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种人口的老龄化

2015年1月，英国媒体上出现了一则不同寻常的招聘广告：大步迈向90岁高龄的女王正在寻找可以帮助她向那些年满百岁的英国臣民送去例行祝福的人。“您将负责处理公众的要求，以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接收者都能收到女王的贺卡。”女王于1952年首次登上王位时，仅发出了3000份这样的问候，但截至此次广告登出时，这一数字增加了3倍多。

不论在哪个国家，那些年满百岁之人都是少见的。今天的英国约有1.5万名百岁老人，这个数字在10年内翻了3倍。而英国年满90岁的人数在1984—2014年间也翻了3倍，并在后一个时间节点达到50多万。女性曾在超级老龄人口中占据主导优势，年满80岁的女性与男性人数之比在20世纪80年代时为4.5∶1，如今的比值可能为2.5∶1。超高龄女性越来越多，男性也是如此。当然，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并不仅限于那些有资格接受女王陛下祝福的人。就这部分人群的总数而言，德国和美国并未落后于英国和西班牙多少，而瑞典、法国和意大利则走在了前列。[1]

因此，尽管人口的生育故事方面常有惊喜表现，“二战”之后还出现了爆炸性增长，但是此后西方大多数国家在过去50年中经历了急剧下滑，死亡率方面却无甚变化，无论欧洲还是北美的人口都已越来越长寿。实际上，今天发达国家的大部分老龄化现象都是婴儿潮的结果，大量战后出生的同期年龄群体现在都已年届七旬。这应该不足为奇。家庭规模受到一系列社会、文化、经济和宗教因素的影响而充满变数，但所有社会中的多数人口都想活得长些。因此，延长寿命成了个人、政府和社会普遍追求的目标。在许多公民看来，提供卫生保障以延长寿命已成政府最核心（即便不是唯一）的职能之一，而关于生活方式的建议和选择则围绕健康生活及其方式而提出，并旨在推迟致命疾病的发作。在发达社会中，死于流感或霍乱等传染病的人越来越少，私人和公共卫生保健成功地将这些生命的威胁最小化了，甚至将其根除。与此同时，死于和年龄相关疾病的人则越来越多。

欧洲较为发达的国家在“二战”之前便已取得这些成就。乔治·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曾描绘过“生活在一排排低矮、阴暗的贫民窟中”的穷人，但无论其命运如何艰难，他们也享受着比狄更斯笔下的前人更为富足的物质条件，寿命也更长。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更好，预期寿命更长，养育的孩子更少，而且孩子们也更可能长大成人。这一进程在1945年以后便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住房、教育条件得以改善（几乎总是与更长的预期寿命相关），收入和生活水平全面提升；最后，普遍免费或得到补助的医疗保健逐渐成为常态。

社会年龄最常用的衡量标准是看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及其年龄中位数。1950—201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稍低于70岁上升到了稍低于80岁的水平。欧洲的年龄记录仍令人印象深刻。像法国、奥地利和比利时等众多欧洲国家在1950年时的预期寿命才稍高于65岁，如今则已超过80岁。欧洲福利国家提供的医疗保健越来越多，其社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无论我们对此是支持还是反对，终究更为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都意味着西欧人通常会比美国人的寿命多出几年。[2]

与美国一样，欧洲人的预期寿命自1950年以来也延长了10年或更长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抵消人口增长放缓——乃至人口减少——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已造成了生育率下降的后果。近年来，西方社会预期寿命的持续增长逐渐变得步调不一。例如，美国人口中的一些亚群体——尤其是地位较低的白人群体——的预期寿命已陷入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局面。而在2014—2015年，毒品、酗酒和所谓的“无望病症”使美国的预期寿命出现了些许降低。[3]普遍存在且不断加深的肥胖病症也加剧了这一局面。断言此种逆流是否会造成广泛而持续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似乎不太可能——朝越来越长的预期寿命迸发的态势是人口学的绝对假设之一——但人口浪潮也可能产生可预期的波动。

