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大衰退

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此前在英国发生的人口革命正逐步扩大到德国、俄国以及其他地区。英国的人口浪潮消退之际，德国正暗流汹涌，而德国的人口浪潮消退之时，俄国则风急浪高。人口浪潮接连不断，后浪来势也甚于前浪。德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比英国快，但随后下降得也更快。俄国的人口增速比德国快，其降也忽焉。[1]个中缘由十分明了。先行者总会暂时性地在没有路的地方慢慢摸索，路途走得越顺，后来者迎头赶上的速度也越快。在理解、尝试和实际测试以后，公共卫生和个人健康方面的技术也会更快得到应用。这意味着作为人口关键因素的死亡率会下降得更快。在这方面，人口学与经济学类似。英国在19世纪的工业起飞速度照此前的标准是快的，但若按照后来者的标准则显得很慢，因为它们并不会辛苦地开辟新道路，而是走别人的老路，并使用已被试验和测试过的办法和技术。

英国一直是这群寻路者的领路人，它第一个经历爆炸式的现代人口增长，也第一个见证了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增长率的下跌。到“一战”前夕，英国的生育率已降到每个女性仅生育3个小孩的水平，而且仍在下降。“一战”后，英国的生育率继续下降。20世纪20年代已降到2左右，30年代已降至低于2的水平。这一数字已低于如今所谓的“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即长期保持人口稳定所需的略高于2的水平。令人惊讶的是，英国的生育率水平在“二战”爆发前便已和如今十分接近，但中间相差近80年（尽管期间也经历过一些波动）。

“一战”以前，德国的生育率也在下降，尽管初值更高。此后，德国的生育率又进一步下降，到20世纪30年代，每个德国女性生育的小孩数已不到两个。就像英国王室一样，我自己的家族——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都一直生活在德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我的曾祖父母出生于19世纪中期，他们是那时十分常见的拥有6个孩子的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我的祖父母生于19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一战”前，他们仅有一到两个兄弟姐妹；而我的父母则生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们一个为独生子女，另一个只有一个兄弟姐妹。几十年前令法国作家和军事规划人员惶恐不安的德国人的持久生育力竟然不过如梦一场。对低出生率的担忧跨越了政治光谱；左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毫不含糊地同意生育是女性的社会职责”，并且“女性有责任成为整个种族的守护者和抚养者”。[2]

与此同时，法国女性的生活则依然如故。法国的生育率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仅略有下降，从略低于2.5降到了略低于2的水平。首先，法国的生育率此前也并未达到很高的水平，因此其降幅不大。在这方面，法国的生育率得益于该国在一定时期内仍是乡村状态，在此期间，城市地区的生育率较低，农村的生育率则较高。而在20世纪30年代，大约3/4的英国人口生活在城里的大都市中，德国的比例超过了2/3，法国则仅为1/2。除了下文讨论的死亡率和移民问题外，这种情况意味着与英国和德国相比，法国长期的人口低速增长简直不值一提。而在“一战”前，法国的人口增长规模仅为德国和英国相应规模的一小部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小部分也变得微不足道了。

如果英国是领导者，德国则是紧咬不放的追随者，而法国则纯属例外，俄国更显得例外。俄国在20世纪初的生育率水平比英国或德国曾经的峰值状态（每个女性更可能生育7个而非5到6个孩子）还高，因此，当其生育率下降时，其降速也快于更远的欧洲西部。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俄国的生育率已降至每个女性生育6个孩子的水平，并在“二战”前夕再次下降至4.5左右。这个依旧很高的出生率成了俄国人口增长的主因，但如此的下降速度也成了俄国最后极低生育率的先兆。俄国生育率本就应该如此迅速地下降，这不应该是个意外；这个国家当时正在经历一场迅猛、自上而下的转型。最合新政权心意的几个目标——通常指的是女性的识字率、城市化和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等——现在已被认为与较低的生育率密切相关。理想的苏联妇女需具备政治意识（因此，按定义基本上便是认得字），并且生活在城镇或城市之中，很可能还在工厂上班；而且她生养的孩子数量一定比自己不识字的母亲少。欧洲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的人口演变模式。意大利女性在“一战”前会养育超过4个孩子，而到“二战”爆发的时候则不足3个。[3]尽管意大利大家庭的印象在20世纪下半叶长期存在，但到那时已不过是个神话了。

