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潮的出生

1964年3月10日，早春里和煦的日子，伦敦市中心响起了一阵四十一响礼。[1]是年，温斯顿·丘吉尔已步入生命的最后一年，而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最后一位担任英国首相职务的贵族——也已入主唐宁街10号官邸。这个致礼仪式旨在纪念爱德华王子的诞生，他因为出生在两位兄长查尔斯和安德鲁之后而位列王位继承顺位第三，但比胞妹安妮靠前。第四次生育之后，女王——当时已30多岁——便再没生过小孩，但她生育的孩子数量正好是她母亲的两倍。英国王室家族再次赶上了他们的同辈和所处的时代，从而代表了远超白金汉宫以及不列颠群岛狭小地域——爱德华王子出生的地方——的人口趋势。反过来，目前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四个孩子也相应地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代表，他们生育的孩子数量都没有超过两个，这又重新恢复了他们的祖母所处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个世代更加有限的生育习惯，甚至在小家庭规模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我们想到19世纪的大家庭原型时，映入脑海的可能是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孩子们，他们在令人崇敬的父母面前拿腔拿调或者嬉戏玩耍。但到20世纪中期，此番景象已经发展到了英国以西地区，无论从权势还是金钱的角度看均是如此。我们想起婴儿潮的时候，首先映入脑海的是美国。当时的美国已是西方世界的人口强国，这是自马尔萨斯时代以来便保持高生育率和强劲人口增长的国度。但这里每个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在“一战”前便已开始下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有助于阻止人们生育和成家。[2]大西洋两岸的失业人口正在艰难地养家糊口，他们要么推迟结婚，要么施行计划生育，或者如果已经结婚且有了孩子，那就避免增加家庭成员。避孕措施已逐渐被广泛应用，社会上较为贫穷的群体也负担得起并开始使用，在以前他们是承担不起的。（一些人略带愉悦地庆祝着，就像伊夫林·沃在《黑色恶作剧》中描写的时代缩影一样；20年以前，出版如此主题的小说是难以想象的。）最常见的避孕方式是某种避孕套。在古代这类用品便为人所知，正如詹姆斯·鲍斯韦尔的日记所描述的。自19世纪便开始使用的橡胶在20世纪变得更加便宜，避孕套也因此变得更加廉价。在英国，分发避孕套还比较分散，理发师往往会为顾客提供，并问道：“周末不找点乐子吗，先生？”自“一战”爆发之后，女性就用上了宫内节育器或避孕环，它们的普及程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提升。然而，对很多人而言，尤其是穷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控制家庭规模的方式仍旧是体外射精、禁欲以及原始的堕胎。这些方式都不太可靠，（后者更是）充满危险，但它们的确与足够可靠的方式一起将生育率降低到19世纪60年代1/3的水平。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生育率从稍高于3降低到略高于2的水平。[3]这种下降更被归因于较低的移民生育率。人口从乡村迁往城镇后，城市人口增加（传统上生育率较低），最后则是农村和城市生育率趋同。一小部分人口生活在乡村，但他们在生育和维持更小的家庭规模方面也表现得越来越像城市居民。[4]这意味着人口增长率的降低，但评论者或政策制定者却并未太放在心上。总体上，人口仍在增长，而且也在人口规模上与国际上潜在竞争对手拉开了差距。美国众多机构通常更在意减少移民并保持美国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特性，而对人口增长不太在意。

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口的年增长率不到1%，这创下了美国历史标准的低值。这已不再是艾玛·拉撒路笔下的美国，她曾用诗歌称颂吸引了大批苦难移民的自由女神像。随着20世纪20年代更为严格的移民控制措施的引入，美国已明确表示不再欢迎苦难的移民。这也不再是托马斯·杰斐逊的美国了，当时生育力旺盛的年轻定居者可以获取无限未开垦的土地（当然，这是以牺牲美国原住民为代价的），他们每25年便可通过生育的方式实现自身人口翻番。

然而从1945年开始，出乎所有人意料，情况发生了变化。战火之后，回到家乡的美国大兵想要房子、新娘，然后成家。这一开始可能被归于战后秩序的恢复过程，因为战争延迟了人们结婚和成家的计划，战后，人们终于如愿以偿。然而，这种趋势远非转瞬即逝。“二战”前就已经下降到仅略高于2的美国总和生育率，到20世纪50年代时已上升到3.5左右。[5]弗兰克·诺特斯坦的人口转型理论并没有为任何人看待生育率近乎翻倍的现象提供解释，曾几何时，人口朝低死亡率和低生育率的转变业已完成。事后看来，很显然，尽管诺特斯坦的人口转变模型未被完全推翻，但也存在争议。

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每年出生的总人数稍高于200万，但到50年代这一数字已经翻番。[6]即便在缺乏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美国当时的人口增长率也是30年代的两倍。[7]到1960年，美国公民人数约为1.8亿，而这一数字在不到40年前才1亿出头。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似乎杰斐逊时代的美国——其中大家庭推动了人口增长——又回来了，即便拉撒路笔下的美国——汇聚了成千上万移民的美国——并未重现。即使在国门大致紧闭的情况下，产房依旧人头攒动，至少暂时如此。

