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潮的消退

当其盛期，婴儿潮一代被指破坏了西方文明的结构。而到其老之将至，世人又指责他们拖累经济、只顾家小，并通过权利诉求破坏福利国家。^[1]这些指控可能是合理的，并且往往会产生政治影响。英国2017年的大选便是一例。曾经十分偏向保守党的中产阶级，当时对工党和保守党的支持几乎持平。阶级已不再是投票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如今，年龄确定了以某种方式投票的可能性。保守党在65岁以上群体中领先30点，而在24岁以下的群体中则落后50点，后者已因为高房价、惨淡的经济前景和脱欧运动等幻想破灭。如今，世代而非阶层是投票模式最有力的决定因素。

然而，婴儿潮一代的主导地位仍可预期；他们在西方世界无处不在，人数众多，而且也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数量优势。也许没什么比谁人乐队（The Who）1965年的歌词更能雄辩地表达这代人富有进取精神的自我观念：“世人总是瞧我们不上——在谈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只是因为我们兜兜转转——在说起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但正值谁人乐队的歌曲发布之时，一些引人注目且未可预料的事情正在发生。罗杰·达尔特里（Roger Daltrey）和彼得·汤森（Pete Townshend）继续“兜兜转转”（性行为的一种委婉表达），但到1965年之时，他们和自己的伴侣都已用上避孕药。避孕药的广泛使用恰好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开始下降时，前者无疑是后者的主要原因。

如果有人想提出“避孕药之父”式的人物，那一定是卡尔·杰拉西（Carl Djerassi）和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两人。杰拉西在其青年时代逃离欧洲，并在“二战”前夕抵达美国，最终他成了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平卡斯则是早期涌向美国的大批犹太难民的后代，他的父母曾是“二战”前几十年抵达美国的大量东欧和南欧移民中的一员。平卡斯荣退于哈佛大学，杰拉西荣退于斯坦福大学。杰拉西的动机很明确：

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我出生时，世界上有19亿人。如今有58亿，而到我百岁之际，全世界的人口数可能达到85亿了。此前的世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即世界人口在某人的一生之中增长了4倍多。而这也绝无再次发生之可能。^[2]

反过来，人们也可以提出两位“避孕药之母”式的人物，即组织、协调和启发了这项任务的生育控制先驱玛格丽特·桑格和为其提供资助的生物学家和农业设备女继承人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密克。

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1960年批准避孕药的使用后，他们的工作也算取得了实效。次年，避孕药引入英国——一开始仅供已婚女性使用——但它的使用却在西方世界迅速传播，除了那些天主教出面阻挠的地方（例如，西班牙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推广避孕药，爱尔兰则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推广）。其他形式的避孕措施，如避孕套和宫内节育器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已普遍存在了很久，否则，20世纪30年代的低生育率也不可能大规模实现。就连19世纪的法国农民也设法控制了自己的生育率，推测起来，其方式自然并非完全杜绝性生活。然而，避孕药的绝对简单、可靠和廉价特征（通常，它会和其他形式的避孕措施一起由福利国家免费提供）意味着性行为与生育之间的联系最终无可避免地脱钩了。至少没有受孕风险的性行为现在已十分普遍了。

“二战”后的美国生育率出人意料地高，并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此后开始下跌。起初，生育率的下滑程度相对较小，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每个女性生育不到3.67个孩子，下降到60年代早期的3.5个孩子。然后，生育率加速下滑，到70年代则仅为1.75。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这20年间，美国总和生育率大致从接近4减半至不足2的水平。此后，生育率逐渐保持平稳并有所恢复，但从90年代早期以来便徘徊在2或略高于2的水平，这一数值接近但并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所谓的人口更替水平，因而也只是略低于战前水平，最近似乎已经出现逆转，并跌到了2以下。于是，通常来说，美国可被视为回到了（第一次）人口转型的最后阶段的常态，如今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这个阶段。

在这种背景下往回看，战后婴儿潮可视为人口转型过程中的异常现象——某种扭曲——而非倒转。新家庭的良性循环（至少对某些人而言是良性的）创造了他们对新产品的需求，扩大了经济规模，推动了经济前景，从而鼓励人们组建新的、更大规模的家庭，但这种循环无法永续。新的社会力量和规范开始发挥作用，其中就包括女权主义。作为诞生于婴儿潮一代的女性，她们对高等教育和事业有着更多的向往，而非一心想着结婚生子。在更小和更晚组建的家庭，女性本身的态度以及世人对之态度的转变、女性眼界的拓展、教育机会的增加等因素相伴而生。几乎到处都是这种情况，该来的最终还是来了。在所有20岁出头的美国女性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的20%上升到了90年代的60%。^[3]

避孕药让避孕变得极为便利和简单，它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性行为方式和态度，但从人口的角度看，这并不具备变革性，因为尽管战前便有避孕手段——避孕套和宫内节育器——但不太方便，而且当时也不太容易获取且价格高昂。不过，这些手段仍促使许多西方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到了人口更替水平。因此事实证明，不必为了降低生育率而教育女性，尽管一旦这么做了，就一定会出现更低生育率的结果。女性受教育与她们家中育有6个或8个孩子的情况可能仍相互重合，但这并非整个社会的情况。玛丽莲·弗伦奇在其1977年的女权主义经典作品《醒来的女性》中就对婚姻和生育表达过更加消极的态度，她的论述可能总有些表面，而非十分广泛的系统论述：

多年的光阴都耗在了用菜刀从尿布上刮下秽物，寻找一个每磅豆角便宜两分钱的地方，才智都用在了寻找熨烫男人白衬衣最有效、最省时的办法上，或者用在冲洗厨房地板并为之打蜡和照顾家庭、小孩等事务上……这些事情不仅消耗精力、勇气和头脑，而且它们可能构成了生活的本质……我和你一样讨厌这些肮脏的细节。^[4]

不！婴儿潮一代并不打算创造自己的婴儿潮。

[1]E.g.Willetts.

[2]Djerassi,p.11.

[3]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2015Revisions;Macunovich,p.118.

[4]French,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