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人口而不仅仅是国际人口

人口不仅关乎国际事务，而且关乎国内事务。如果2008年的美国像50年前一样“白”，那贝拉克·奥巴马可能就不会成为总统。与约翰·麦凯恩获得55%的白人选票相比，奥巴马的相应得票率仅为43%。但在美国变得不再像“欧洲”，而白人因为选票更少而无法阻止他当选之际，奥巴马赢得了绝大多数非白人选票。相反，美国2040年民族构成预测显示，像唐纳德·特朗普这种主张支持美国白领、蓝领的候选人几乎无法取胜，尽管美国的选举团制度对较小的农村地区赋予了不成比例的权重，但这些地方往往是白人占主导的州，比如白人占90%左右的怀俄明州和北达科他州等。

2016年，那些将自己视为非拉丁裔白人的人，分别占美国人口比例的60%和选民比例的71%。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占据白人候选人的领先地位：58%自视为“白人”的选民投了他的票，而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一得票率仅为37%。由于白人群体仍占多数，这让特朗普顺利入主白宫。但到21世纪中期，美国白人比例会降至总人口的50%以下，到时候，这些人的支持很可能不足以弥补特朗普在非白人群体中收获的惨淡支持。与心目中的头等大事为移民问题的美国人相比，那些首先看重不平等议题的美国人为特朗普投票的可能性更低，这也证明了对人口结构的迅速变化的担忧是2016年美国大选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那些并不视自己为白种英国人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约2%升至90年代的约7%，2011年的时候则接近20%。一项针对个人在英国脱欧问题上会如何投票的预测表明，与脱欧最为紧密的是人们对移民的态度，仅次于对欧洲移民和英国主权丧失的担忧。而对投票数据的分析表明，林肯郡的波士顿和斯塔福德郡的斯托克等地在2005—2015年的移民人口增长最多（但有趣的是，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最高的伦敦则并非如此），这些人最可能投票赞成脱欧，他们认为，在本地人口民族结构变化之际，身份议题对投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

而在法国，如果该国境内仅有数百或数千而非500万穆斯林的话，那政府便不太可能走到立法反对布尔基尼[2]的地步。魁北克也很可能投票脱离加拿大，如果当地占主导地位的天主教法语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极高生育率，那么其生育率甚至会一度位居所有工业化社会最高之列。讲法语的人口再多一些，就能扭转1995年魁北克独立公投的局面，当时反对独立的一方仅有5.4万张选票的优势——仅占一个百分点。

国内民族构成的变化不仅会对发达国家产生影响，也会影响选举政治，还与内乱有关。[3]人口在最近一些时期变得越发重要，尤其可能成为国内冲突的一个因素。[4]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化及其随时间的加速过程——人口旋风——是造成内乱的诸多原因之一。随着出生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位和死亡率直线下降，结果就是人口快速增长，就像19世纪的英国一样。事实上，那些经历过出生率、死亡率如此变化的民族后来也迎来了人口增长，而且它们取得的成就远高于19世纪的英国。由于社会、宗教文化不同或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此类人口增长通常仅会对某个民族产生影响而不及其余。显而易见，不同民族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人口多寡可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对社会造成错位效应或者使其迷失。

尽管民族构成的变化有时候会成为国际现象，但它往往表现在国内层面，因为多数国家都由少数族群构成，而很多少数族群又会表现出与主流群体明显不同的人口学行为。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例子包括俄罗斯的车臣人、塞尔维亚的阿尔巴尼亚人（以前也唤作塞尔维亚人）和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这些都是少数族群出生率高于主流群体的例子，其结果便是现行权力结构遭到更换或受到挑战。有时候则是出生率更低的少数族群，比如南非的白人，会对国内政治再次造成影响。