人口趋势是每对夫妻做出的千百万个决定的总体结果。想完全了解它们为何会发生是不可能的。与洋流不同，对人口浪潮的理解绝无可能完全成为一门科学。然而，我们仍有可能推测美国战后婴儿潮的原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战后一切都在迅速恢复正常，并且情况还有些萧条。正如一位评论者写道：“当男孩们从‘那边’回来后，他们就会成家、立业、置业、生孩子。”[8]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何婴儿潮在战后15年的时间里——的确达到了顶峰——仍在持续，而那些渴望安定下来的大兵也早已稳定下来。早婚和较大的家庭规模成为常态，人们总会模仿电影院、电视和朋友身上看到的现象。

婴儿潮一直持续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经济上的。在适当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会自我强化。更多人结婚、生养更多孩子意味着对房子的需求会增多，而且与房子相关的商品需求也相应增加——冰箱、洗衣机、电话、电视机以及最重要的汽车等。在美国仍然制造大部分自己所需的消费品的时代，这些需求又会滋生乐观的氛围，从而进一步促进人们成家和生育。这真是美国公司的黄金时代，工资上涨、工作稳定。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的伴侣们已准备好结婚并进入家庭生活，或者，他们在生养更多孩子的时候也显得底气十足。在某种程度上，此番景象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彻底告别。在一个比我们现在更为朴素的社会中，推迟婚姻往往意味着禁欲和挫败。随着经济机会向年轻人开放，很多人可能会冒险，会比大萧条时代的父辈更早结婚生子。（正如一位亲属在20世纪40年代告诉我的：“在我们那时候，结婚是你和一位好姑娘发生关系的唯一方式。”）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二三十岁便购置房产的人数已达世纪初的两倍，而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也下降了。[9]鉴于更早时代的限制，晚婚和小家庭一直是自我奋斗的典型形象。如今，早婚和大家庭则成了经济上成功的标志。

与战后的经济繁荣一样，婴儿潮也并不局限于美国；相反，它在整个西方世界都很普遍。而加拿大的这个趋势更甚于美国，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加拿大的生育率仅略低于4，这让伊丽莎白女王一家更像是代表了其加拿大臣民而非英国臣民。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法语区魁北克人的生育率居高不下。他们对天主教生育控制教诲的坚持比其他地方都要持久（并且，就出生率数据而言，远比其宗主国法国长久得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致遵循了美国的经验，而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过两次生育率仅为2的英国，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迎来了生育率上升到近乎3的水平，并在爱德华王子出生的1964年达至顶峰。德国的生育率也有所提升，但从未突破每个女性生育2.5个孩子的水平，哪怕该国经历了战后经济奇迹，并从1945年的灰烬中得以重建。最后，北欧在某种程度上像是美国现象的回响；此地的生育率肯定也比战前高，但并不像美国那样高。

南欧与北美和北欧都有所不同，因为其工业化程度在“二战”前仍旧很低，农村人口多得多，生育率较高但正在降低，此地当时正处于人口转型的最终阶段。在佛朗哥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占优势的西班牙，生育率从2.5上升到了3，而意大利的生育率则大致保持在2.5左右。爱尔兰妇女仍旧是欧洲的生育冠军，当地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生育率为4，这也是天主教会“迟来的胜利”了，但从人口的角度看，爱尔兰仍属小国；爱尔兰挣扎着想要摆脱农业阶段，意味着更高的出生率仍在持续转化为高移民率，就像一个世纪以前一样。爱尔兰的年轻人陆续奔往美国的波士顿、英国的伯明翰和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循着如今常用的流亡通道寻找经济机会。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间，爱尔兰共和国的人口规模几乎未见增长，尽管其出生率挺高。

婴儿潮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的社会满是年轻人。20世纪50年代，北美和西欧迎来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和摇滚时代，这个时代首次出现了可被唤作青年大众文化的有意义的东西。西方国家朝气蓬勃，比过去多得多的大量青少年成长为年轻人，他们能够影响社会活动和习惯。

在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高峰时期，战后最先出生的青少年即将成年，而最后一批才刚刚出生，青少年表现出青春期的反叛和消费主义的一致性。这是一个身着蓝色牛仔服的学生走上加州和巴黎街头表达抗议的时代，也是披头士和滚石乐队风头正盛的时代。这一代人自信且颇有影响力，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当年轻人比老年人多得多时，惯例自然会受到质疑和挑战，有时甚至会被推翻。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的持续流行，证明了这一代人的规模及其持续性的影响。尽管事到如今，这些人已不太可能为了自由恋爱和越南战争而抗议，他们更多可能会抗议养老金的削减或退休年龄的延迟。

兰尼·克拉维茨在其1995年的歌曲中宣称：“摇滚已死。”也许并非巧合，在这个当口，美国婴儿潮中青少年的数量正处于低点，生育率在15年前便已见底。我们当然可以很有根据地说，青年文化及其自信的态度因社会年龄结构的深层变化已普遍消退。相比之下，1965年时美国近半数人口的年龄都在25岁以下，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降到不足1/3。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真是年轻一代的黄金时期。

[1]The Times,11March1964,p.12.

[2]Easterlin.

[3]Macunovich,p.64.

[4]Easterlin,pp.10–12.

[5]Macunovich,pp.1–2.

[6]Croker,p.2.

[7]推断自Maddison1982,p.185.

[8]Croker,p.2.

[9]Easterlin,pp.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