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失败者和苦难的移民^[1]

英国是人口竞争过程中的第一个出局者，步其后尘的则是德国和俄国。法国仍令人惊讶地原地踏步，并未超出起点多远，欧洲其他国家开始有了起色，但仍然落后很多。

虽然一些欧洲国家紧随英国开始了人口起飞，但其他国家在整个19世纪都未开启这一进程。意大利、西班牙和奥匈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农民主导的大家庭规模但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苦难状况中。例如，1900年西班牙的预期寿命仍低于35岁，而英国则已超过48岁。奥匈帝国部分地区的确在19世纪下半叶有了一定发展，与英国的差距也在缩小。而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情况则要好些。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无敌舰队时期的西班牙人口规模曾是英国的两倍，而300年后其人口规模已缩减一半。在此期间，英国经历了从视西班牙为其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和生存威胁，到战略上几乎对其不屑一顾的转变。当然，这与西班牙帝国的沦陷及其国内经济的衰落，以及未能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少数领域除外）有巨大关系，也与两国人口均势的相对变化关系重大。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对西班牙的恐惧远不如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就此而言，西班牙已不再被视为主要的全球威胁，而是被当作一滩烫手、肮脏的死水。人口因素揭示了出现这种变化的大部分原因。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从19世纪末开始往欧洲以外移民，正如英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做的那样。如果美国的大城市并未遍布来自西西里岛的农民和来自哈布斯堡最偏远省份（以及俄国的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人，那么随着20世纪的来临，意、奥等国的本土人口规模会更大，以意大利为例，该国1850—1913年的死亡率从每年近30‰降到了仅为20‰出头，而出生率则稳步下降，因此，此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依旧从大约每年8‰上升到了13‰。正如铁路的出现为欧洲大陆腹地带来了更便宜的食物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更多儿童也得以存活；同样，铁路也将更多新生人口带往新世界，从而限制了故国的人口增长。

到“一战”爆发前的35年，约有400万意大利人移民美国，更多的去往了阿根廷等国。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对美国而言是个福音，美国“一战”前的人口数量因为移民潮而猛增。在1886年自由女神像落成之后的一个世代中，女神的火炬迎来的传统移民流出地——不列颠群岛和德国——的人群越来越少，而来自欧洲更偏远地区的移民则变多了，包括来自西西里岛的天主教农民和俄国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人等。这些人（这里指的是犹太人）曾在国内饱受贫困和压迫之苦，但其人口规模正不断扩大。苦难的移民及其后代很快就会成为美国人，并为新的家园带来人口优势，从而将之推向世界领导地位。虽然他们的生育率在抵达新大陆后旋即开始下降，但整体水平仍旧很高，因此，其人数在抵达后的头几十年内仍持续增长。今天美国境内600万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移民运动的产物，而今天60%的阿根廷人声称自己带有意大利血统。

尽管移民的旅途环境和存活率随时间推移而得到改善，代价也在减少，但我们不应设想即便在20世纪初，从南欧和东欧前往埃利斯岛的大批移民的体验也是令人愉悦的。美国政府的一名检查员匿名报告了这些人移民美国的条件，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12天的海上旅途中，我周遭的环境是混乱且让人浑身不自在的。唯有清新的海风能让我克服那令人作呕的气味。”肉和鱼散发着恶臭，蔬菜也散发着“奇怪且不可名状的混杂味道”。一名在此期间离开东欧的男孩回忆自己乘船横渡大洋的经历道：“我们真的就像牛群一样蜷缩在船舱之中。”^[2]

尽管新移民很大程度上期望融入主流文化，但他们也改变了美国的文化氛围。“一战”后，威尔逊总统正告英国人不要奢望来自他本人及其国民的过多手足情谊：“你们不要说我们这些人是你们的表兄弟，更不要说是亲兄弟了；我们没有这些关系。你们也别把我们当作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这个词对美国人已不再适用。”^[3]

[1]语出艾玛·拉撒路（Emma Lazarus）1883年为自由女神像而作的十四行诗《新巨人》（The New Colossus），指的是经由纽约埃利斯岛来到美国的大批移民。——译者注

[2]Foner,p.31.

[3]Tooze,loc.44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