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觉醒

20世纪上半叶主要由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全球冲突所定义。这要放在19世纪初，简直不可思议。学院派历史往往着眼于德国战争机器的效率及其最终的残酷大屠杀，以及它的工业、经济规模和实力。众所周知，到1914年，德国一国之力足以和大英帝国、俄国和美国抗衡（即便无法战胜它们）。但世人常常忘记，在希特勒上台的百年之前，英国工业革命风头正盛之时，德国不仅在政治上仍是四分五裂的几十个小国家，而且经济上也相当落后，还被普遍认为是诗人和思想家的摇篮，弱小的国王和公爵遍布其境，看上去一派中世纪的童话城堡风格，而非烟囱密布的现代景象。

这是歌德和席勒、贝多芬和舒伯特以及康德和黑格尔的德国，一片充满了思想、艺术和创造力的土地，但比起繁华的伦敦和巴黎或者蓬勃发展的曼彻斯特，德国在体制和地理分布上四分五裂，也并未走在19世纪城市发展的前列。德国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包括政治、工业、经济和军事各个方面）的挑战者有多方面的原因，人口因素则经常被忽略。俾斯麦曾说，德国建立在“铁与血”之上。我们经常会想到“铁”——提供重型武器的工业力量，而极少想到“血”——不仅是其质量，更是年轻德国人愿意为祖国赴死的数量。

就绝对量而言，德国（此处指的是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战争后最终出现的一个整体）总是有着比英国更大的人口规模，但这种平衡在19世纪被打破了。1800年，英国的人口不到德国的一半。随着英国的发展逐渐领先，这一比例也在1900年升至2/3，但这个阶段由于其较低的出生率和较大规模的外迁移民，英国人口规模迅速回落，这意味着在1913年英国的得分已降至62%。[1]

德国人口的增长也可以从它与法国和英国的对比中看出。“一战”爆发前近100年的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的人口数量比后来统一为德意志帝国前的分裂状态的德国人口多10%。到1914年，法国人口已降至不足德国的60%。德国在英国之后迈入了后马尔萨斯世界，其特点为工业化、城市化、持续（一段时期）的高出生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相比较而言，法国的人口命运则截然不同，其标志为低生育率和低人口增长率，以及少量的外迁移民。德国人口相对其邻国的增长在英国引发了相当大的关注，并在法国造成了某种偏执症状，法国人仍对1870年败给德国并眼睁睁看着巴黎沦陷而耿耿于怀，这场胜利直接促成了一年后德国的统一。

德国的崛起产生了双重影响。如果它仍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其人口的增长也不至于太重要。另外，如果它完成了统一，但人口规模却不值一提，则不会对其邻国构成巨大的挑战。正是政治上的统一和人口的增长让德国恢复了往昔的大国地位，即便事实证明它不足以实现自己寻求的欧洲或全球霸主地位。

德国发生的事情多多少少是此前英国故事的重演，只是时间更晚而已。1800年的2500万人口到1870年已变成4000万，年均增长率约为0.66%；到1913年则为6700万，年均增速几乎翻番。[2]到19世纪中期，诗人和思想家的土地逐渐变成了“铁与血”的土地，更不必说钢铁与煤炭了。英国经历过的工业化进程正在德国上演，而且后者还具备与前者同样的优势，即一群清醒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且拼命工作的人口，以及可资获取的必要原材料。1880—1913年，德国的制造业份额从占英国的1/3一路上升，甚至超过英国的规模。[3]

德国工业的早期环境与此前的英国一样严酷，但德国的工业环境也与英国一样逐渐得到改善，并最终为城镇工人及其家庭提供了超出其农民前辈所能憧憬的生活条件。这意味着更多的小孩得以存活，人们可以活得更长，因此一开始，生育率仍然很高，人口增长也很快。就像英国一样，德国正在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尽管英国的工业化曾一路领先，但过程较为艰辛；而德国现在只是按部就班，但是它能够弯道超车。这种趋势逐渐成为人口浪潮不断向前的画卷。一国的工业化起步越晚，其实现速度也越快，并且其社会转变的速度和初始人口增长的速度也越快。

