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转型

正在出现的或者的确有些讽刺的是，婴儿潮一代正在孕育的是现代人口学未曾料到的另一个阶段。20世纪20—30年代，多数工业化国家都迈向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阶段，但这并非最后的定局，战后的婴儿潮也不是。许多地方的出生率已降至2以下，这代表了整个社会趋势从晚婚发展到了LGTB（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者）平权运动质疑男人或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程度。这可被描述为第二次人口转型。

随着君主制式微，也可以说它过时了，当代政治领袖可能是这个时代更好的典范，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多少女性。2018年，最著名的当属德国总理和英国首相，二者都未生育，尽管安格拉·默克尔被亲切地称为“Mutti”（即妈妈之意）。希拉里·克林顿这个几乎成了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育有一个女儿。虽然将最高级别的政治生活和育儿相协调比较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著名的女政治家们——果尔达·梅厄、英迪拉·甘地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都尽力生下两个孩子（尽管撒切尔夫人很有效率，并且最大限度地缩短了生育双胞胎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

生育率的转变和婴儿潮的终结很快就被注意到了，因为如今对统计数据的收集以及统计技术本身都有了很大提升。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国内人口过多这种新马尔萨斯式的担忧似乎有些过时，他迟至1969年才表达这一想法。[1]除了女权主义，也出现了其他变化。社会不断世俗化，例如，使用未经教会批准的节育方法的天主教女性教徒比例，似乎从不到1/3上升到了2/3。[2]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天主教教徒和新教徒的生育率大致趋同，爱尔兰和意大利出了名的大家庭时代也行将结束。[3]美国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从战后几十年间的26岁升至28岁出头。堕胎法正在放宽，社会对堕胎的接受程度也在增加。战后生育率的意外上升似乎主要由经济因素推动，而其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进步（避孕药的出现）的产物，它调节了社会态度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这些模式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显得有些不同的是，至少长期以来，美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并未低于更替水平太多的地步，这一事实可能反映了美国的宗教信仰和实践更甚于欧洲。而提升了生育率的宗教驱动来自新教，并非天主教。爱尔兰和意大利裔美国人也不再出现大家庭，因为教会告诫他们不要使用避孕药具。可以说，美国出生率并未彻底陷入更为崩溃的局面，这应该感谢世人对待家庭和女性的传统态度的转变，圣经地带（Bible Belt）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这种趋势的极端表现则是基督教父权运动，它主张女性“为了上帝交出自己的子宫”，生育孩子的数量由上帝决定，并根据上帝对生育的鼓励令众人有成效地繁衍生息，同时谴责俄南，并给“生养众多”之人以荣耀。[4]教会用《圣经》对俄南的责罚作为谴责手淫和预防体外射精的基础。尽管基督教父权运动规模较小且不太常见，但它表明宗教信仰和生育之间存在关联。我们也可以从生育率特别高的其他宗教派别中看出这一点，比如纽约的犹太教哈勒丁派以及如今一些较为分散的群体；又比如聚居在犹他州的摩门教徒，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阿米什人等。

提升美国生育率的另一个因素是拉丁美洲大量人口的到来，当地大规模生育仍是常态。此类移民运动刚好开始于美国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常，高生育率国家迁往低生育率国家的移民人口的生育率会在一两代人之内下降，而这必定也发生在了美国的拉美裔群体身上，但在生育率下降以前，这部分移民群体仍旧提升了美国的生育率。将圣经地带和拉丁美洲移民纳入考虑的话，即便在其最低值的时候，美国的生育率并未跌到1.75的水平也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生育率最低的10个州有9个位于东北部，它们都位于圣经地带以外，多数也位于拉丁裔移民较高的地区以外。近期生育率的低值既反映了移民生育习惯和本地习俗持续的趋同现象，也反映了宗教信仰的下降，这减少了因宗教而生育率高企的人口规模。