普遍延长的寿命——即便出现了些许波折——和出生率的下降都意味着西方社会已进入老龄化阶段，正如我们从年龄中位数上看到的那样。美国社会的年龄中位数从1950年的30岁增加到了2015年的38岁，而许多欧洲国家的增长则更加剧烈，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增加更为显著，出生率下降也更为迅猛。例如，西班牙社会的年龄中位数从28岁增加到了43岁，意大利则从不到29岁增加到了46岁，德国社会的年龄中位数也已达到46岁，它与日本一样并列世界之最。每个社会逐渐走向中年并持续变老的情况可能也属历史上头一遭。如今，德国普通人——以及比他们早出生几十年的人——已经活到了其曾祖父曾祖母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值。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以及西方大多数其他人的情况也都与此类似。

更长的预期寿命和更高的年龄中位数在很多方面都是受欢迎的。人渴望长寿，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世人总体上寿命更长以后，更为丰富的生活、工作变动中更多的机会和前景，以及更多的闲暇都成了以前多数人无法设想的好事。比如休闲业整个行业都发展成了为退休之人提供冒险和各种经历的所在，而这些人的祖辈对此也只能想想而已。曾经被视为恐怖的事情——衰老、生病和依赖他人赡养——对许多人而言已经成了金色的黄昏。获益的是社会，而不仅仅是个人。老年人往往更为平和，这部分人占主导的社会也会降低犯罪行为的发生，这可能是对年轻人精力和创造力消退的某种补偿。

老龄化社会和犯罪率的下降之间存在可靠的联系，过去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的犯罪率的确下降了。但其中存在两个主要和相互联系的关注点。首先，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导致个人护理和医疗保健等需求的增加，会对社会上的劳动人口造成过重的赋税负担。这成了2017年英国大选的一个核心问题，首相特蕾莎·梅提议改革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又被迫做出让步，这让她在关键的时候丢失了自己“强硬稳健”的声誉。当地缺乏年轻人来满足这些需求很可能导致了进一步的移民，从而产生了进一步的后果。在任何情况下，移民可能都只是社会老龄化的权宜之计：移民人口的老龄化和年轻人流动的影响将超出欧洲的范围。此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欧洲会永远拥有吸引境外年轻移民的经济影响力，即便它这么想也做不到。

与老龄化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老年人退休后获得的大量国家福利，而不断缩小的劳动力人口会越来越难以承受这种负担。1889年，当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首次为70岁以上的德国工人引入养老金制度时，他们很少有人能从中获益。当时德国人的预期寿命远低于50岁，因此，一个70岁以上的工人是幸运且相当少见的了。当时落实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特别是针对寿命长的穷人的保险。自那时以来的退休年龄不断下调，而预期寿命却大幅提升，这给代际契约造成了巨大压力，这种契约对许多欧洲福利国家起着支撑作用。与福利国家早期，年轻工人相对受抚养老人的比例很高的情况一样，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提供养老金并非难事，即便它们变得越来越不像真正的保险（因为多数想要获得这份福利的人最终也都得偿所愿）。

随着活到高出退休年龄许多的人口越来越多，年轻工人的数量渐趋枯竭，局面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估计，为了稳定政府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德国的福利支出会削减1/3以上，荷兰和美国则会削减40%以上。另一种办法便是提高退休年龄，例如荷兰就提高了7年。[4]这些选项中的任意一个或者它们的组合都会面临政治上的困难，但由于许多欧洲国家已债台高筑，因此从长远看，政府选择增加债务来拖延问题的意愿并不明显。老后破产和国家破产的“幽灵”正在欧洲游荡，美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1]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2015.

[2]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2015Revisions.

[3]Washington Post,8December201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health-science/us-life-expectancy-declines-for-the-first-time-since-1993/2016/12/07/7dcdc7b4-bc9311e6-91ee-1adddfe36cbe_story.html?utm_term=.25ef71e054e3（impression:13November2016）.

[4]Jackson and Howe,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