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女王和国家：帝国移民

伟大的文化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谈到西班牙人的时候说，虽然他们能够征服南美洲，但却无法掌控它。[1]这意味着，尽管西班牙人名义上坐拥庞大的帝国，但实际上他们却几乎无法对之施加影响，也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它，从而才会在19世纪早期几乎失去整个帝国。这主要是因为西班牙缺乏足够的人口对其占领的土地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它成功地（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消灭了此前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多数原住民。结果，美国在1848年很容易就吞并了墨西哥北部一半领土（包括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等），因为这些地方几乎没什么西班牙人或墨西哥人。这与英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会居住在自己的帝国领土内，这自然需要人口，因而英国人遍布世界各地。西班牙和英国在这方面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如下事实：当时的英国正处于人口膨胀阶段，从而不仅产生了足够多的国内人口，还向殖民地和其他地方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西班牙则从未做到这一点。

来自不列颠群岛的大批人口定居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大英帝国管辖的领土上，同时还给当地的原住民带去了致命的疾病——就像两三个世纪以前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一样——而他们自己的人数却在迅速攀升。似乎有些令人咋舌的是，上百万移民能够在半个世纪之内在规模如澳大利亚的大陆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考虑到原住民相对较小的人口规模，及其在欧洲人的疾病和暴力面前的劣势地位，外加欧洲人良好的健康状况和繁殖能力让他们即便在无移民涌入的情况下也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人数倍增等因素，这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了。从人口角度讲，定居的农业人口取代基本上还过着狩猎生活的人口时，这一过程通常因为前者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他们能够耕种新的土地，因此至少可以短暂地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以及后者的高死亡率（有时至少一部分是大屠杀的结果，通常更大部分是外来者带来的疾病造成的）而加速。

移民涌入的动机——从正反两方面来讲——比较复杂，各有不同。的确，向殖民地移民的运动先于人口爆炸数百年，但如果人口不断减少的英国国内没有经历人口爆炸，则19世纪成规模的移民潮绝无出现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人口过剩本身就会产生移民涌出的压力。殖民地很遥远，路途艰辛且危险重重，但却充满机遇和可能。移民们常常无功而返，有时也可能心生悔意，但成功的故事也比比皆是。在男性人数超过女性的殖民地中，女性可能会被迫迁出。1853年移居澳大利亚的艾伦·克兰西（Ellen Clancy）多年后在家乡写道：

如果你能够得到恰当的保护，并且健康状况良好，不是太挑剔或不是“精致的淑女”，能够挤牛奶、搅拌黄油……你承担的最大风险便是结婚，你会发现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礼遇比在英格兰高出不知多少倍。

克兰西补充道，因为女性数量相对男性较少，女性“很可能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2]

我们并不能格外夸大这种局面在多大程度上令英国领先对手一步。在英国移民定居的土地上，原住民们仍然遵循着马尔萨斯描绘的人口模式，对土地和水等资源感兴趣的移民大军很容易就在数量上超过了原住民，有时差距甚至相当悬殊。英国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的能力是允许其民众从原住民手中攫取整个大陆的领土。正是人口的加持——以及新的工业技术——让英国及其后代能够将他们的语言、文化和政治制度变成全球典范。

尽管英格兰在人口增长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苏格兰也不甘示弱。威尔士通常被归入英国的数据之中，爱尔兰却有些不同。意识到这些差异和相似之处后，我们才有可能说人口爆炸不仅局限于英格兰一隅，它还覆盖了整个英国。这对大英帝国而言十分重要，因为苏格兰和威尔士都为欧洲以外的土地提供了大量移民。英国崛起成为全球领导者不仅在于其国内的人口爆炸，更在于其民众在海外广阔的大陆上占据主导地位。正如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在1940年底和1941年初时谈到的，如果说苏联和纳粹德国重新塑造了欧洲，“那英国则塑造了世界”，它们都是通过人口输出实现这一点的。[3]