缺乏对应的圣经地带（一开始），来自发展中国家更小规模的移民则意味着西方世界其他地区的生育率会更为激烈地崩溃。多数情况下，这是从更低的基数开始的。从生育率的角度看，加拿大比美国更为确定地迈向了人口转型的新阶段。当地1945年的生育率便达到了3，而到20世纪60年代初则已达到4，战后数十年来，加拿大一直领先美国。然而，加拿大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快速变革，这种变化与北纬49°（即美加分界线）以南类似，但却因为大量法裔天主教徒的迅速世俗化而加重。这部分人口的出生率与其参与教会活动频次的下降趋势一致，后者从曾经的80%下降至现在的不足10%。到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生育率已略微低于美国，从此时起，加拿大的生育率就一直很低了。到21世纪初的时候，每名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已不足1.5个，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更接近更替水平和美国模式。[5]

为了论述方便，此处讨论的北欧发达国家也包含法国，它们在战后经历了类似于美国的婴儿潮，尽管并不那么显著。与美国一样，英国的生育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下降。英国女性的生育率在世纪初的时候约为1.67，尽管自那以来曾有所上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情况也较为类似。法国的生育率也有所下降，然后稍有上升，但其生育率也从未低于2太多。该国生育率近期的回升可能部分与高生育率（但正在下降之中）移民群体的增长有关，正如美国的拉丁裔移民一样。这种情况可能性很高，但部分也是推测，因为法国难以收集民族统计数据。

20世纪最后几年，一些发达国家生育率普遍小幅上升的部分原因还在于人口学家所谓的“进度效应”（tempo effect）：此时的社会态度出现了变化，女性开始接受教育并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因此她们的生育会延迟。在此期间，生育率似乎很低。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并非想生育更少的孩子，只是更晚生育而已。一旦同期年龄群体的生育力消失（比如年届45岁左右），生育率往往会在之后数年中有所回升，但这并不能弥补此前并未怀孕的情况。这似乎有些学术了——当然如此——但却意味着发达国家近期记录的生育率的适度上升并不一定会长期持续下去，也不一定就是有意义的可持续回升，而只是生育年龄上移的过程结束了。人口浪潮能够欺骗性地出现中断，也可能佯装巨浪滚滚。

整个欧洲的进度效应和生育率变化，看上去就像整体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欧洲泛起的微澜，但值得研究，因为它们产生了影响。例如，德国是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民主德国的生育率又下降得最厉害。职场女性舒适的确定状态结束了，她们享有的支持也丧失了，外加年轻人移居西方的愿望等，都解释了此地的出生人数从1989年（民主德国的最后一年）的20万下降到5年后的8万的必然性。但问题并不仅限于民主德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的生育率至少已不再下降，但每个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却一直徘徊在1.33附近，可能也开始增长到了1.5左右。从长远看，这将产生潜在的灾难性影响。

这个故事在欧洲南部的发展有些不同，这一地区的特点是生育率初值普遍较高，但最近几十年都普遍较低。不仅很早以前纽约和波士顿郊区的意大利大妈们带着一大家子过活的情形已成过往，甚至米兰和罗马亦如此。“二战”之前，南欧社会的工业发展不如其北方邻国，其战后的社会变革也因此更为激烈。战后西班牙的生育率是先升后降，20世纪80年代的降幅来得虽晚却幅度较大，因为当时西班牙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于德国。而意大利的生育率在战后几乎没有上升，并且还下降到了毫无起色的低水平。意大利卫生部长在2015年表示：“我们是一个垂死的国家。”因为当年的数据表明，意大利2014年出生的婴儿数量为50万，这比其统一以来150年中的任何一年都要少（应当指出，当年半数于今的人口规模也能生育比这更多的婴儿）。[6]

