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与经济实力

除了军事力量，一个国家实力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便是其经济体量。大型经济体通过自身供给大部队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它还能以工业规模为军队配备武器——为军事力量做出贡献。除了能够为军事提供支撑而间接地为国家实力做出贡献以外，大规模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权力资产，它能在世界市场上以充当商品、服务买家以及他国货物之买方市场的方式发挥杠杆作用。这一点也早已得到认可，腓特烈大帝便曾宣称“人口数量创造了国家的财富”[1]。

在一个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仅够维持生计的世界中，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密切相关。如果几乎所有人的收入都大致相同，而且国民经济不多不少刚好是个人收入的加总，那么各国经济规模的差异便完全取决于其人口规模的差异。一旦各国人均收入不再持平，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当人均收入有所不同时，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便可能拥有特别大的经济体量，那些人口众多的国家则可能因为经济规模很小而变得十分贫穷。

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时期表现最为明显，先是英国，然后是西欧和北美其他地区开始转变经济并实现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1800年左右，西欧和美国东海岸的人均收入大致与中国沿海地区持平。百年之后，其人均收入水平已高出中国10倍。[2]因此，尽管事实上英国人口少得多，但其经济规模却数倍于中国。当一些经济体迅速发展并赶超其他经济体后，人口和经济规模大致的对应关系也会失去平衡。

然而，工业化有其扩张趋势，最近几十年，这一趋势所带来的巨变最突出的是中国。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正在加速扩散，因此，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并不是说全世界都在进行工业化，或者它们的工业化速度相同，但它的确意味着，随着穷国中许多人变得越来越富和富国中多数人收入止步不前，全球范围内的人均收入差距正在大幅缩小。在前工业化的世界中，各国之间的个人收入并无根本差异，因此，当时的经济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规模；同样，由于当今世界现代化经济占绝对多数，人口规模对经济规模也起着越发重要的决定作用。

然而，现代化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目了然。[3]的确，在多数女性接受教育、多数人生活在城镇，以及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里，也即那些符合我们对“现代化”定义的国家，生育率几乎都不高于3，预期寿命则达到了70多岁。现代化是人口转变朝低生育率和长预期寿命阶段发展的充分条件，仅此一项便能确保人口转型的发生。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通常不会生养7个孩子。生活在配有污水处理系统和汽车的家庭中的上班族，将比他们的乡下祖辈更为长寿，后者劳作于田间，远行主要靠双脚以及鞋子——如果条件好的话。

但全面的现代化并非实现人口转变的必要条件。随着20世纪的发展，收入和教育水平较低且相对落后的国家也可能实现低生育率，并延长人均预期寿命。政府资助的计划生育（常常得到国际援助）及其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医疗设施（这些方面也经常得到国际支持），可让人口转型的速度超过现代化。这就是像摩洛哥这样的国家生育率能降低至仅为2.5的原因（2009年时该国半数以上女性仍不识字）。这也是越南等国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1/5或1/6，但却能实现预期寿命仅落后美国几年的水平的原因。[4]廉价的技术、私人和公共慈善事业让人口转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赶超经济发展。

一旦大量人口都已达到或正迅速走向现代化，随之而来的便是人均收入的增加。像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可能保持相对较小的经济体量，而像美国或德国等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也无法长期保持在绝对经济规模榜单上的领先位置。例如，印尼人口3倍于德国，只要德国保持人均收入3倍于印尼，则德国经济规模将一直领先印尼，而一旦德国人均收入不足印尼人均收入的3倍——这是个相对遥远的愿景，但也不是此前人们设想的那般遥不可及——印尼的经济规模就会大于德国，即便德国人均经济状况仍超出印尼很多。此外，由于工业和商业技术现已广泛传播，较大的技术优势已越发难以建立和保持，人口规模开始重新成为决定经济相对规模的因素。

这样的观点可能会遭到批评，因为它相当粗略地看待了经济的整体规模，并且忽视了人均收入的重要性。我们对此有两种回应。首先，人口增长本身有助于人均经济增长，不断增加的年轻人口可以提供劳动力并形成国内市场。庞大的人口规模打开了拓宽国内市场的可能性，这在国内市场闭关自守时尤其重要，此种情形贯穿历史始终。其次，当我们谈到权力和历史的推动因素，而非衡量个人福祉的因素时，经济的整体规模便显得很重要了。荷兰在18、19世纪一直保持繁荣，但由于不具备较大的人口规模，它在世界舞台上已不再像17世纪那般重要了。由于英国人口规模在19世纪末的时候逐渐被美国赶超，它也开始失去对美国的主导优势。卢森堡是如今欧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但也是最不重要的国家之一，因为尽管其公民可能很富裕，但架不住人少，所以其经济规模依然不值得关注。相比之下，中国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体（在某些指标上已经是最强者了），尽管其人均收入仍相对较低，但是其人口众多。这使得中国作为买方和卖方在世界经济中发挥强大的影响力。

“软实力”的问题则更为微妙，并且可能不容易受到人口数量的影响。然而，绝对人口权重更可能让一个国家在世界文化舞台上施展拳脚。印度的人口规模支撑宝莱坞成为全球现象，而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则不然。这种差异可能部分取决于产品的质量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吸引力，但也取决于它们各自的人口规模。如果日本人口数量少于千万而非过亿，那么日本的设计便不太可能在世界上产生如今的影响力。可以肯定的是，软实力的范围并不完全由人口决定，也不完全由军事或经济实力决定，但在所有情况下，人口数量都占有一席之地——总是有意义，常常很重要。

[1]Jackson and Howe,p.22.

[2]Jacques,p.36.

[3]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面对“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化”等术语。这些术语免不了大量地贯穿本书始终。现代化理论方面的著述已然很多，总而言之，这些术语及其含义曾引发相当大的争论。简单讲，就我们论述的目的而言，现代化指的是朝向现代性的运动，而现代性得以实现的社会则具备三个特征，但这些特征也都不特别与人口相关，首先是城市化（多数人生活在城镇，无论你如何定义这些事项），其次是识字和教育（多数人能够阅读和写作，并且占比较高的人口接受了高等教育，即大学或学院教育），第三则是工业化或后工业化（即大部分经济由非农活动组成，并且多数人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而非劳作于田间）。紧随最后一个特征而来的是每个人的高能耗，这些消耗的能量通常来自煤炭、石油、天然气，再近一些则来自水力发电、核能或日益增加的太阳能，而非人力、畜力或更早时候的原始水力和风力等。通常，与这种定义的“现代”社会相关联的人口学特征为：婴儿死亡率下降，然后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例如，无法活满一周岁的婴儿比例从20%或者更高比例降到仅为3‰）；预期寿命的延长——部分原因在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从出生时大约可预期活到30岁一直增加到60岁或者更高）以及生育率的下降（从每个女性生育6个或者更多数量的孩子下降到3个或者更少）。当然，并非所有社会都按照某种一致或统一的模式进入“现代性”，其进入时间也必然各异。在某些情况下，城市化可能走在工业化之前，或者工业化走在教育之前；在另一些情况中，所有这三个非人口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引发人口变化，也可能落后于它。尽管如此，各国、各社会明显都会沿着英国1800年以来开启的这条道路不断前进。迄今为止，各方前进的方向还是一致的，尽管会有小幅波折或暂时的倒退。

[4]UN Social Indicators,UN Population Division2017Rev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