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缩的俄罗斯

戈尔巴乔夫可能抱怨过自己面临的问题，但1917年俄国革命时，这些问题在程度上完全不同。当时的俄国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四年的世界大战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破坏，还要设法避开德国和奥地利的军事进攻，物资供应也严重短缺。与此同时，迫在眉睫的内战让情况变得更糟了。然而，人口局面在更早的时候便已向好的方向发展，更好的人口局面的遗产让其熬过了数十年。人们会想起沙皇时代末期的女人们仍养育一大堆孩子，每家平均为7个孩子，婴儿死亡率随着基础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出现而降低，人口也开始快速增长——就像百年之前英国经历的一样，尽管这一切在俄国发生较晚，但进展迅速。

随后，俄国经历了典型的人口转型模式，死亡率下降，生育率也跟着下降，人口增长逐渐放缓。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生育率从6减半至3，而英国的这一降幅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用了两倍于此的时间。随着女性更加融入城市化，接受的教育也越来越好，并有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选择生育更少的孩子。这一变化模式早已在英国和德国出现，并席卷至更广阔的世界。1897—1939年，女性识字率从1/5上升至4/5。[1]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有文化的女性压根不会选择生育6～7个孩子。

“二战”以后，整个苏联的生育率继续下降，并在20世纪70年代降到人口更替水平，此后仍在继续下降。城市化和女性接受教育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这个问题，但苏联似乎也有其独特方面。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苏联在避孕措施上未能给人们提供消费选择，也未能提供像西方社会一样的高质量消费品。在西弗吉尼亚或威斯特伐利亚的普通工薪阶层能够轻松获得汽车或避孕药之后许久，苏联消费者在这些方面依然落后。计划生育在这方面与其他方面并无不同。1955年堕胎再次合法化，这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是唯一容易获取的避孕方法。堕胎从来都不是容易的选择，它总不可避免也带来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来自圣彼得堡的奥尔加已经堕胎7次，并且估计还要再承受7次，她讲述了自己在苏联后期的经历：

然后就轮到你了，你会进入一个血液四溅的大厅，两名医生同时为七八名女性堕胎；他们通常十分无礼和粗暴，对你大喊张开双腿，保持住……如果走运，他们会给你镇定剂，多数时候是安定。然后你就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去……[2]

同时，生产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一位母亲讲述道：

医生继续向你尖叫道：“坚持一下！”如此对待难免敷衍且毫无人情味。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性行为和生育是重罪一样。此后多年我都因为此事噩梦连连——产科病房的残忍是我们拥有的“最佳”避孕手段，几乎没人想再次经历这一切。[3]

然而，尽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生育率持续下降，但苏联的人口仍在快速增长，就像爱德华时期的英国一样，这要归功于被称为“人口惯性”的现象。每个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可能一直在下降，但由于更早时期的人口增长，仍有大量年轻女性生育孩子，而年纪较大者和那些即将过世之人仅占人口的一小部分。然而，1914—1945年间的战争、饥荒和大清洗对苏联造成的巨大损失都让人口惯性变得迟钝。这一时期直接死于人为原因的人数具体有多少仍存在大量争论，无论这些人是因为饥荒、大清洗而死，还是因为被视为“不忠”而遭到驱逐。不存在争议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14年将沙俄卷入战争。上述事件都发生在人口内在的强大惯性的背景之下。尽管如此，苏联的人口仍持续增长。后来成为苏联的领土的人口规模，1897年时为1.25亿，到1970年时，这一数字已接近两倍于前的2.5亿了。[4]到苏联解体时，其人口规模已达到引以为傲的2.87亿。当地强劲的人口增长势头到1939年时已受到战争的严重阻碍，但到1945年后又再次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然而，随着人口增速的放缓，到目前为止，增速下降已经成了人口的内在属性，就像经济发展一样。在低生育率面前，人口惯性最终会逐渐放缓。20世纪70—80年代，苏联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低于1%，并且还在不断下降。

除了灾难性的历史进程之外，限制苏联人口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即便战争结束并且恐怖事件减少，其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并未显著提升。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人的预期寿命仅略高于60岁，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仅增加到了不到64岁，这一增幅仅是西方多数国家的1/3。[5]灾难性的事实是，这成了苏联人口预期寿命的高值，苏联解体后也远未达到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水平，而且在21世纪初又倒退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从那时起，情况有所改善，但到2017年，俄罗斯男性的预期寿命才勉强超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峰值。）

与英国或美国不同，苏联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封闭的人口系统，外来移民很少，迁出移民也很少。苏联城墙高筑，进入其中比较困难，它本身也缺乏吸引力，而且外迁几乎不可能。20世纪70年代，苏联犹太人发起了争取向以色列移民的运动，但一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整个时期内，仅有50万人成行，这个数量对以色列可能是重要的，但对有着2.5亿人口的苏联而言不过尔尔。

俄罗斯似乎向来在物质方面“落后于”西欧（尽管它也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文化和科学成就），但从边远地区的角度看，俄罗斯的大城市都是大都市。大型的工业化地区，无论是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还是乌拉尔地区迅速建立的厂区，大部分都被斯拉夫语核心民族占据——要么俄罗斯人，要么白罗斯人或者乌克兰人。他们是第一批经历城市化且完全识字的人口，并且正如所料，他们也是首先经历人口转型的群体——随后便是人口膨胀——而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仍陷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此外，他们还面临一定的压力和可能的虚假俄罗斯化趋势，例如在1926—1959年期间对300万～450万乌克兰农村居民再次划分的情况。[6]

