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东和北非：政局不稳的人口学

2010年12月17日，27岁的水果摊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突尼斯街头自焚，以抗议他在谋生时遭遇的腐败官僚行为。他的愤怒和沮丧在一个上百万人面临同样挫折的地区引起共鸣，从而引发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这是一系列针对令人绝望的政权发动的满怀希望的反抗。尽管这一行动成功地推翻了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也门等国的政府，并严重挑战了叙利亚和巴林的政权，但随之而来的并非人们期待的民主化或自由化进程，而是混乱和内战等杂乱无章的秩序。

阿拉伯之春可能已经结束，但它产生的不稳定性仍在这一地区蔓延。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布瓦吉吉的抗议引发的事态及其发展标志着一个严重的断裂，即中东和北非因老龄化和一直当权的统治者而瘫痪，包括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和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不用说还有从摩洛哥到卡塔尔的王室——在内的统治者在缺乏民主问责的情况下，统治国家数十年。人口因素肯定在这些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从大西洋沿岸到海湾地区的政权常常安稳地凌驾于其民众之上，同一批垂垂老矣的君主或总统长期统治着这些地区，底层社会正迅速老龄化，这种社会变革的一个关键特征来自人口方面。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没有哪个国家比也门更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当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于1978年上台时，这个国家的总人口（包括南也门，当时他还没有统治此地）为750万。到2012年他被驱逐的时候，当地人口为2550万。在20世纪90年代，也门人口不可思议地以5%的年增长率增加，以这个速度，某地人口可在一个世纪内增长100倍以上。（例如，如果德国人口以这个速度增长一个世纪，其人口规模将比如今世界总人口还多。）这纯粹是通过自然原因，即出生人数超出死亡人数而实现的。也门并未成为移民向往的目的地。（离这一目标还差得远。该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曾经落后，如今仍是如此，甚至到最近才出现成规模的外迁移民，因此，其国民一直“贫而不能移”。跨国移民，特别是跨洲际移民，仅在一定程度的繁荣和现代化开始实现后才能真正展开。西西里农民和俄国犹太人19世纪末涌入美国的情形就是如此。）也门的人口增长水平19世纪的英国人口规模也仅为其4倍。1990年，也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仅为14岁。

虽然也门向来是这种超负荷人口趋势的极端案例，但它仍体现了所在地区发生的变化。1950年，埃及人口规模不及德国的1/3，如今，埃及人口规模已超过德国。这个地区多数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不足30岁，而像苏丹和伊拉克等国则低于20岁，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年龄中位数增长迅速。^[1]如此惊人的人口变化对当地政治局势的影响还很复杂；这似乎不言而喻，因为我们难以设想人口层面的年轻和活力未能以某种方式在各种事件中留下印记。一个国家无法在人口倍增的情况下保持一成不变，它的年轻人不可能不以某种方式影响事关正义的一切。至少在现代世界中，专制制度无法稳坐钓鱼台，也无法在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一直凌驾于民众之上。

[1]UN Population Division,2017Rev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