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石油和政策：中东和北非人口的生成

生活质量的初步改善会对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最初生育率居高不下，但是最终随人口的城市化和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而出现下降的趋势，人们可能会期待中东的人口转型与西方和亚洲类似。然而，一些基本的差异和特性让中东的故事与众不同。

人们一定会认为伊斯兰教起了关键作用。很多时候，在穆斯林人口与非穆斯林比邻而居的地区，或者在非穆斯林占主导而穆斯林占少数的国家，穆斯林的生育率会相对较高。[1]晚期的苏联，以及个别时期的巴尔干半岛、以色列和东南亚都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印度也是如此，当地穆斯林的出生率向来比印度教徒高，而就整个南亚而言，巴基斯坦的出生率已经超过印度，这一点显而易见。西欧那些接收了众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也是如此。因此，伊斯兰社会以及伊斯兰教给人的印象经常是，其内在地具备支持多生多育的因素。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人在20世纪头10年就曾担心德国人天生生育力强，并且很可能产生无休止膨胀的人口规模。同样，这也让人想起德国人对同一时期的俄国人，特别是一般意义上的斯拉夫民族的类似看法。如今，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已位于所有大国中生育率最低之列：事实证明，两国都不会永久性地多生多育。因此，尽管世人明显倾向于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目前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特点会永久持续下去，但人口统计常常带来意外——某个民族既不会一直多生多育，也不会一直不生不育。文化也是如此，至少不会一成不变。当环境改变后，人口结构也会产生变化。

因此，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文化一样，其内部并不存在支持高生育率的因素。

有时候，伊斯兰当局会反对生育控制，例如20世纪60年代巴基斯坦的德奥班迪强硬派就是如此，但这只是例外情况，而非普遍性规则。[2]伊斯兰世界并没有哪个重要宗教权力机构像罗马天主教会那般对生育控制进行过全面禁止（尽管天主教徒实际上会在很大程度上忽略这些禁令）。事实上，早在1937年，埃及的大穆夫提（Grand Mufti）通过的一项允许使用避孕药具的裁决，就反映了人们对人口增长的早期忧虑。[3]

然而，伊斯兰社会的某些特征有助于提高生育率。伊斯兰世界部分地区不愿让女性受教育，以及女性识字水平相应较低的情况都与高生育率相关。在非婚生育非常罕见的社会中，未进入婚姻的女性意味着一定比例的无子化情况。在施行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女性不婚以及因此无子的概率也会相应降低。就像在伊斯兰世界多数（绝非全部）国家中一样，女性早婚往往会导致高生育率；而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仍旧较低。与此同时，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地的女性进入职场的比例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甚至不及埃及的1/3。这是高生育率的另一个相关因素。[4]

因此，与伊斯兰教本身比起来，鼓励多生多育的因素更可能与伊斯兰文化相关，这可能解释了很多地方的政府在宣传计划生育方面缓慢而迟钝的努力。以埃及为例，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项研究发现，仅有1/10的已婚女性曾参与过计划生育临床实践课。在这一时期，这仍是获取避孕药具最为常见的方式。[5]然而，一旦政策被采纳，就会非常有效。伊朗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已为世人所注意，尽管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但一定受到了国家层面的推动。

事实上，伊朗是个有趣的研究案例。1979年掌权的霍梅尼起初支持多生多育，而且也基于自身意识形态坚持这个立场。伊朗国王的计划生育方案部分被终止，随着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政府允许的结婚年龄降低了。原本就很高的生育率也略有上升，到80年代结束时，毛拉[6]们已经开始对不断膨胀的人口增速有所警觉。教令也确认了生育控制的可接受性，同时还重新引入了计划生育方案并将其加以扩展。国家支持的首个避孕套制造工厂也在中东建立起来。结果是戏剧性的，当地生育率到21世纪初的时候已降至2甚至更低。现在，伊朗政府开始改变主意了，其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宣称，他对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充满恐惧”。他正在推动一项提高出生率的14点计划，其中包括免费的产房、更长的产假，以及终止自由切除输精管的手术并将其列为非法。

