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的英格兰

人口并非一项竞争性的国家运动。旨在经由最高的出生率和最低的死亡率来达到最大人口规模的情况绝少成为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尽管多数人都意识到，出生率的下降（除非伴随着存活率的上升）意味着潜在的士兵和潜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会随时间流逝而越发减少，相关的军事和经济后果也会随之而来。

如前所述，英格兰以及更大范围的英国及其海外人口在19世纪初死亡率稳步下降的情况下，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甚至还在不断升高，从而增加了人口规模，但这种情况到该世纪下半叶开始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女性生育小孩的数量开始下降。19世纪早期的时候，女性通常生育5～6个孩子，这一水平如今仅见于欠发达的非洲国家之列。我们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多少也可对此有所了解，而那些长者甚至在自己的家族中就能找到这种记忆。除了对国家的责任，维多利亚女王的出色表现还在于她生育了9个孩子，他们全都出生于女王执政的初期。世人倾向于为维多利亚时代赋予某种僵化的刻板印象，但事实上，在维多利亚女王登上王位的1837年一直到她去世的1901年间，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及其妻子亚力山德拉在女王统治的中期生育了5个孩子（第六个孩子仅活了1天），这些孩子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数量与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相比有所下降，但却更接近于彼时整个国家的水平。后来的世代规模明显变小了。当然，英国王室并非英国的典型代表。首先，它不受影响多数人的财务自由以及家庭规模的约束。但粗略看来，这的确说明了英国人口的一般情形。从19世纪中期英格兰普通女性仍会生育大约5个孩子算起，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就很明显了。到“一战”爆发的时候，普通女性平均生育3个孩子。出生率（每千人的出生人数）在1876—1914年间降低了1/3——从36降到了24。19世纪60年代结婚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的孩子数量超过6个；18世纪90年代结婚的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刚刚超过4个；而那些在1915年结婚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孩子的数量已低于2.5个。^[1]

对此，我们更容易确定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而非其实现方式。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以及范围更为广泛的整个联合王国）发生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增长，更多的人想要为自己的孩子投资（他们现在的需求是改善教育），而非眼睁睁看着他们成为田间地头的劳动力，或者作为养儿防老的保险手段。此外，童年时期幸存下来的孩子也越来越多，这最终会给父母传递这样的信息：他们一开始就可以生育更少的孩子，因为大自然已不太可能夺走他们了。

随着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或者至少在婴儿死亡率下降之后，各国、各大陆的生育率也都相继降了下来。这是人口浪潮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低的婴儿死亡率向更低生育率的转变周期因地而异，但这条规律也存在例外情况。人口变化并非物理学，主宰它的也并非铁律，或者至少这样的铁律少之又少。然而，人口变化的一般模式却会逐渐清晰起来。随着进入19世纪，狄更斯时代的生活条件——开放的下水道、工厂中的童工、清理烟囱的人、济贫院等——也开始出现了变化。到1914年，公共卫生、净水供应乃至福利国家的基础保障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1858年的大恶臭（Great Stink）——泰晤士河因为污染而散发出无法忍受的恶臭，英国议会也被迫撤离——以及此前暴发的霍乱等事件，在伦敦建设好下水道和公共卫生井然有序的50年后已变得无法想象。

1870年后，所有人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基础教育，受过教育的人几乎必然更为长寿，他们更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和子女。而且，不仅是英国国内的条件有所改善——由于北美大草原的开放、铁路的铺设以及铁皮蒸汽轮船和制冷机器的引入，食品变得越来越便宜和丰富——普通人也开始生活在更加健康的环境之中，饮食条件得到改善。从1870年到“一战”爆发之间，人均预期寿命从大约40岁增长到了55岁左右。也许这从今天人们可以预期自己活到80岁或者更高年纪的标准看有些不值一提，但放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变化。

此外，婴儿死亡率最终也开始下降，从19世纪后期的150‰或者更高，降低到了1914年的100‰。巴斯德（Pasteur）、科赫（Koch）和利斯特（Lister）等人的成就推进了世人对疾病的预防，对食物和饮料的制备，以及对医疗程序中所需之卫生环境的理解等，这些都在一般意义上有助于减少死亡率，尤其有助于挽救年轻人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婴儿死亡率开始急剧下降，无法活到1岁的婴儿存活率从100‰一路降低到20世纪中期的不到30‰和如今的4‰。而这种情况又得到此前几十年中存在更多年轻育龄女性，以及更多新生儿得以幸存等现象的补充，因此人口还在继续增长，尽管速度较慢。

[1]McLaren,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