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迈向并超越第一个10亿人口规模

中国的人口规模在很早以前就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尽管印度很快就会在这方面将其超越。以某些指标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越了美国——尽管显然不是按人均收入计。这个沉睡太久的全球人口大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已完全醒来，其现代化进程的规模、范围和速度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的。中国约14亿的巨量人口规模成就了它的现在，并且在它一路走来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作用。

古代中国是个文明延续的国家，人们因此将其区别于欧洲，后者的国家和民族出现的时间至少比中国历史上首个国家晚上千年。中国是首个人口超过10亿规模的国家，它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达到如此规模。凭借其人口规模，中国仅会在极端困厄的时期才无法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主要力量。中国在15世纪之后便选择不向海外施加影响，但由于其规模和相对性技术进步，它也不会被其他任何强权支配。

然而，到19世纪时，尽管中国仍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它未能在人口或工业方面像欧洲这个充满活力的暴发户一样向前发展，并且还付出了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以及1856—1860年）和义和团运动（1899—1900年）在内的代价。为何会如此，这个吸引人的问题本身就能够支撑起一批独立的研究文献。即便领土面积相对较小的日本也能够打败清朝并占领朝鲜，以及自1895年以来占领台湾长达50年，而且还在20世纪30年代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它靠的并非绝对的人口优势，而是人口和经济活力的综合优势。

然而，一旦中国能够将其人口规模和工业化相结合，它就会再次成为影响全球的大国，至少也能挑战人口规模较小的大国霸权。就中国而言，其人口的增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先于其工业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总体来说，人口和工业发展惯性让它重新回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其非凡的人口之路。

对日本而言，将1945年作为“归零时刻”（zero hour）是有道理的。这一年，它在广岛和长崎受到核打击之后战败，自当年起，它和德国一样需要在美国霸权主导的全新国际框架下，从战后余烬中重新建设国家。而对中国而言，1949年更有道理成为一个起点，这一年内战终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建立。（这也是人口数据多少变得可靠的时间点。）然而，如果不回顾更早的年代，我们便不能理解中国的人口及其在该国历史中的作用。

与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对中国更早时期的人口的理解会因为缺乏明确的数据而遇阻。作为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家（尽管其王朝有更迭），中国官方的人口数据可以追溯至18世纪中期，而基于官方记录对人口规模的估计，至少可以追溯至14世纪下半叶明朝开端之时。[1]然而，大部分此类数据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与那些更为久远的估值相比，似乎中国人口从公元纪年开始到17世纪中期都并未增长，其人口规模在公元2年到17世纪中期时均在6000万左右。[2]马尔萨斯主义者已经确定了这段历史时期中的5次饥荒、流行病和战争的发生，人口随之减少，然后又重新增长至某个被视为自然界限的规模。

因此，中国与西欧截然不同，尽管从长期看也同样经历了兴衰起伏，但它在超过1500年的时期内并未向前发展。然而，这种情况不应被视为“落后”的标志，因为中国的技术在此间多数时期都是世界最先进的，但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其人口模式应该反过来看，因为掌握了灌溉和水稻栽培技艺的中国比西方早得多地抵达了自身的马尔萨斯边界，其人口规模也已经达到这种农业系统所能支持的密度。事实上，马尔萨斯曾将中国作为这样一类社会的典型，其人口不受约束，人口规模总是接近其所能承载的人口规模上限，因此人们也总处于苦难和饥饿的边缘。

中国人口增长的确切时间和原因尚不清楚，但它在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确充满活力，而恰逢日本人口规模陷于停滞的1850年，中国的人口规模已接近4.3亿。[3]这意味着两个多世纪超过1%的增长率。这似乎是通过农业集约化生产方式实现的，其中涉及资本的投入、灌溉和更多地使用化肥等手段，农业产量的不断提高会相应地增加供养的人口，尽管供养水平仍处于苦难的边缘。[4]虽然存在一些记录，但中国在不同时期的人口估值仍不确定，对1650—1929年人口增长率的一些估计都未超过0.5%。与英国19世纪的进程不同，中国是在没有大规模外迁移民的情况下达到这个增长率的。中国曾出现外迁移民，特别是外迁至亚洲其他国家，但在1940年，中国以外的华人总量大约也仅为2000万。相对于有海外华人生活的地方，这个数据可能是个重要的存在，例如马来西亚，但却仅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5%。[5]似乎，中国的人口增长从19世纪中期开始减缓，在1850—1947年间可能在0.25%，[6]部分原因至少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这导致了2000万人的死亡。