以其在20世纪中期的有利地位看，苏联人认为未来掌握在俄罗斯及其民众手中也不足为怪。但在俄罗斯人口增长开始减速的同时，边远地区（尤其是穆斯林地区）也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情况就不再是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而是一国之内人口转型的多个阶段的问题了。与以往一样，婴儿死亡率下降是社会和经济进步的良好指标。到20世纪50年代时，俄罗斯的婴儿死亡率低于60‰——与早期相比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旧很高——而塔吉克斯坦的婴儿死亡率则是俄罗斯的3倍，其他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比例也相差无几。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都已下降许多，与此前的50年代相比，俄罗斯每千名婴儿中又多出37个能活满一岁了，塔吉克斯坦的这一数字为63。[7]中亚地区的婴儿死亡率仍比俄罗斯高出许多——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婴儿死亡率是俄罗斯的3倍——但在较落后的地区，婴儿死亡率的降幅更大，这种较大的降幅对当地较快的人口增长做出了贡献。[8]

上述情况不仅仅意味着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儿童比过去更易存活，它更意味着当地婴儿出生数高于俄罗斯。到20世纪90年代初，塔吉克斯坦女性通常仍生育4个以上孩子。而到那时，俄罗斯女性每人几乎仅生育一个孩子。[9]整个这段时期内，乌兹别克斯坦女性的生育率至少比俄罗斯高出2.5，在某些时间点上甚至还高出3.5。[10]乌兹别克斯坦是十分典型的以穆斯林人口占主导的其他共和国（the other republics）之一，这些国家包括后来最终获得独立的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以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事实上，共和国层面的数据低估了各民族的具体情况，因为俄罗斯境内的非俄罗斯人也增加了俄罗斯的生育率，而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则降低了当地的生育率。境内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1926—1970年间，俄罗斯人口增长了60%，而鞑靼人则增加了一倍多。[11]

随着俄罗斯人口增长的放缓和少数民族人口的加速增长，俄罗斯人口占苏联整体的比例无可避免地开始下滑。此番转变起初看来十分温和：在1959年和197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俄罗斯人口占总人口之比的降幅略高于一个百分点，鞑靼人以及/或者穆斯林人口占比则增加了近两个百分点。[12]这似乎是个小小的转变，但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俄罗斯化是个不断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在一定程度上与进步和社会主义相关，这意味着1970年的人口普查有些出乎苏联官方的意料。[13]

上述趋势到1970年以后仍在持续。俄罗斯人口占除它自身以外（即除了后来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俄罗斯人核心聚居区以外的地方）的苏联人口比重也从1959年的近18%下跌至1979年的14%左右。[14]似乎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极扩张之后，俄罗斯人的伟大外迁运动正在发生逆转。在苏联最后的30年里，穆斯林人口翻了一番，而俄罗斯人口仅增长了不到1/4。穆斯林占多数的共和国的人口占总人口之比也从1959年的稍低于13%上升至1989年略高于20%的水平。[15]根据预测，到21世纪中期，俄罗斯人口占原苏联地区总人口的比例也不会高出1/3太多。[16]

与此同时，除了数量的上升以外，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各共和国的人口也实际地推进着去俄罗斯化进程。针对俄语核心区以外的苏联人口的调查显示，讲俄语的人越来越少。[17]这可能反映了当地民族某种态度或倾向，但也反映出俄罗斯人向中亚大举移民趋势的终结，还部分反映出某种逆转趋势。这种局面也遵从了赫鲁晓夫的处女地（Virgin Lands）政策，官方的这个政策向来是在被认为具有农业潜力的边缘地区安置苏联公民（他们主要来自斯拉夫核心地区）以促进农业生产。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个政策已明显失效，年轻的俄罗斯人迁往边缘地区的运动也已结束。俄罗斯人在边缘地区的存在感式微，这对国家统一和凝聚构成了威胁，并且意味着边缘地区在文化和人口方面一度似乎不可逆转的俄罗斯化趋势的某种倒转。

就像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南非的英裔和布尔人（现改称阿非利卡人）一样，俄罗斯人发现，首先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民族在人口增长方面不受限制的优势只是暂时的，其他民族迎头赶上仅仅是时间问题。事实证明，大俄罗斯民族之无可阻挡的人口增长不再是某种必然：俄罗斯人不再像当年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注定会填满整个地球，他们甚至注定无法填满苏联的边缘地区。

与前文一样，我们不得不对当地的数据，尤其是他们使用的分类持怀疑态度。今天的人类学家会对苏联关于“民族”的构成，以及哪些人应该被定义为何种民族的老一套做法不以为然。苏联使用的民族范畴在其他地方已不再“常用”或“自然而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区分是任意的，或者至少是有问题的（例如，将犹太人指定为一个民族），而在牵涉非欧洲民族的场合，分类往往是根据系统化、规整化的语言和民俗而强加的。

[1]Jones and Grupp,p.75.

[2]Gray,p.19.

[3]Gray,p.24.

[4]Lewis et al.,p.271.

[5]Gaidar,p.253;UN Population Division,2017Revisions:Life Expectancy.

[6]Lewis et al.,p.285.

[7]UN Population Division2017Revisions:Infant Mortality.

[8]Haynes and Husan,p.117.

[9]UN Population Division,2017Revisions:Fertility.

[10]Coale et al.,pp.112–13.

[11]Lewis et al.,p.278.

[12]Ibid.

[13]Szporluk,p.29.

[14]Lewis et al.,p.149.

[15]Anderson and Silver,pp.164–5.

[16]Szayna,p.10.

[17]Besmeres,p.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