人口统计在当代的重要性比过去更高，因为现代政治的民族性越发强烈，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更是如此。特定精英民族（无论是英格兰的诺曼人，还是南非的白人或叙利亚的阿拉维人）统治多数群体的时代已行将结束。在这个日益民主的环境中，人口数量很重要，而政治又有其民族特性，于是，不同民族群体彼此之间的相对数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纵观整个现代，国际冲突逐渐减少，民族冲突却愈演愈烈，而且通常发生在国内。人口统计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民族群体往往带有截然不同的人口学概况。[5]考虑到民族人口数量以及民族数量在冲突中的重要性，人们可能会设想这些群体会采取旨在壮大自身人口实力的策略，比如增加自己的人口或者减少竞争群体的人口，或者双管齐下。这些统称为人口工程的策略可以有“刚”或“柔”等多种形式。刚性人口工程涉及人口的生育、破坏和迁徙，可通过选择性的生育激励、种族灭绝或鼓励特定地区人口的迁入或迁出等方式来实现。此类令人扼腕的例子数不胜数。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制定了明确的移民政策以确保其“盎格鲁-撒克逊”属性，以防南欧和东欧移民的进一步侵蚀。20世纪中期，北爱尔兰的新教领导人心照不宣地鼓励天主教徒向外移民，因为天主教徒更高的生育率壮大了他们的群体。斯里兰卡僧伽罗人领导的政府则将较新的来自南印度的泰米尔人迁往国外，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僧伽罗人特质。而在罗马尼亚，匈牙利人比罗马尼亚人更容易获取避孕用具，也更容易堕胎，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则被唆使统统离开该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强这个国家的罗马尼亚特性。[6]

相比之下，尽管柔性人口工程也致力于增加某个族群相对于其他族群人数的人口政策，但它用到的方法包括重新划定边界、控制民族身份，或者操控人口普查和民族分类等。相关例子包括巩固斯里兰卡境内康提人和低地区域（Low Country）人口的僧伽罗人身份，以及将库尔德人重新定义为“山地土耳其人”（mountain Turks）的建议。[7]这是人口统计塑造族群命运的方式之一。

据估计，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的冲突有一半发生在国家之间，另一半发生在国内，而到90年代，后者与前者的比例已达悬殊的6∶1。与1945—2008年间世界上57%的冲突均为“民族”冲突相比，2000—2010年间的所有冲突都可划入此列。[8]曾经在黎巴嫩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徒现已被穆斯林反超，后者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了更高的生育率，并且更不可能离开这片土地。如今，黎巴嫩的权力斗争主要在穆斯林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而不是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展开。无论在内战、公投还是选举中，人口数量都会造成优势和边缘、胜与败、去与留的差异。当一些群体的出生率超高或者人多势众，而其他群体仅由小家庭组成或者只能迁居别处时，常常是人口决定了哪个族群能够掌控某个社区、地区和国家。

行文至此，值得说明的是，国家和民族群体都是实际存在的，它们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天然不是独来独往的物种，他们合群而居。忠诚是聚落或部落的先决条件。在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对共同的祖先、语言和习俗的感知无处不在。这些感情要如何融入复杂的现代社会尚需大量学术讨论，但它们存在的事实不容否认。这些隶属关系解释了世界如何运作的大部分内容，它们在最近的过去仍在发挥作用，比如对冲突和选举的结果产生影响等。

当然，很多人都想忽略世界各地政治中极高的民族属性，并假设如果我们忽略了其他人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我们看待世界主义的视角就会变得越发普适。然而，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民族特性仍有其政治重要性。至少直到最近，它仍在世界各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能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后民族、多元社会才刚刚在西方世界一些更加都市化、更具世界主义精神的地方出现（例如美国沿海地区和伦敦等地），但即便这些地区也存在民粹主义的反噬。英国的脱欧运动和美国特朗普当政都可视为这种反噬的组成部分。

[1]The Economist,15–21April2017,pp.25–6.

[2]布尔基尼（burkini）即专门为女性穆斯林制作的泳衣。——译者注

[3]Marshall and Gurr,p.1.

[4]Morland,Democratic Engineering,pp.1–26.

[5]对人口随工业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扩散而变得越发重要的原因的全面讨论可见：Democratic Engineering，pp.9–21。

[6]Democratic Engineering，pp.9–21.

[7]Democratic Engineering;Bookman,p.61.

[8]Fearon and Lai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