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欧洲

当然，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外的第三个（也是最接近现代的）决定人口变化的原因则是移民。欧洲人口在“一战”前的几十年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外迁趋势，流入地主要是美洲。而在20世纪初的高峰时期，欧洲移民海外的人数每年接近150万，人们主要去往美国以及整个美洲，加拿大和阿根廷分别是英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理想目的地。“一战”期间，欧洲流出的人口迅速下降（那些已经移民的人正应征入伍，跨大西洋航运则忙于为协约国运送补给，而此前一些外迁移民来源国也正与美国交战），此后再也没有恢复。

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门渐趋紧闭，欧洲外迁移民数量受到限制。美国政客急于限制移民，特别是那些被视为“不合适的移民群体”，他们先是通过战前移民人口的均衡状态，然后再根据战前总人口的差额来贯彻20年代的移民配额，从而支持那些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被视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群体，或者至少是那些更容易被同化的人群，同时歧视那些来自意大利和东欧的人——主要是天主教徒和早先来自俄国的人——大部分是犹太人。^[1]天主教徒在很多美国人的心里总是与大城市（特别是在东北部地区）中喝醉酒的乌合之众联系在一起，而禁酒运动也带有明显的新教色彩，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逐渐禁止了对酒精的滥用。对犹太人而言，广泛而持续的偏见让美国在他们多数人最需要的时候关上了大门。

“二战”前的几年里，欧洲的外迁移民数量降到了每年几十万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是美国移民政策的结果，也在于欧洲局势的变化。对欧洲大部分地区而言，20世纪20年代是经济腾飞和充满机遇的年代，这降低了人们在欧洲以外寻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尽管可能听上去有些麻木不仁，但在战火中丧生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的确为留在家里的男孩腾出了更多机会，无论是在就业还是在求偶方面。移民往往是农村现象，欧洲社会正变得越发具有乡土气息；对许多人来说，移民到城镇或城市是彻底离开欧洲的替代性选择。当20世纪30年代经济衰退袭来，不仅美国的移民限制收紧，而且不景气的经济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都让它不再是移民的向往之地。的确，一些可怜之人——当时的芬兰移民——就被劝说“回到”苏联治下的芬兰境内：他们在那儿会被扔在卡累利阿冰冷的荒野，或者被当作天生可疑的外国人放逐到西伯利亚，幸存者寥寥。

从国家的角度看，英国是外迁移民放缓的例外。它仍旧有着庞大的海外帝国可吸纳新成员。20世纪20年代早期，英国和爱尔兰外迁移民上升至每年近20万，仅略低于战前时期。然而，英国的外迁移民人数也迅速下降，到20世纪30年代已不足20年代的1/3。而对欧洲其他国家而言，外迁移民的下降是巨大的。^[2]到20世纪早期仍是最大人口输出国的意大利则是个极端案例。约有40万意大利人在20世纪头10年中的移民高峰年代离开意大利；而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每年外流人数则仅为2.5万人。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是战前奥匈帝国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方在20世纪头10年中每年的外迁移民规模为25万。各种限制和大萧条改变了这种情况，中欧在经济衰退中损失惨重，但与此前的经济衰退不同，自身经济也面临问题的美国无法再提供光明的前景和就业机会。到20世纪30年代，每年来自奥匈帝国的移民人数已降至可忽略不计的五六千人。所有主要的移民接收国——美国、巴西、加拿大和阿根廷——都见证了人口流入的急剧减少。^[3]欧洲人向新世界的大移民运动已经终结。

欧洲外迁人口的降低——以及死亡率的下降——有助于抵消欧洲大陆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也缓解了人口增长率下降造成的影响。因此，即便出生的婴儿数量减少了，欧洲人口也因为离去的人口（无论是进入棺材还是远渡重洋）的下降而得以增长。与此同时，尽管离开欧洲的人数少了，但其内部各国间的人员流动却增加了。欧洲人向来在其内部各国之间流动，英国则因为相对孤立是个例外。“一战”前的各国人口流动规模还不是很大。欧洲内部最大规模的国家间流动人口是受到迫害的俄国犹太人，很多人都逃往美国，一些人则选择了加拿大、阿根廷和南非，但也有很多人选择留在欧洲，并前往相对宽容的西欧等地，尤其是法国和英国。1918年以后，欧洲大陆内部的人口迁徙变得更加普遍了。大陆内的人口主要往西迁徙，首选的目的地是法国，部分原因在于法国政府的鼓励。简而言之，欧洲西部比东部更为自由和繁荣，因此也更有吸引力。1931年，超过300万欧洲移民居住在法国——这分别是生活在德国和英国的移民数量的两倍和三倍——这个数据占法国人口的7%以上。^[4]最大的移民来源国是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

各国内部也有大量人口迁徙运动，通常是从贫穷、落后、边缘地区迁往工业中心。比如意大利人从南部迁往北部；西班牙人迁往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在不列颠群岛内部，人口则从爱尔兰、苏格兰迁往英格兰中部和东南部。这种人口迁徙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因素的驱动——寻找生计，但有些也出于政治动机，例如20世纪30年代4000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或者被佛朗哥击败后从西班牙迁往法国的50万共和党人。

这些空洞的数字不应让我们对其中常常涉及的人性之光辉和悲剧视而不见。对许多人来说，迁往西欧就意味着自由，就像此前移民美国的一代人一样。然而，逃亡法国的德裔犹太人在1939年“二战”爆发后便被拘禁，1940年法国沦陷后他们又被移交给了德国，其中很少有人在战争中幸免于难。1940年，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打算逃离纳粹占领的法国前往西班牙，当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遣返后便自杀了（法国和西班牙的地中海边境小镇布波立有为他树立的纪念碑）。此前一年，伟大的大提琴手巴保罗·卡萨尔斯从西班牙逃了出来。数十年间，他都拒绝在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国家演出，结果，他只好前往法属加泰罗尼亚的鲁西荣（在法国边境一侧的普拉德建有纪念他的雕像和博物馆，此地也笼罩在本雅明死去的高山的阴影之下）。那些年间，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银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建筑史学家尼古劳斯·佩夫斯纳先后前往英国。英国后来的保守党领袖迈克尔·霍华德的父亲以及工党领袖爱德华·米利班德的父母也都纷纷逃离东部的战火前往英国。

[1]Gerstle;Gratton.

[2]Kirk,pp.75–6.

[3]Kirk,pp.279–80.

[4]Ibid.,pp.2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