支撑此间200年人口扩张以及随后一个世纪下降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数据都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从现代标准看，整个这一时期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直到最近，人们才普遍认为中国比日本更接近马尔萨斯主义者和人口转型理论的支持者假定的前现代标准。[7]

195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接近3%，如此水平的年均增长率意味着某种巨变，同时它也是世界人口不断翻涌的浪头从欧洲和北美转移出去的明证。[8]这引起了某些人士的警觉，尤其1952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当年的6亿人口与1947年的4.7亿人口形成了鲜明对照。[9]这个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是有误的，因为它意味着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了不可能实现的5%，但这组数字仍旧引发了人口政策的激变。支持多生多育的声音逐渐减弱，避孕药具也更容易获取，更为“放任”的观点也为计划生育宣传腾出了空间。

1979—2015年，一项明确的“独生子女政策”得以实施，其中涉及规劝、财政刺激和可能失去家庭和工作的惩罚等。这项政策于1980年编撰成法，1980—1984年开始实施。[10]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直接的强制措施。其中对少数民族规定了例外情况，也存在周期性的松绑，例如，近期的例外情况实施的对象则是父母双方均为独身子女的家庭。起初，这项政策受到农村地区的强烈抵制，在还地给农民之后，政策与人民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如今，中国的生育率在1.2～1.5，北京则仅为0.75。[11]

然而，独生子女政策几乎是不必要的。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证明这一点，一则参考中国的历史大势，二则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对比。1981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中国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10亿，这在外人看来着实是个惊人的数字，也明显让中国的领导层感到震惊。但值此之际，生育率已大幅下降——10年间，从6降到了3。这个趋势从1970年起变得清晰而明确，因此，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并不能对此负责。不出所料，中国的人口增速在放缓，其人口年增长率在1.4%时仍处于高位，但也仅为10年前近3%的一半。所以很明显，中国在没有施加强制干预的情况下也能应对这个问题。

第二个证明的方式则是独生子女政策在对比国际环境的情况下也并非必须。中国大陆生育率的实际轨迹与台湾地区乃至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并无太大不同。以台湾地区为例，当地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便已降至3左右，这个水平略高于大陆（这并不令人惊讶，此时，台湾更快地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到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5～2，这与大陆的水平一致。而对比韩国，总和生育率到20世纪70年代便已达到3的水平，但到90年代末，其生育率已降为1.5。[12]因此，韩国和台湾地区——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大致与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大陆处于同一起点——在并未求助于视为必要的强制政策的情况下，也实现了生育率类似或更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有效的比较对象是马来西亚的华裔人口，其生育率为与中国类似，接近1.5，这也是在并未采取严厉措施的情况下达到的。[13]）

如果人口浪潮曾给人类带来经验，其最好的经验便是放手让普通人自我管理，而非由那些自封为工程师的人干预，大抵如此。考虑到教育、一定程度的机会和避孕药具的获得程度，多数男女，尤其是女性，都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符合社会要求的决定，至少在降低生育率方面如此。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在人口学和经济学中都起作用；如果信息通畅，并且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那么能够自己做主的个人往往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做出符合社会利益的决策，至少在生育率下降的需求方面如此。这项政策是早期农业和工业政策在人口学方面得出的推论。[14]

[1]Ho,p.4.

[2]Geping and Jinchang,p.14.

[3]Ho,p.282.

[4]Fairbank and Goldman,p.169.

[5]Rheinhard,p.553.

[6]Ho,p.282;Geping and Jinchang,p.15.

[7]Nakamura and Miyamoto.

[8]Ibid.,p.16.

[9]Ho,p.42.

[10]Greenhalgh,p.31

[11]The Economist,23September2017,p.61.

[12]UN Population Division,2017Revisions.

[13]Rashid,Ghani,Daud et al.,p.699

[14]Greenhal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