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人口与历史

第一章　引言

1754年，19岁的琼·朗博尔德（Joan Rumbold）与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相遇，当时她正住在伦敦的切尔西区。三年后，菲利普斯抛弃了有孕在身且染上了淋病的琼，她最后走投无路，被济贫院收容。当一个带服务性质的工作机会出现后，她便被派往临近的布朗普顿工作，把儿子小约翰留在济贫院，小约翰在两年后夭折。^[1]如今，这个与绝望、抛弃和婴儿死亡相关的普通人的故事，会令多数发达国家中的人感到羞耻，社会福利机构和媒体也会对此进行自我检讨甚至推诿责任。但在18世纪的英国乃至当时其他任何地方，这实在不足为道。甚至，人类有史以来便是如此。在当时或者更早的时候，欧洲成千上万，甚至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女性身上可能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时的物质生活极为匮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每天都要与饥饿、疾病或其他灾祸做斗争。

从历史长河中回望，仿佛就在昨天，人类依旧过着肮脏、野蛮和寿命短暂的生活。早期工业化甚至前工业化时期，普通人生活的任意一个侧写，从饮食、居住环境，到生老病死、愚昧无知；从卫生条件缺乏，到健康无法得到保证等，都很容易触动当代读者。例如，对西班牙葡萄酒产区的农民来说，每年的关键季节都需要所有帮手齐上阵，养育小孩的妇女只好把孩子“留在家中，任其裹着肮脏的尿布，眼巴巴地哭泣和挨饿”。结果，无人看管的小孩可能就被院子里放养的家禽啄伤了眼，或者被家猪啃伤双手，甚至还可能“掉进火堆中，或者……溺死在无意中留在门口的水桶或洗衣桶里”^[2]。因此，18世纪西班牙出生的婴儿中，有1/4到1/3在活到一岁之前夭折，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而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侧，法国普通农民——占当时法国人口的大多数——的生活则相对好些。如今，法国的洛泽尔省是一个因皮划艇运动和鳟鱼垂钓而令人向往的地方，但在18世纪的时候，当地多数居民都穿着破烂的衣服，居住在破败的村舍里。那里“遍地粪便”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村舍绝少装有窗户，地板上铺着残破的帆布和毛料当作床用，“年迈的人、新生婴儿……健康的人、生病的人或者将死之人都躺在上面”，而刚刚过世的人也并排放在一旁。^[3]大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农耕社会以来，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可以见到类似的悲惨描述。

早期乡村生活的田园诗幻想不过如此，它只有在一个城市化由来已久，乃至丧失了对前工业化时代真实乡村生活记忆的社会中才可能存在。这种真实的生活场景是简·奥斯汀笔下所有追求继承富有财产的贫穷女主人公们极力避免的，即便这种追求不是为了她们自己，也很可能是为了后代——他们生活在条件艰苦、经济下行、社会流动性弱且享受不到任何福利的世界中。

如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乡村生活与18世纪西班牙或法国的乡村生活相比已大为改观。城市生活也从19世纪常见的悲惨状况（甚至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如此）中走出来，得到明显改善。这一点在伦纳德·伍尔夫（他的妻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气更大）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生于1880年，卒于1969年，一辈子生活在英格兰东南部（但有10年时间担任殖民地斯里兰卡的总督），目睹了当地生活条件的转变。晚年的伍尔夫写道，他震撼于伦敦“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巨大转变”（实际上在他的一生中，英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已实现这种转变），并将之视为“经济和教育取得的奇迹之一”。伍尔夫认为，贫民窟及其“可怕的附属物”已不复存在。到了20世纪中期，那些从未见过19世纪80年代的伦敦的人，压根无法想象彼时生活在“匮乏、肮脏、酒气熏天和粗陋的贫民窟”中的穷人的状况。^[4]

这些变化不仅发生在英国。与伦纳德·伍尔夫一样，但比他晚一年出生在维也纳的回忆录作者斯蒂芬·茨威格，也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些年的生活的惊人改观。电灯照亮了曾经昏暗的街道，更加敞亮和商品品种更加丰富的商店散发着“诱人的光彩”，便捷的电话、各种曾经专为上流社会享受的舒适品及奢侈品现在已进入中产之家。人们不再从井中打水，也不再“费劲地从壁炉中”生火。卫生条件改善了，污秽物减少了，基本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公众的贫困这个终极问题也不再是无法克服的了”。^[5]

在发展中国家最糟糕的贫民窟或者仅存的贫困乡村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悲惨的、物质匮乏的景象。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些景象不过是过往的回忆（如果他们真正经历过的话）。对于一些地方的人而言，这些回忆远在天边；对于另外一些地方的人而言，这些回忆近在眼前。

进入19世纪以来，全球大部分地区的物质条件、营养状况、住房、卫生和教育条件都实现了巨大改善，这显然与经济发展有关，但也与人口发展有关。也就是说，这些改善不仅与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相关，还与人类出生的数量、存活至成人的比例、新生儿存活率、平均寿命，以及各地区和国家或大陆间迁徙的可能性相关。在人口数据，尤其是出生和死亡数据上，可以直观反映出来。

