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人口学指南

要了解人口学如何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我们首先必须概述其三个永恒的基本面。好消息是，这很简单。仅有三个因素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首先是出生人数，它导致人口增加；其次为死亡人数，它导致人口减少；再次为移民，人口迁入或迁出的净流动。

出生率（有时候又称“粗出生率”）是出生人数相对于总人口的数量。死亡率（又称“粗死亡率”或“毛死亡率”）则是死亡人数相对于总人口的数量。例如，20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5800万人中出生人数为70万，则其粗出生率为12‰。^[1]（请注意，人口统计数据常常用“千分号”而非百分位或百分数表示。）同年，两地死亡人数约为100万，则其粗死亡率约为8.5‰。如果没有人口的迁入或迁出，则两地人口增长率为3.5‰（即12‰减去8.5‰）。这个数值大约对应20万人，即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差值。而美国的粗出生率约为12.5‰，死亡率仅为8‰左右，因此得出其年均人口增长量（不包括移民数量）接近150万人。德国则经历了多年的人口滑坡，其粗出生率在8‰左右，粗死亡率接近11‰。若无移民，德国人口每年将减少近25万。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但不限于）非洲，出生率十分高，但死亡率又经历了大幅下降。即便非常基本的医疗保障和营养状况也能改善婴儿死亡率并延长预期寿命，从而大大降低死亡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体粗出生率约为38‰，相比之下，欧洲则仅为可怜的11‰。20世纪中期时，非洲的粗死亡率并不比30‰低多少，如今，这一数字也只是10‰出头。伊朗和伊拉克的出生率都很高（约为35‰），尽管两国都历经战乱，但它们都成功地降低了死亡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0—2015年这个时间段内，阿富汗的死亡率从13‰降至低于8‰的水平，伊拉克则从本来就很低的5.7‰降到了5.3‰。多数人在了解到伊拉克的死亡率比英国低后都会感到惊讶，这证明了伊拉克人口很年轻，就像阿富汗一样。尽管我们的电视荧屏上呈现的战乱造成上万乃至数十万人的死亡，但营养和卫生保健状况的改善仍然造福了上千万人。这就是即便在20世纪初深陷“一战”的泥潭，而且还遭受了接踵而至的致命大流感，但欧洲大陆的人口仍持续增长的原因。

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优势在于它们简便易得，它们反映了人口增长或下降的速度有多快。它们的缺点——这也是它们名中带“粗”的原因——则在于并未考虑到某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你可能会预期，像日本这种到处是老年人口的国家的死亡率比爱尔兰高，后者的人口仍相对年轻。同样，你也会料想爱尔兰的人均（相对于总人口）出生人数会更高，因为当地的育龄女性人数比日本多。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人口学家也会测量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和总体预期寿命。这些指标描述了普通女性预期可生养多少孩子——无论特定人群中有多少年轻女性，平均可预期寿命为多少以及总人口的年龄有多大。［因此，“生育”意味着实际的生产，而非生育孩子的生物学潜力。一个生育条件良好（即能够生育一个或多个孩子）的女性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从未生育。当人口学家谈到生育的时候，他们指的是实际出生的孩子。］这些预期的基础是女性的实际生育数，以及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实际死亡数（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本书末尾的附录）。

基于多种原因，生育率的引用总是跟着“每个女性”^[2]。首先，这一点差不多是确定的每个生产情况中的母亲是谁；相比之下，父亲的身份则更难确定。结果，计算每个父亲的生育数可能会导致重复计算或遗漏。其次，女性能够生育的孩子数量范围在0到很少出现的15之间。而对男性而言，这一范围从0到上千（至少理论上如此）不等，因此，它只是一个对女性而言更方便统计的数字。第三，可能生育孩子的女性世代比男性更为确定。从统计学上来看，45岁以上女性的生育能力多少会被忽视。年纪大的女性的确能生孩子，但因为数量稀少而不足以对统计数据产生有意义的影响。相比之下，男性至少理论上可以活到老生育到老。因此人口学总是关注女性，至少在涉及出生问题时如此，尽管这样做有时候会给人留下将她们视为统计数据或统计单位的印象，同时更关注她们是否生育孩子以及生育几个孩子，等等。然而，生育能够而且的确必须从统计学的角度加以看待，并在不同地点、时间对其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它是如何变化的，这比通过观察每个女性的生活状况及其选择而可能得出的见解深刻得多，后者会呈现出女性的愿望、焦虑和抉择。做这样的统计并不只是在描绘数据，它也是在呈现过去200年的人口演变故事中最鼓舞人心的一个因素，即女性是如何逐步掌控自己的决定权和生育孩子的数量的。

粗出生率和粗生育率之间的差异，可通过比较南非和以色列的情形得到说明。南非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城市化水平和政府提供节育控制服务的协调能力在过去都得到了提升，因此其生育率也经历了急剧下降的过程——南非在这个方面远远领先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国家。但直到最近，南非的生育率依然很高，总人口中的年轻人占比也较大，这反映了此前数代的生育决策。相反，以色列则是个异乎寻常的例外，近几十年来，这个发达国家事实上经历了生育数量的攀升。南非的出生率略高于以色列，二者分别为22‰和21‰，但这并非简单地由南非女性人均生育更多孩子所导致的。如今，以色列平均生育率在3以上，南非则低于2.5。南非稍高的出生率是其近期生育率（现在也不再高了）的产物，就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该国女性尚且人均生育5个孩子。这种情况产生了一个年轻的世代，育龄女性也很充足，但她们现在已不再会做出生育许多孩子的选择了。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色列的总和生育率与南非相比低了1.5。而育龄女性占以色列总人口的比例较小，但她们每个人生育的孩子数更多，因此以色列的生育率很高，但其粗出生率并不高。

总和生育率是当下情况的良好指标，它是特定时间点生育情况的快照。对其进行明确的衡量反映了某一代人的完整生育情况，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事后获取，即在这一代女性全都超出了生育年龄之后。我们将生于19世纪70年代和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进行对比是可能的，因为这两个群体都已不能再生育孩子。但要对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女性的生育情况进行对比则更为困难，因为这两个群体可能还处于生育期内，并且可能还会生育。尽管如此，总和生育率仍是确定当下生育状况的最佳衡量标准。

相应地，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道理与出生率和生育率相同。我们以日本和西非的几内亚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两个国家的粗死亡率都是10‰。但两国死亡率的原因却各有不同。日本是个老龄化国家，几内亚则是个人口十分年轻的国家。如果二者的预期寿命相同，则几内亚的死亡率将远低于日本，因为这个年轻国家人口中的死亡人数会低得多，而日本人口的年龄则大得多。由于这两个国家的粗死亡率相同，而几内亚人的平均年龄又比日本年轻很多，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几内亚人死亡时的年龄一定比日本人小许多的结论。日本人可以期待自己活到85岁左右；而对多数几内亚人而言，生命在30岁或者更早的时候便终结了。想象一所寄宿学校和一所养老院，两个地方都住有1000人。如果这两个机构在某个特定的年份都有20人死去，则它们的粗死亡率均为20‰，但养老院中的人口平均而言比寄宿学校的活得长久得多。

我们也可以通过展示儿童或65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来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最简单的方式便是计算年龄中位数：如果所有人口按年龄顺序排列，位于这个序列中间的那个人年龄是多大？几内亚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低于19岁，日本则超过46岁。

[1]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据与整个英国有所不同，前者的人口规模约占后者的90%。

[2]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在后文中更多直接给出生育率的具体数字，从而省略“每个女性”这样的表达。比如，假设生育率为3，则不写作每个女性生育3个孩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