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回应

苏联并非一个放任自由发展的社会，它是实行计划体制的社会。对苏联的理论家而言，社会和经济的运作旨在达到特定的目标。在实质上缺乏自由市场或私有财产的情况下，国家应为其公民提供从教育、家庭、就业到休假等所有安排，更不用说产房和丧葬了，这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原型。因此，毫不奇怪，人口也不会被放任不管。但事实证明，国家不能随意决定孩子的出生数量，也不能决定特定年份中的死亡人数，因此，人口规模及其构成无法完全受到控制，而这两方面可能也的确对国家的人口趋势做出了反应。

苏联政策制定者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且彼此掣肘，这或许可以解释政策制定的缓慢和相对无效的性质。首先，理论上是鼓励生育的。马克思是反马尔萨斯主义者，他认为，人口受到的限制并非来自“自然”，而是压迫、剥削和压榨式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产物。对马克思而言，马尔萨斯不过是资产阶级为农民和工人的贫困状况寻找的借口，还辩称他们的贫困是生物学和生态学上无可避免的结果，而非过时的政治经济学不再满足时代要求的产物。于是，对马克思而言，人口控制是不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人都会生养众多。从这一点来看，苏联人偏爱大规模人口。此外，规模庞大、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不仅证明了苏联模式的男子气概，还证明了社会主义重视生命的包容性。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实际上是女性——已经阻止了1941年法西斯军队的大举进攻。苏联还需要大量不断增长的人口来确保劳动力的持续扩大，并为实现这个计划做出经济贡献。

然而，同时起作用的反对力量往往会让党魁对大家庭不那么热衷。其中包括要求女性留在劳动力市场——而鼓励她们生育则有助于满足劳动力市场的未来需求，但后者有损于眼下更急迫的需求。国家还可以建立儿童保育设施以鼓励生育并延长劳动力工作年限，但国家对资源还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尤其在早期，苏联人倾向于将大家庭与落后和农民身份联系起来。让女性接受教育以及适应城市生活，并在现代工业经济中给予她们合适的位置等事项，与生育六七个孩子并不相容。

尽管中亚人和高加索人的生育率对国家总和生育率有所贡献，但一般意义上的斯拉夫民族，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人数量的减少再次导致世人对国际主义正统观念产生担忧。首先，毫无疑问，苏联党和国家创建者中的很多人的确抱有一定程度的种族偏见，其中一些人还是坚定的大俄罗斯主义者。其次，有些人担心穆斯林或鞑靼人对苏联的忠诚度，并怀疑这可能表现在种族和/或宗教情感的纽带上，例如，他们与阿富汗穆斯林的联系，后者许多人与中亚人在种族上的关系较为密切。再次，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人口增长地区提供的人口所受的教育水平和经济富足程度都相对较低；俄罗斯或乌克兰边缘人口对经济的贡献高于乌兹别克斯坦或塔吉克边缘群体。简而言之，所有苏联婴儿生而平等，但有些婴儿比其他的更平等。至少在许多人看来，相对于阿塞拜疆或土库曼斯坦出生的婴儿，俄罗斯婴儿天生就更可能成长为忠诚而进取的公民。

苏联军队遇到的问题尤其严重，并且反映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士兵的忠诚比一般公民的忠诚具有更直接的重要性。中亚各共和国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兵效率较低，正如哈布斯堡王朝早就发现的那样，用多种语言组织大规模军队实属不易。到苏联行将终结的最后几年，3/4来自中亚的新兵不会讲俄语。^[1]此外，虽然前述一般数据显示俄罗斯穆斯林人口整体呈上升态势，但这一点在18岁的入伍新兵中的体现比在整个人口中更为明显。穆斯林人口异常年轻，因此年轻人口——即应征入伍之人——中的穆斯林比例尤其高。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苏联学术界和政策界内部的争论尤其围绕着不断增长的人口与希望确保其“质量”或者（当时并未使用暗语）确保其俄罗斯特性而展开。1970年的人口普查之后，人们对民族特质的担忧开始浮出水面，这也表明俄罗斯的人口浪潮高峰已经过去。支持“差异化”人口政策的呼声开始出现，它鼓励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各共和国多生多育，而中亚高加索各共和国则少生少育。争论在支持歧视性“差异化”生育政策的人和那些谴责它违背了国家精神和意识形态的人之间逐渐分化。后者中有来自中亚的“非差异化”支持者，他们主张差异化政策等同于歧视，即便人们辩称它旨在通过压低高值、提升低值的方式让生育率变得均衡。反对差异化政策的人则引用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观点，他们认为边缘地区共和国出现的大家庭可被视为乐观的源头，而非忧虑的所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政治家（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则表扬了乌兹别克人在推动苏联人口增长方面的“领导角色”。（“领导角色”一词通常用于描述党在指导社会方面所做的工作。）争论一直持续到1981年的第26次党代表大会，然而，结局是差异化生育政策的支持者占优势，勃列日涅夫承认人口问题“最近变得越发严重”，并且还宣布了诸如带薪休假和缩短母亲工作日等政策。^[2]澄清新政策中需“稳步”、逐个在共和国中推展的任务则留给了他的同事尼古拉·吉洪诺夫（Nikolai Tikhonov），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些政策首先会在苏俄实施，仅到后期才会（如果实施过的话）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推广。^[3]事实上，这些政策首先被引入苏联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苏俄一直以来都渴望增加当地稀少的人口规模。^[4]

[1]Szayna,p.vi.

[2]Szayna,pp.279–5.

[3]Brezhnev and Tikhonov,pp.373–4.

[4]Zakharov,p.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