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之国：日本的崛起

日本如何挑战的西方，这一点仍众说纷纭。有人曾提出，谈论其他地方的“人口转型”是把欧洲中心的模式套用到非欧洲民族身上。[1]据称，如此套用意在主张，在采用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模式之前，这些地方的人口并未发生什么值得注目的事情（或者根据其中的暗示，其他方面也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批判有其公正的一面，尽管它同样适用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欧洲早在19世纪前便发生过人口波动，以黑死病为甚，这个大陆的人口规模也因此倒退了数个世纪。然而，此处的重点并非这些地方在人口转型之前一成不变，而是说，只有当某个地方的现代化（不管如何定义它）开展之时，其人口演变才会遵循一个大概一致且可预测的路径，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如此。19世纪中期的日本突然再次与世界其他地方恢复交往是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产物，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其人口的演变。然而，这并不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因为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席卷日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以及该国历史的角度看，这些事件的确具有革命性。

理解早期日本人口演变的困难，部分问题在于数据。与工业化时代之前的多数地方一样，20世纪初以前的日本人口数据也不完整，其中的许多方面都存在争议。尽管如此，一些大致的轮廓仍是清楚的。17世纪初德川幕府时期政局稳定、农业创新频仍，其人口也开始增长[2]。事实上，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的人口年增长率可能都在1%左右。而在这一时期，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都遭遇了人口挫折：中国正在经历从明朝到清朝的王朝更替所造成的破坏，欧洲正在经历恐怖的30年战争，不列颠群岛深陷内战，英格兰的北美殖民地才刚刚站稳脚跟，其人口规模也处于弱势。相比之下，17世纪的日本是宁静而繁荣的，因此其人口也得以增长。然而，日本人口自17世纪中期以来便一直停留在2600万～3300万。[3]即便依据1721—1846年的最低值和最高值估计，日本的人口规模在一个多世纪中似乎也仅增长了不到5%。[4]

日本人口长期处于高原期的一种解释为，其内部的稳定与和平直接为其他马尔萨斯式的末日骑士[5]提供了更多施展空间，并且日本在18世纪早期便在其人口规模最大值附近徘徊。根据这种解释，日本的人口只是扩展到了生产力的边界，相应地，其人民也就生活在马尔萨斯式的苦难状态中。另外一种解释是，日本人生活在马尔萨斯式的维持生计和苦难水平之上——换句话说，更多人可以在一个更低的维生水平上过活——但社会机构会控制人口规模，其主要方式为杀婴和堕胎。[6]（这些几乎都不是作为牧师的马尔萨斯会同意的限制生育方式；他承认社群存在避免扩张到饥荒和苦难边缘的可能，但认为人们道德上唯一可接受的做法便是保持贞操和晚婚等性活动限制措施。）有时候，被杀的婴儿可能占了日本新生人口的10%甚至至20%，部分原因在于可选择性堕胎成为之前男女性别失衡的可能。在18世纪日本东部的部分地区，杀婴被称为“mabiki”，这个词的意思是将幼苗连根拔起或者让其变得稀疏。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行为又被认为是一种义务，因为大家庭的父母会被贴上反社会甚至像狗一样繁殖的标签。一位富有的农村商人的日记记录了他自己是如何杀婴的，他通过占卜确定哪些婴儿该存活，哪些该被杀死。[7]

在这种情况下，外加数据的可用程度，我们很难将杀婴与生育率的降低分开。堕胎也是控制人口的常用办法，一直到1870年，特别是自1882年起，[8]这项行为才被归罪化，此后杀婴仍有多广泛就不确定了。除了杀婴和堕胎，禁欲和分居似乎也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日本所谓“低生育率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我们很难知晓，真正普遍存在的到底是受节育压制的生育力，还是避孕手段，或者是杀婴和堕胎。无论如何，如果这种解释正确，那么日本总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避免产出其所能产出的最大人口规模，并且如果人们还因此有机会享有更好的生活并储蓄一些资本，那么日本在这方面便与18世纪的英格兰类似了。

1868年，随着闭关锁国时代的终结和明治王朝的到来，随之而来的则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终结和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起初，日本工业和人口的发展（即人口转型的进展）很慢，但二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都在加速发展。这一时期的官方数据表明，日本的出生率从1875年的24.5‰一路上升到了1920年的35.7‰。其他数据源表明，日本1875年的出生率已经超过30‰，甚至达到了36‰。相反，官方信息源表明死亡率正在上升，而其他数据源表明它正在下降，后者更符合人口转型早期阶段的预期。[9]后者确实也更有可能：无论工业化早期的日本城市的条件多么初级，农民的条件都可能更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生活在城镇，他们也更长寿了。