与美国一样，但来得更晚些的情况是，欧洲天主教的家庭规模开始变得比新教徒的更小了。[7]虽然延迟生育可能会让那些生育率最低的群体的生育率有所提升，比如德国和意大利，但效果再好也很有限。最近一批同期年龄组的生育力已经消失，回首过去，一个可供衡量的明确指标显示，德国每名女性生育1.5个孩子，意大利则为1.6个，尽管它们都略高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但却低于人口更替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期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地方是天主教国家（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而最低的主要是新教国家（瑞典和英国），但自那以后的情况便发生了逆转，最低的生育率出现在了天主教国家。其原因似乎在于这些国家对待女性、婚姻和生育的态度有所不同。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婚外生育逐渐变得司空见惯，但南部天主教欧洲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虽然西欧各地的婚内生育率并无显著差异，不那么传统的地区的婚外生育对整体生育率有所补充，但意大利和西班牙不在此列。[8]似乎，最低生育率会出现在一方面陷入现代化、个人主义和女性解放运动（这会推迟乃至无限期拖延婚姻），另一方面又对婚外生育表示不满的社会。

比较一下，丹麦的生育率接近人口更替水平，但婚外生育的小孩比例达45%，而西班牙的这一比例直到最近也仅为12%，希腊为4%。请记住，西班牙和希腊的生育平均数都比丹麦约低0.5。[9]东亚的经历与南欧的天主教国家类似，二者的生育率差不多一样低：事实上，似乎这些地方的女性都会发现自己处于“我们在婚姻中只能生育这个数量的婴儿”的被动地位，“再多的话，我们要么在婚外生，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干脆就不在了”。因此，在女性受到鼓励去接受教育从而开启自身事业，而婚外生育又不受欢迎的地方，生育率尤其低。而在那些对职场女性态度更加积极，并且规定允许女性和男性将事业和育儿兼顾起来的国家，女性的处境就好很多。

而像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通常发生的情况是，这里的女性受到鼓励去接受教育，但职场中女性的态度又不太一致，于是，它们的生育率最低。当意大利政府发起一项鼓励女性更早生育更多孩子的活动后，女性们总是高举“我们在等待”（Simamo in attesta）的海报，或者播放“我们期待”和“我们在等待”的短剧，意指她们在期待和等待出现能把工作和母亲角色结合起来的强有力措施。脸书上有一个群体就曾抱怨说：“政府想让我们生孩子，越快越好。我们多数人并不想。事实上，我们在翘首以盼，盼望着托儿所、福利、工资和救济。”[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将意大利列为鼓励女性进入职场所做努力最少的国家。虽然这一度可能与其较高的生育率有关，而如今，在那些女性享受了受教育机会，却没有工作机会的地方，或者在那些难以让她们实现工作和育儿兼顾的地方，她们往往也不会选择生育孩子。

尽管西方各国之间的差别可能很大，但从较为长远的观点看，这些国家的经历都符合战后生育率先升后降的模式。例如，德国和爱尔兰共和国的生育率差别大约在0.5，它们分别代表了这组国家生育率的最高和最低，而这种差异若长期存在，则显得很重要。尽管如此，它也应该被视为这些地方在迈入第一次人口转型的最后阶段的普遍强劲趋势的组成部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超越这一阶段。

中欧国家（特别是那些加入了北约和欧盟的国家）自1945年以来普遍经历了生育率下降，然后保持在极低水平的状态。其中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为波兰，该国女性在20世纪50年代时一般会生育近4个孩子，如今则仅生育不到1.5个孩子。同样，保加利亚、立陶宛等国也都陷入了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参与劳动力市场程度较高，但众人对待家庭的观念较为传统，以及想要兼顾事业和育儿的女性面临诸多困难的两难局面。事实上，欧洲范围内除了不列颠群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法国和低地国家以外，其他地方的生育率都极低。天主教没能挽救立陶宛或斯洛伐克摆脱意大利或西班牙那样的命运。

[1]Westoff,p.1.

[2]Ibid.,p.25.

[3]Ibid.

[4]Kaufmann,Shall the Religious Inherit the Earth?,pp.94–5.

[5]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2015Revisions.

[6]Guardian,13February2015,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feb/13/italy-is-adying-country-says-minister-as-birth-rate-plummets（impression:13November2017）.

[7]Morland,Demographic Engineering,pp.17–20.

[8]Morland,Demographic Engineering,p.36.

[9]Gaidar,p.242.

[10]The Local,23September2016,https://www.thelocal.it/20160923/the-real-reasons-youngItalians-arent-having-kids（impression:14February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