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以外的东正教世界

直到1979年，社会主义阵营中被西方称为苏联集团的欧洲部分主要由中欧和东欧国家组成，包含了既不说斯拉夫语也不信东正教的国家（比如民主德国和匈牙利），也包含了说斯拉夫语但不信东正教的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还包含了信奉东正教但不说斯拉夫语的国家（比如罗马尼亚），以及说斯拉夫语和信奉东正教的国家（比如保加利亚）。随着社会主义阵营苏联集团的解体，东正教世界自1991年以来可以说在文化和发展程度上与俄罗斯并驾齐驱了。但在我们进一步分析之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苏联和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的剧变，早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生育率从本来就很低的水平骤降是相当普遍的情况。例如，民主德国的出生率从1988年的13‰下降到了1992年的5.5‰，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降幅实属惊人。^[1]与俄罗斯一样，普遍的衰败和经济困难以及年轻育龄女性的重大运动都成了西方世界归咎的对象。

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那些可被归为“文明”的国家和民族群体往往会在人口和其他方面表现出类似的风格，而这反过来又的确是将它们定义为文明的依据。西方（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在战后都出现了类似的婴儿潮模式，紧接着就是生育率的下降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同时还伴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稳定增长的趋势。同样，类似而一致的模式也广泛出现在远东、中东、拉丁美洲、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尽管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事实上，这些相似之处使得本书能够按照1945年以后的文明路线进行组织。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东正教文化。多数东正教国家到1950年便已完成人口转型的大部分进程，当时仅有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上报的生育率高于3，但二者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也经历了生育率迅速下降的过程。尽管这些国家走过的道路有所不同——罗马尼亚出现了异乎寻常的跃升——但它们的生育率到21世纪初的时候都止步于某个极低的水平。在除塞尔维亚的其他国家中，其生育率都下降到了远低于1.5的水平，尽管其中多数国家的生育率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中都曾有所恢复甚至超过这一水平。（与俄罗斯不同，多数东正教国家都经历过人口寿命的增长过程，因此，其人口从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上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抵消。）然而，恢复之后的生育率仍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其中的原因与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人口下降现象类似：现代人对女性教育及其理想的态度，外加持续存在的对待婚外生育的传统观念共同使然。

[1]Bhrolgháin and Dyson,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