尽管人口增长背后的原因令人困惑，但至少到1920年为止，日本人口在长期经历了2600万～3300万的高峰期后已不断增长，这一点毋庸置疑。到1914年，日本人口已增长到5200万，到1924年则超过了5800万。[10]在19世纪末，日本人口年增长率超过1%，这与英国在其工业化起步阶段的情况一致，而到1915年，其人口年增长率已接近1.5%。[11]这个速度与早年俄国达到的水平有一拼，后者的人口年增长率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已超过1.5%。[12]

“一战”爆发前的几十年里，西方旅行者和外派人员的回忆录和信件都揭示了他们的所见及未见之事。外交官的妻子和传教士们常常是此类作品的作者，他们描述了日本的插花艺术和神社，对寺庙和山水景观感叹不已。然而，似乎少有人注意到日本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英国几代人以前的经历类似。当然，这些作品充满了讽刺的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日本帝国大学日本语和文献学荣退教授巴兹尔·霍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因此他也比其他多数作者更了解这个主题——注意到，尽管日本商人对西方已有30年的了解，但仍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他提出，“普通的本地经销商”：

在守时、严格遵循真理、恪守诺言等无论多么微小的事情上仍显得十分落后。即便涉及蝇头小利，他也是个糟糕的输家，并且不会认为拼力违背合同是件丢人的事，而履行合同则会带来损失。[13]

也许张伯伦的种族主义不会让人感觉惊讶。他的弟弟是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婿，他在与希特勒进行了有悖性情的个人会晤之后，便在自己的最后几年中将其奉为前途无量之人。然而，与他的多数竞争者竞相使用漆艺花瓶、招揽艺伎的故事吸引读者不同，张伯伦对日本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做出了评价，并且他指出，过去30年来取得的主要进展是工业的发展。矿山已开放，工厂已建成，新的产品也开始出现。日本的煤炭如今在整个东方都赫赫有名，铜和锑主要用于出口……以前需要进口的许多物品现在都在国内制造了。鉴于其低廉的成本和熟练的劳动力状况，“仅需要有能力的商人指导，日本工业的未来就应该是光明的”。[14]

西方评论者中另外一位并未忽视日本迅速现代化的例外人士则是斯塔福德·兰塞姆（Stafford Ransome），这位工程师和记者在1899年注意到，“日本人对西方制造方法的使用是日本人完美适应性的最好例证”。兰塞姆观察到。

日本的现代工业何以正在全国各地崭露头角……大阪可以说正在大踏步发展成为纯粹而简单的工业城市。这也是为何我在听到英国人将其称之为日本的曼彻斯特、苏格兰人将其唤作格拉斯哥、法国人称之为里尔、德国人将其唤作汉堡、美国人称呼它为日本的芝加哥时，并不感到奇怪的原因。[15]

日本的工业和国力与其人口规模的增长密不可分。就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人口增长为英国和美国带来了支配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巨大优势一样，日本的人口和工业相结合的实力——后者若无前者的支撑则无法持续——将其推向了欧洲人眼中的“大国”位置（日俄战争以后尤其如此），其他任何亚洲国家都不具备如此地位。现代化和人口转型为日本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这表明向来被误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或者当时的欧洲人）的内在优势实际上压根不是来自种族，而是人口规模和经济、工业力量相结合的产物。若无这些因素，日本就无法踏上可能战胜俄国、占领中国大部和东南亚多数地区的侵略性扩张道路，并挤压英帝国和美国势力范围，从而将其帝国权力（尽管只是暂时地）从印度边缘扩张到太平洋深处。日本征服和支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能力表明，仅靠人口规模一项还不足够——毕竟，中国的人口总数更多——但日本人口和工业的活力则能战胜中国这个人口巨人。

自现代人口普查制度以及数据收集方式在1920年得到改善以来，伴随城市化进程、死亡率陡降而来的出生率渐趋下降的图景也得以呈现，因此，与人口转型理论一致的是，人口规模快速增加。[16]尽管人口的增长受经济环境的改善驱动，但日本的舆论却显示杞人忧天者对人口过多的担忧。相对于其可耕地面积而言，日本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17]这个担忧可能触发了20世纪30年代的帝国扩张行径，或者至少被用来为其辩护。[18]然而，日本的外迁移民——无论是定居在扩大了的帝国边界以内还是以外——规模都很小。无可否认，此前北美和澳大利亚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移民限制并未对日本的移民产生什么影响，但即便在日本占领的中国伪满洲国等地，日本移民也并未对当地总体人口规模产生实质影响。[19]外迁的日本移民规模绝少超过每年1万人，这与其人口增长水平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当然，与“一战”前的欧洲移民率相比也微不足道），而到20世纪30年代，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的规模已超过居住在朝鲜的日本人。[20]事实证明，伪满洲国并非日本的加拿大。这里并无大量日本人定居，也未成为日本剩余人口的安置之所，更没成为日本本土的粮仓。