简而言之，与琼·朗博尔德及其1757年出生的不幸的儿子所生活的社会相比，现如今多数人生活的社会，则以婴儿死亡率显著降低、婴幼儿夭折数量显著降低，以及几乎所有出生的婴儿都能存活到成年为标志。当今社会的预期寿命也更长，原因不仅在于婴儿死亡率降低，还在于成年人死亡数量的减少，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能活到数百年前人们不敢想象的寿命。在享受教育和节育工具的情况下，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生养的小孩也比以前少得多。很多女性选择不生育，到19世纪中期，英国很少有女性养育6个或更多的孩子。从琼·朗博尔德生活的时代一直到今天，人口统计学表明人口规模增长迅速。回到18世纪，地球上生活的人数不足10亿。而如今的数字已经超过70亿。正如当今社会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已完全不同于过去一样，人口统计学亦是如此。

1800年左右，从英国、美国和英国治下其他国家发端的人口增长过程，首先影响整个欧洲，然后蔓延至整个世界。非洲大部分地区尚未完成这一转变，但它们正在这条路上快步前进。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如今只有不到6个国家的女性人均生养超过4个孩子，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还是一种全球普遍的现象。此外，除了非洲，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均预期寿命低于60岁，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水平，欧洲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达到。20世纪中期取得的最高水平在几十年后成了全球标准，而几十年前的全球平均水平，如今已成为世界多数地区的最低标准。这一切都经由最基本和最复杂的手段达成，比如勤洗手、优化水源供应、避免受孕、节制生育等基本措施，以及普遍改善医疗卫生和饮食水平等。如果教育没跟上，这些手段就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广。不过有这些最基本但又最关键的措施总比没有强，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要让她们认识生育保健并加以传播和实践。除此以外，从农业到运输等领域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步也得跟上。

长期以来，历史哲学家一直在争论塑造历史事件的根本因素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最为重要，它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大体轮廓（即便忽略具体细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的本质与意识有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偶然性和机遇起主导作用，试图从偶然事件背后找到长时段因素纯属徒劳。历史学家甚至一度认为历史是由“伟人”创造的。前述所有解释路径无一能完全令人满意，也没有哪一种能完全解释历史。横贯时空，人类活动过于庞大和复杂，没有哪个理论能将其完全覆盖。如果我们要理解过去，物质力量、意识、偶然性乃至伟大的个人，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都必须加以通盘考虑。

人口规模在过去的200多年里曾经历了变革，这次变革改变了世界。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权力和经济的巨大转变，而且还改变了个人的生活。具体包括，英国的女性仅在一代人之内便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在成年之前夭折，膝下无子的日本人在自己的公寓里孤独终老，来自非洲的儿童跨过地中海去别的国家寻找机遇。

上述现象中，像英国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等已成历史。其他一些现象，例如日本孤独终老的无子人群和移民欧洲的非洲儿童，则仍与我们密切相关，并且有可能继续发展。人口旋风（demographic whirlwind，不断加快的人口变化速度）在全球不同地方席卷，让这些地方经历了生活方式破旧立新的转变。这是与人口浪潮（human tide，人口的巨大流动）此起彼伏，及其如何对历史进程做出巨大但常常被忽视或低估的贡献相关的故事。

数十亿人的生活已经大为改观，以及世界应该能够供养70亿或者更多人口的事实抵消不了人口故事的阴暗面。西方世界引以为傲，它们创造出让早期世界的人能够存活并且实现物质富足的条件。如果缺少了从药物到肥料，再到肥皂和污水处理系统等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那些批判西方的人也活不到今天，自然也无法过上富足和有教养的生活。然而，这一令人敬畏的成就不应让我们忽视欧洲以外其他人群的边缘化遭遇，以及针对他们制造的种族灭绝。比如，从美洲到塔斯马尼亚的原住民大量灭绝，以及在工业规模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将黑人视为可任意处理的商品。

19世纪，英国人的预期寿命上升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彼时爱尔兰曾遭受的饥荒。20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儿童死亡率下降的确值得庆祝，但这并不能掩盖两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大屠杀的野蛮行径。中东的婴儿死亡率已经下降，这给当地许多国家增加了青年人口，但也造成了不稳定的局面，因为大量无法就业的青年人会转而诉诸原教旨主义和暴力。近些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人口寿命增长，我们在对此感到高兴的同时，也不应忘记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以及此后不久刚果战争造成的可怕伤亡。我们还应考虑到人口增长造成的实际或潜在的环境破坏。人口浪潮的故事不应该是一段“辉格式历史”——描绘出一幅愉悦的、不断取得进步的画卷，在其中，历史进程朝着更加宏伟和光明的方向发展。这在19世纪的英国精英中很常见，当时的英国人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群，如今的人可不这么认为了。

但警告归警告，我们也应恰当地认识到人口数量的巨大增长以及为数十亿人提供生活、医疗保健和教育所代表的伟大成就，这是过去最富有之人都钦羡的。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讲述人口浪潮的故事，但也应该指明它是什么：它无异于人性的胜利。贩运奴隶的船只和毒气室不应被遗忘，但这些恐怖不应让我们无视如下事实，即今天无数像琼·朗博尔德一样的父母，满怀自信而不必担忧孩子的健康。从巴塔哥尼亚到蒙古，数十亿人口都可以满怀憧憬地享受自己的生活。放到比较近的历史背景下看，这些地方实现的富足和寿命延长实在令人激动。人口增长增加了人类的创造力和独创性，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人类取得新的成就——从疫苗到登月，再到民主权利的传播（哪怕还不彻底）。

[1]Hitchcock,p.70.

[2]Sherwood,p.80;本书作者的译文。

[3]Hufton,pp.62–3.

[4]Woolf,pp.57–8.

[5]Zweig,pp.25–6.