]移民人口比原住民年轻得多；相应地，孟加拉裔和巴基斯坦裔社群中年龄小于10岁的人数为英国白人社区相应人数的两倍。尽管少数族群的生育率往往会向下趋同于英国白人人口（实际上，印度裔生育率可能更低些），但随着移民的持续涌入，英国白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可能会在21世纪中期降至60%以下，而非白人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则会在半个世纪内从大约10%上升到30%左右。[6]余下部分则由欧洲大陆移民组成。

法国和德国的情况相差无几。二者都呈现出欧洲以外大量移民（外加来自欧洲内部的大量移民）和本国人口低生育率相互交织的情景，这种局面的长期持续从根本上重塑了两国人口的民族构成。法国在“二战”前便已经历过——实则为鼓励——欧洲其他地区移民涌入的情形，这种局面此后一直存在。该国已接收250多万意大利人、150万西班牙人和100多万葡萄牙人。1945年以来，法国还接收了大量来自北非的移民，最初是逃离独立之后的阿尔及利亚的“黑足”（pieds-noirs），但后来更多的则是北非的原住民和前法属非洲殖民地的原住民，这部分人口总数在300万左右。[7]与生活在英国的巴基斯坦人一样，最初来自北非的众多移民都只是为了工作只身前往，但他们也逐渐设法带来了自己的家人。法国延续了“共和同化”（assimilationist republicanism）的传统，同时也缺乏来自官方的少数族群数据，但据估计，21世纪初生活在法国的人口中有超过10%出生在国外，而穆斯林的人口比例仅稍低于此。另外一点与英国相似的是，移民人口比法国本土人口年轻，这表明即便没有进一步的移民涌入，法国人口也在持续增长。

而在德国，由于极低的生育率，相关数字也令人震惊。一位消息人士认为，德国多达30%的人口要么出生在国外，要么是1945年以来的移民后裔。[8]与法国类似，定居德国的移民也来自南欧（通常是巴尔干半岛，尤其是南斯拉夫或前南联盟）以及更南边的穆斯林地区（主要是土耳其）。最初，土耳其人以临时工人的身份来到德国，但就像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他们的家人也陆续到来。德国公民身份的获取难度高于英国和法国，其公民权更多取决于血缘而非出生地或居住地，尽管这种局面近年来已有所改变。就像我们在法国和英国看到的情况一样，移民群体通常更为年轻，生育率也更高，这种情况似乎也适用于德国。这是2015年大批移民试图进入德国的背景，其中许多（但远非全部）是为躲避叙利亚内战而来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坚持说“我们能应付”，“我们能安排妥当”，但大批民众的反对意见表明，德国社会在这个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

除了来自南方的人口，自柏林墙倒塌和欧盟扩张以来，欧洲内部也出现了自东向西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与美国的情况一样，这些转变不仅改变了欧洲相关国家的民族构成，而且还成为推动新政治力量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无论英国的独立党还是脱欧公投运动，或是法国的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都是其具体表现。在法国，国民阵线获得的选票随着移民群体的增加以及民众对他们的激烈态度而稳步上升。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票数第二的候选人玛丽娜·勒庞的口号——“On est chez-nous”，也许最好翻译为“这是我们的地盘”——不仅关乎身份，而且事关对“本土”法国人与近期更多移民划定界限的问题。与特朗普一样，勒庞获得的支持最好解释为民众对种族变化的反应，而非对经济困境的回应。众人对经济不平等的关切并没有那么重要，今日发达国家中的民粹主义放在其人口背景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例如，先于欧洲公民权前10年的英国地方种族结构和有脱欧倾向的选民的比例之间存在明显关联。除了对欧盟本身的态度以外，对移民的态度与投票“脱欧”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前者与其他任何事项的关联度。此外，2015年夏季叙利亚人大规模移民之后，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获得的支持率激增。

如果不是在人口转型中占据先机，英国也不可能输出其人口以维持所谓的日不落帝国。而如果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没有接踵而至，以及英国曾经统治过的土地上的人口没有同步迅速增长，大规模移民和文化上更为多元的社会也就几乎不会出现。如果想要了解为何加利福尼亚人会说英语，或者英国境内的穆斯林人数比卫理公会教派多出5倍，那么请想一想近期人口变化带来的伟力。

正如美国已经实施了保护其（主要指西北欧人口）种族特征的政策一样，澳大利亚在20世纪初就引入了“白色澳大利亚”政策，尤其旨在避免亚洲移民。与美国一样，澳大利亚对种族和种族划分之态度的改变，也意味着这些政策在战后已有所松动。到2011年，1/4的澳大利亚人出生在海外，另有1/5人口的父母至少有一方出生于海外。英国依旧是移民人数最大的单一来源国，尽管来自英国的移民仅占外国出生的澳大利亚人总数的1/5，而来自亚洲各国（主要是中国、印度、越南和菲律宾）的人口比例为15%。祖籍报告（一些人提到的不止一处地方）显示，仅有55%的人声称自己为英国、苏格兰或爱尔兰血统，而35%的人声称自己为澳大利亚后裔（但可以想象，其中仅有少数人完全或部分是当地原住民血统）。那些意大利、德国、荷兰和希腊人的后裔数量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13%，而华裔和印度裔的比例仍为较低的6%，但其增速较快。[9]澳大利亚从根本上仍旧保持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属性，但这种一度看上去坚不可摧的优势正在迅速消失。

[1]Goodhart,p.xxviii.

[2]Byron,p.78;Düvell,p.347

[3]Goodhart,p.xxix.

[4]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2012.

[5]Sunak and Rajeswaran,pp.7,25.

[6]Coleman,pp.456,462.

[7]Brouard and Tiberj,pp.1–2.

[8]Cyrus and Vogel,p.131.

[9]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2012–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