的确，到19世纪末，德国女性的生育数量就减少了，但婴儿死亡率也在下降，后者有助于抑制人口增长。与英国一样，德国也得益于来自欧洲（以及俄国）以外的便宜食物，而耕地面积的增长和技术的改善导致国内出口增加也让其获益不少。农业机械的效率不断提高，肥料的使用也更广泛了。虽然德国政府更愿意通过关税来支持和保护本国农民，这意味着其国民无法享受来自海外廉价食品的所有好处，而且德国没有可资利用的庞大帝国，而仅有小块的殖民地，但更便宜的食物和更健康的城市所带来的益处是相当可观的。刚刚完成统一的政府很重视教育和福利，二者都有助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摆脱婴儿死亡率较高乃至活过婴儿期但依然早早夭折的种种生活状态。俾斯麦统一国家之时，普通德国人还无法活到40岁；到“一战”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均预期寿命已接近50岁。在这方面，德国依然落后于英国，但显然紧随其后。[4]

透过表面，我们可深入了解一国国内以及国际的形势差异。与英国的情况不同，德国城镇女性和乡村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确实存在差距。德国乡村人口在其城镇同胞开始接纳小家庭时仍旧维持着大家庭的传统，这种模式不同于英国，但在后来的其他地方却很常见。城镇越大，家庭中的孩子就越少。（这体现在后来纳粹提出的健康观念之中，未被城市生活污染且生育力强的农民仍在继续为所谓的“优等民族”补充人口，这与软弱和颓废的城镇居民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因为过于醉心物质追求而无法履行自己对国家的责任。）这在国家层面就显得重要了，因为随着更多的人进入城镇生活，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便越发具有城市而非乡村风貌。随着德国人口的膨胀，其城市化也在加速。例如，1800—1910年，柏林的人口规模从不到20万一直增长到200多万。

除了城镇和乡村的差异，阶层差异也是存在的，德国这方面的情况就与英国十分类似了。一般说来，家庭越贫困，其规模越大。正如农村与城市的分野成了在世界各地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一样，阶层分野亦是如此。大家庭往往意味着贫困、未受过教育和落后；而拥有一个、两个至多三个孩子的核心家庭则成为更富有、更高度城市化人群的标志，他们希望控制家庭规模，从而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他们也有意愿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实施某种形式的节育措施。与英国一样，晚婚在德国也构成了生育率下降图景的组成部分。

最后，我们对德国国家数据的进一步调查显示，天主教与新教徒之间存在某种差异，前者拥有更大的家庭，采用人工生育控制措施也更晚、更慢。[5]这种差异在一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的法语区和英语区等）内部和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的国家之间（意大利与瑞典，爱尔兰和英国）都十分常见，尽管后来天主教遵从教会严苛的生育控制后，家庭规模变小了。

简而言之，尽管德国的家庭规模到“一战”前一直在萎缩，但仍大过英国的家庭规模，并且其死亡率也在不断下降。这两个因素推动了德国在1914年以前半个世纪左右的人口增长。再者，此间还存在另一个推动德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那就是外迁移民规模的下降，这与英国形成了鲜明对比。[6]英国的外迁移民规模从一开始就比德国大，例如，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外迁移民规模就是德国的两倍。但到1914年前夕，英国外迁移民规模便已达到德国的9倍。

为了在海外寻求更好的生活，整个19世纪的德国人口都在外迁，他们往往会去往自己民族占据较大比例的地方，比如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家族来自德国萨尔州，特朗普总统的父亲的家族来自德国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卡尔施塔特。然而，一旦德国开始其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在实现统一之后，国内的机会就更多了。因此，尽管更大范围的英语国家，特别是帝国的势力范围，为英国人提供了诱人的前景，让他们可以在这些地方发现家族联系、相近的语言和政治制度，但对德国人而言，一旦他们的祖国从四分五裂走向统一且迅速发展之后，移民到相当陌生的英语文化圈的诱惑也就下降了。在某种意义上，尽管缺乏引导，但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大国的移民模式都体现在了它们各自的20世纪大战略中。德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它最终往两次世界大战的东线和西线战场上派出了大量军队。英国大规模的外迁移民意味着，虽然它可以从本土人口中召集的军队规模较小，但却允许它在战时获取全球网络中的食物、装备和兵力支持。

[1]Anderson,‘Population Change’,p.211;Maddison,pp.182–3.

[2]Anderson,‘Population Change’,p.211;Maddison,pp.182–3.

[3]Luce,loc.1848.

[4]Anderson,‘Population Change’,p.211;Maddison,pp.182–3Livi-Bacci,A Concise History,pp.136,132–3,135;Woycke,p.3.

[5]Woycke,pp.2–3.

[6]Gaidar,p.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