从多方面讲，日本帝国面临的困境、给出的说辞和颁布的政策都与纳粹德国类似。工业化让人口增长成为可能，不断增长的工业人口需要用工业出口换来的进口农产品养活。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大米消费的1/7依靠进口。[21]这种依赖国际贸易的状况为民族主义者所不喜，因为这被视为仰赖他人而非自力更生。接着，日本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便声称需要额外的空间，从而可以用自力更生的方式养活本国人口。日本驻伦敦和驻华盛顿大使分别从国家人口的角度为其帝国主义扩张进行了辩护，他们给出了人口增长的基础。后者主张，鉴于日本人口的不断增长，美国人民应当承认“这些人口为了生存而需要更多土地的绝对必要性”。[22]

然而，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像他们的德国同伙一样占领了生存空间后，他们会发现难以从看起来过度拥挤的国内派遣移民填满这些地方。对希特勒试图将乌克兰变成德国牧场的终极愿望，以及日本试图像当初吸引美国人那般朝着自己的“蛮荒西部”扩张的需求而言，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人口与领土相结合的扩张模式压根不起作用。一方面，这些政权会以国内人口过多为说辞为其在国外的领土扩张做辩解；但另一方面，为了提升自身的权力和声望，它们也在寻求支持多生多育的政策，从而试图扩大人口规模。就日本而言，明确鼓励生育的政策颁布于1941年，当时的政府设定了一个目标，旨在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将人口规模增加到1亿，为此还提供了经济刺激[23]。两年后，首相表示，这一目标对于日本民族的成功延续是必须的。[24]

日本的工业、人口和帝国崛起已经引发了当时大国的反应。早在1895年，威廉二世皇帝便制造了“黄祸”一词。3年之后，俄国战争大臣就对日本和中国所能派上战场的军队规模[25]表示了担心。英国杂志《旁观者》（Spectator）曾对“一个控制了中国，并整饬了陆军和海军的日本军事阶层”表示忧心忡忡，同年，英国首相对“权力巨大的大国年复一年的扩张”表示过关切。[26]这些都不仅仅事关字面上的人口统计，而且往往将中国的规模与日本的扩张并置看待，但这一切都承认，从根本上讲，东亚的人口活力让它自身显得充满威胁。英国的反应是与日本签订条约，并发展日本的海军以对抗其对手俄国。俄国则因为与日本的距离比英日更近而在远东大陆上与日本的野心存在冲突才反对日本，起而斗之，败。无论如何，日本的人口增长及其给别国带来的威胁，外加工业和军事的进步共同塑造了1900—1945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

与欧洲相关国家一样，日本的工业和人口扩张也相互影响，若无人口增长的推动及其提供的资源，日本的帝国扩张和随后爆发的战争将是无法想象的。日本战争期间约300万人的损失是人口和历史的悲剧，但从人口角度看，这双重损失所对应的则是人口增长峰值期间3年或4年的增量。因此，尽管1945年的日本在工业和道义上遭遇重大挫折，但其人口规模仍属世界最大之列。与苏联一样——它本身也属胜利一方，但却遭受了巨大的人口和物质损失——日本在“二战”终结之时至少保持了一个关键优势：当时人口迅速扩张带来的强劲人口势头。

[1]Knight and Traphagan,p.6.

[2]Macfarlane,pp.31–2.

[3]Reinhard,p.557;Cole,p.399.

[4]Nakamura and Miyamoto,p.233.

[5]末日骑士（apocalyptic horsemen）语出《圣经》，指的是白马骑士代表瘟疫、红马骑士代表战争、黑马骑士代表饥荒、灰马骑士代表死亡。——译者注

[6]Reinhard,p.558.

[7]Drixler,pp.18–19,33,124.

[8]Cornell,p.211.

[9]Obuchi,p.331.

[10]Ishii,p.24.

[11]Tauber,p.41.

[12]Ishii,p.60.

[13]Chamberlain,p.432.

[14]Ibid.,p.433.

[15]Ransome,pp.206,226,227.

[16]Tauber,pp.233,286.

[17]Cole,p.397.

[18]Cole,p.405.

[19]Reinhard,p.566.

[20]Cole,p.413.

[21]Ishii,p.163.

[22]Saito,p.129;Tolischus,p.75.

[23]Reinhard,pp.567–8.

[24]Tolischus,p.75.

[25]Marshall,pp.95–6.

[26]Diamond,Lesser Breeds,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