我们有必要区分英国产生影响的三个区域。首先，英国人涌入殖民地，他们淹没了原住民的人口，并在这些地方强力塑造了新的社会。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归入此列。其次，也存在美国这种脱离英帝国控制的国家，但其人口主要来自英国，并且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仍不断有不列颠群岛为主的移民浪潮涌来。最后则是印度以及非洲的大片土地，大批殖民者并未定居于此，但英国的统治却因其不断增加的人口（更多人迁往此地）及其工业实力（尤其是军事方面）而得到加强，这意味着大量被殖民的人口可在其生活的地方加以统治和控制。

让我们从加拿大这个领土面积全球第二大的国家谈起。的确，该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不宜居住的不毛之地，但也存在大片适宜集约化农业作业的地方。这片广阔土地上的人口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尚不到250万，但到“一战”爆发时已增至3倍于此的700多万。这是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移民贡献的增长率。到1914年，超过半数的加拿大人直接来自不列颠群岛，或者是当地人的后裔。主要生活在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从近1/3降至1/4出头。法裔加拿大人以其高出生率闻名，一些人将这解释为“来自摇篮的复仇”，即从英国在加拿大击败法国后找回自我。这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不列颠群岛移民的影响，从而确保了在后来建省的魁北克中法裔的多数地位。然而，19世纪期间也有很多美国移民来此定居，但几乎很少有法国人来到这里补充他们的数量。[4]

英国和爱尔兰移民在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前后曾大量涌入，也正因此，加拿大原住民数量也减少到不足总人口的1/3。一些爱尔兰移民维持着对抗英国的传统，但英国的印记却牢牢地刻在了这片广阔的领土上——无论是语言、地名、宪法还是政治。这对英国国内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加拿大成为联合王国的主要食品出口国之一，这在自由贸易的鼎盛时期为英国农民带来了竞争和挑战，但也意味着“一战”前的二三十年中更多便宜食品的涌入，以及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切实提升。“一战”期间，来自加拿大的食物成了英国的生命线，而在战壕中冲锋陷阵的加拿大人则被视为服务于当时多数人所谓的祖国。

澳大利亚的故事也大同小异。在“一战”爆发前的百年中，澳大利亚的欧洲人口从不到1万增加到400多万，同样，其中绝大部分由来自不列颠群岛的移民组成。其中近20万是在19世纪80年代迁入的，19世纪90年代涌入的移民规模则近乎80年代的两倍。[5]这些移民以年轻人（移民通常如此）为主，领土“开放”以及地价便宜是他们前来的动力。不出所料，此番景况意味着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年轻移民的典型特征），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人口。与加拿大一样，此地在一开始就不多的原住民人口更是降到了缺乏统计意义的程度。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英国人居住最为密集的维多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等地的澳洲原住民总共仅剩3000人左右。而在整个澳大利亚，仅仅百年以前还拥有这片大陆的原住民人口仅占总人口比例的2%了。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超过80%海外出生的人口都生于英国，绝大多数出生于此的人的父辈或祖辈都生于英国。[6]在“一战”前的半个世纪中，新西兰的人口增长了10倍，达到100万。尽管毛利人比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原住民（毛利人的人口占比随着20世纪的不断展开而有了显著提升）在维持人口数量方面更为成功，但到20世纪初，他们也仅占当地总人口的5%。[7]同样，与加拿大类似，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仅提供了可供英国文化和制度在移民过程中施展拳脚的广阔领土，并在和平乃至更重要的战争时期供给大量食物，还可在宗主国的召唤到来时提供更多冲锋陷阵的义务兵源。

上述所有案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国分别自17世纪初和19世纪以来便在名义上拥有北美和澳大拉西亚的殖民地，但只有其国内人口的繁荣才能推动大规模移民的浪潮，也只有通过移民定居过程，英国才能有效控制这些领土。没有人口的繁荣，就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定居，没有大规模的定居潮，英国对这些领土的帝国权力可能会停留在西班牙之于拉丁美洲大部那般名存实亡的水平。同样，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定居潮，这些地方就不可能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重要的粮食、肉类和其他必需品供应地，而刚刚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则占据了这个体系的核心位置。