在国家层面，生育率下降的数据掩盖了一些潜在的模式和地区差异。在某个特定的国家里，各地的发展速度以及因此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往往是变化的。彼此交往的渠道、文化联系和宗教信仰都强烈影响着各地的人口趋势。低生育率会从法国蔓延至加泰罗尼亚和皮埃蒙特，但不会扩展至西班牙和意大利更偏远和工业化程度更低的地区。[4]德国新教地区和工业区的生育率最低，而外围和农业地区的生育率最高。在中欧，低生育率似乎沿着多瑙河流向了最易受维也纳现代化影响的地区，上奥地利州和捷克斯洛伐克则对小家庭趋势有所抵抗。而在巴尔干地区，奥匈帝国境内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则快于“一战”前哈布斯堡王朝以外的区域。俄国的情况则是，农村地区的生育率最高，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生育率下降的部分原因在于，大部分人口从高生育率的乡村迁移到了低生育率的城镇或城市。与此同时，欧洲在采集更多的人口数据方面有了长足进步，这提供了更加细致可靠的实况样貌。国际联盟的存在是其部分原因，它能够收集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标准信息。确切地说，就像过去一样，人们并不完全明了更低生育率的实现途径，但避孕措施正变得广为人知且更为易得。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在英国倡导“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并于1918年出版了《婚后之爱》（Married Love），其中提供了有关避孕和在全国范围内开设计划生育诊所的建议。虽然她肯定遇到了阻力，但当时的情况却比查尔斯·布拉德劳和安妮·贝赞特的时候好太多。然而，当时的避孕方法并不总是便宜或可靠的，正如这首歌所暗示的：“珍妮/珍妮/满怀希望地/翻阅着玛丽·斯托普斯的作品/但看样子/她读错了版本。”[5]

生育率的下降肯定会拉低人口增长，但另一方面，欧洲许多地区的死亡率仍在下降之中，这有助于人口增长。20世纪头十年出生的英国人的预期寿命还不到54岁，而到30年代则已超过60岁。人口中的出生人数变少了，但死亡人数也变少了。这是通过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更易获取的健康保障达到的，对小孩尤其如此。同一时期，法国的预期寿命从50出头增加到了略低于56岁的水平，德国则从49岁增至超过61岁，刚好超过英国。俄国这一时期的数据不太可信，但众所周知，1910—1950年，该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2岁（苏联）增加到了67岁（苏俄）。考虑到恐怖和饥荒的相互交织，如此增幅实在令人瞩目。[6]预期寿命如同人口浪潮，一旦马力全开，战争或流行病也无法完全让其停滞，历史上最严酷的制度也做不到。

按每千人的死亡人数计算，西北欧部分地区的死亡率低于10。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一数据也相当低，它归功于疾病的消退和人口的早逝，但也要归于近期人口增长导致的年轻人口增长。近期扩张中的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因此在更大范围的社会中，他们的死亡从统计上讲也仅占很小的比例。在这一点上，随着当时人口的快速增长，欧洲拥有的年轻人口让它更像一所学校而非养老院——预期寿命急剧升高，死亡率则异常低。

[1]我们从利维·巴契所著《欧洲的人口》（Population of Europe），第132-133页中可见，1800—1913年间，英国的人口增长率从未超过年均1.33%，德国出生高峰时期的增长率为略高的1.38%，俄国则为1.47%，英国的出生率没有超出过4%，而德国曾超过这一水平，俄国更是超出过5%。我们再次查看利维·巴契（第166、168页）可知，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英国的生育率下降了0.2，德国下降了0.5以上，俄国则降低了3个单位左右。而在1920—1950年间，英国的预期寿命增加了12年，德国增加了14年，苏联则增加了近25年。

[2]Mouton,pp.109–10.

[3]Livi-Bacci,Population of Europe,pp.136,168;Kirk,pp.14,48.

[4]Kirk,pp.48–9.

[5]Ehrman,p.42.

[6]Livi-Bacci,Population of Europe,pp.135,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