然而，随着女性识字程度的提升，以及更高的教育和城市化水平，政府彻底扭转政策是否会对伊朗女性的抉择产生实质性影响仍有待争论。最新的联合国数据显示，伊朗人的生育率并不比俄罗斯高多少，位于更替水平以下，并且在不断下降。伊朗的城市青年避免成为父母的故事体现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一位德黑兰的中产阶级女性抱怨道：“如果我放弃自己的工作并生儿育女，我们如何才能租得起一间房子？”一位临近毕业、对政权不满的大学生控诉道：“我不想让孩子来到这个‘地狱’。”另外一位承认自己曾两次非法堕胎的女性说：“我们在不要孩子这件事上是认真的。”[7]然而，除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担心，似乎还有来自文化方面的担忧。在将早婚和生儿育女与保守主义、宗教和生活方式的限制联系在一起之后，年轻的伊朗人就与日本的同龄人很像了。似乎伊斯兰社会也难免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型，众人的生育选择更多反映了个人的价值观和偏好，而非纯粹的物质条件，很多人完全避开了父母的身份来优先考虑其他项目。

虽然近年来北非地区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2以上，甚至还有所上升（例如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地），但是，不仅伊朗的生育率下滑惊人，黎巴嫩也是如此，此地的生育率在1.75以下，甚至低于伊朗。整体而言，宗教因素在这里可能也起了一定作用。在整个中东地区，基督徒的生育率往往低于穆斯林，而黎巴嫩仍然是该地区基督徒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近年来，此地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与结婚年龄的上升和使用避孕药具的增加有关；[8]女性受教育水平的增加也与此相关，尽管这里的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其他地区而言依旧很低。城市化也起到一定作用。该地区的生育率下降并无特别之处，需要解释的是它的延迟。

除了宗教和政府政策，海湾地区储量丰富的石油资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石油矿藏带来的好处在这一地区分布并不均匀，但它甚至也为石油大国以外的人口带来了就业机会和经济利益，而这可能支持了该地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生育率。[9]石油大国的人口模式不同寻常。它们的生育率往往很高，但会不断下降（以沙特阿拉伯为例，该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从7以上降到了3以下），而质量相对较高的医疗保障则维持了较长的预期寿命（以阿联酋为例，当地预期寿命自1950年以来从低于45岁上升到了75岁以上）。人口方面最令人惊讶的则是移民的涌入，他们多数提供了低技能的廉价劳动力。例如，卡塔尔的人口规模从战后的2.5万增长到250万，这一数字并非由不可能的高自然增长率实现，而是靠劳动力的迁移而实现的——卡塔尔原住民不足20%。[10]

虽然导致人口增长的基本力量——死亡率下降，尤其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持续走高的生育率——随处可见，但它们在这里的实现方式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人们可能会说，这一地区的上述因素比其他社会具备更多的“外因”，并且经常通过西方的援助计划或者最终经由石油繁荣援助而实现区域内人口迁移。如今，由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援助，埃及在一定程度上能养活自己的人口了。如果没有这些资金和外部提供的医疗保障以及其他福利计划，我们很难看出埃及人如何能将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70多岁。这造成了一种不同于英国的人口脆弱性，它有效提升了自身人口的数量，而在其他方面也有其独特性。这意味着，如果油价暴跌到沙特阿拉伯削减其资助的程度，或者埃及与美国关系恶化，埃及的人口就会面临危机。而到目前为止，发生在地中海区域的移民潮则可能最终被视为即将发生之事的预兆。地中海沿岸的上亿饥饿而绝望的埃及人会为欧洲带去前所未见的移民危机。

[1]Jones and Karim,p.3.

[2]Riddell,p.82.

[3]Fargues,‘Demography,Migration’,p.19.

[4]Ibid.,p.23.

[5]Cairo Demographic Centre,p.7.

[6]毛拉（Mullahs）是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译者注

[7]New York Times,7June2014,https://www.nytimes.com/2014/06/08/world/middleeast/irantehran-offers-incentives-to-middle-class-families-to-have-more-children-as-populationdeclines.html（impression:14August2017）.

[8]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Western Asia,pp.59–60.

[9]Fargues,‘Demography,Migration’,p.22.

[10]Winckler;UN Population Division,2017Rev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