正如爱尔兰是不列颠群岛的例外一样，南非也是大英帝国统治威力的例外。尽管非洲大部被认为不适宜欧洲人定居，当地气候不利，疟疾肆虐，通往内陆的交通十分不便，但是南非被英国视为移民之地则在于其相比之下更适宜的气候条件，钻石和黄金的诱惑也很吸引人。与加拿大的情况一样，来自不列颠群岛的移民并不是第一批得出不宜居结论的欧洲人，而英国人在南非的历史基本上也就是将荷兰定居者取而代之的历史，正如后者取代当地非洲人的历史一样。然而，关键并不在于英国与荷兰的关系，以及布尔战争的来龙去脉，而恰恰在于欧洲人始终无法占据人口上的主导优势，凡是在他们与非洲原住民相比无法占据压倒性人数优势的地方，其据点都是建立在摇摇欲坠且最终不可持续的基础之上的。是的，随着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向更广阔世界的移民敞开了大门，这些地方的英裔和欧洲裔人口比例便呈下降趋势了。然而，当移民到来时，他们仍会融入一个源自英国的社会。英语仍旧是主要语言（法语在加拿大也是主要语言）。当地的政治机构则保留了母国的印记，就像旗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便是如此）和国家元首（三国均是如此）等重要标志一样——换言之，它们仍旧主要是“白人”国家。

与此相反，欧洲人在南非的存在并未对当地非洲人——无论是严格意义上的“原住民”还是更晚来自林波波河北部相邻土地上的人——形成主导优势，因此，欧洲的印记便显得不那么长久。纳尔逊·曼德拉出生那年，超过1/5的南非人是白人。到他去世那年，这一比例已降到不足1/10。如果没有这种趋势，似乎他也不可能成为南非共和国的总统，而数量不断增加的白人独揽大权的时间也会更长。然而，在曼德拉成为总统以前很久，人口劣势就一直削弱着白人的领导地位。

英国人于1814年抵达好望角，长期以来，他们的主要目标都是确保自己对先来的荷兰裔南非白人而非非洲人的支配地位。最终，荷兰人被迫迁往内陆并建立起自己的地盘，但英国人则视之为自己在非洲进一步扩张的阻碍，结果就爆发了布尔战争。荷兰和英国移民的确到达了非洲，但规模上远小于到达北美等地的移民。到1870年左右，已有约25万欧洲人移民南非，这还远不及移民北美（尽管地理范围上也大得多）人数的百分之一。[8]而世纪之交的“淘金热”则吸引了更多人前来，但一直到1904年，白人（无论是荷兰人、英国人还是其他）人口也仅占南非总人口的1/5。这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60年，南非的白人比例仍无变化：有更多白人迁往此地，其人口规模也经历了自然而然的扩张，但到目前为止，现代化带来的人口增长主要体现在非洲人身上。非洲人的家庭本就比欧洲家庭的规模大得多，得益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其人口规模便快速增长。而白人早就经历了更低的生育率模式，他们更低的人口增长率到那时已在欧洲人口中变得稀松平常了。种族隔离制度可视为白人推迟其无可避免之人口命运的企图，它试图在人数弱势面前维持统治地位，但最终获胜的却是人口。到种族隔离结束之时，白人仅占南非人口的13%左右[9]，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控制黑人或无限期剥夺其权利。20年后，白人占新南非共和国人口的比例已远低于10%了。

[1]Braudel,p.437.

[2]Charlwood,pp.66–7.

[3]Snyder,p.158.

[4]Canadian Encyclopedia,vol.1,p.595,vol.3,p.1453;UN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National Research in Demography,World Population Year1974,p.59;Kalbach and McVey,p.195;Livi-Bacci,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p.61.

[5]Wilkinson,p.244.

[6]Wilkinson,pp.220,224,242,247;Borrie,p.55.

[7]UN World Population Year1974,pp.9,13,51,53.

[8]Thompson,p.53.

[9]Beinart,p.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