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统计公式是怎样运算的？

人口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是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维多利亚女王坐拥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的最佳照料条件。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好运的眷顾等都是其优势条件，但直到她的统治临将终了之际，英国每6名婴儿中就有一名无法迎来自己的第一个生日。仅仅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英国境内出生的每300名婴儿中才仅有一名无法活到1岁。而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比如阿富汗和安哥拉等国，即便情况正在逐渐改善，这些地方的婴儿如今存活的境况并不比百年之前的英国好多少。然而，世界其他地方的进展甚至比英国都要迅速。就在晚至20世纪20年代时，韩国几乎每10名婴儿中就有3名会在1岁之前夭折，但如今这一比例仅为3‰，不到百年的时间提升了100倍。进展来得如此迅速，乃至多数人无法理解这种规模的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婴儿死亡率令人目眩的下降速度可能在短短数十年间就使人口翻两番，这会对一国之经济和环境，及其招募军人或向海外移民的能力造成深远的影响。

在没有战乱、瘟疫或其他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排在婴儿死亡率之后的第二大人口驱动因素是婴儿出生数量。这个因素在过去200多年间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平均而言，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女性平均生养5个孩子（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尽管比她们的女王生得少）；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女性就同伊丽莎白二世王太后一样仅生养两个孩子了。出人意料的是，婴儿的出生数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20年的上升期。西方世界普遍如此，这一势头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美国达到了3.7的峰值，而在60年代初的英国则再次降到仅为3出头。到了21世纪，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如今，伊朗女性生养的孩子少于法国女性，而孟加拉国的女性生养孩子的数量则与法国女性大致持平。

社会因此受到巨大的影响。随着社会上平均年龄的迅速升高，学校变得人去楼空，养老院则人满为患。瑞士国内的和平局势与其公民平均年龄已超过40岁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同样明显的是，也门的暴力事件与其公民平均年龄不到20岁之间也存在关联。尽管其他因素——瑞士非常富裕，也门十分贫穷——也起了作用，但实际上，人口年龄越大的国家，往往越比人口年龄小的国家富裕得多。而就贫穷国家而言，人口年龄最年轻的国家发生的暴力事件往往也最多。例如，南非人的经济状况并不比马其顿人差多少，但南非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在26岁左右，马其顿则在38岁上下。因此，南非的凶杀犯罪率比马其顿高出20倍并不奇怪。另一方面，萨尔多瓦和孟加拉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约为27岁，与南非持平，但前者的凶杀犯罪率为南非的两倍，而孟加拉国的凶杀犯罪率仅不到南非的1/10。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也十分重要。在本案例和其他例子中，人口因素并不能解释一切。然而，年龄和暴力之间仍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几乎所有凶杀犯罪率高的国家人口年龄都较年轻，当然也不排除人口年龄年轻的国家，凶杀犯罪率较低。

重新塑造世界的第三个因素是移民。当代英国的情形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一度是大规模人口——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和诺曼人——流入地的不列颠群岛，在1066年后便停止了大规模人口迁入过程。1945年以前，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前往海外生活，人口繁殖很快覆盖了新大陆。但这种移民运动几乎是单向的，即向外流出。17世纪末，迁往不列颠群岛的胡格诺移民——至多20万，很可能更少——是数百年来迁徙至此地的唯一大规模外来移民群体^[1]，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流入不列颠群岛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很可能在其高峰时期也未超过每年1.2万人。

如今，这种局面已彻底扭转。英国人仍会前往海外生活，尽管他们的目的地更可能是阳光海岸的养老别墅，而非前往加拿大草原度过艰苦的生活。与此同时，每年都会有来自全球的数十万移民抵达英国。无论这是否令人满意，如果不承认移民运动的史无前例性，我们便难以理解人口变迁在改变社会方面带来的深远影响。那些在2011年的英国人口普查中声称自己为“白种英国人”，或者至少其祖先自1066年以来便是不列颠群岛原住民的人，很可能会在21世纪中期以后成为英国境内的少数族裔。

[1]Livi-Bacci,Population of Europe,p.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